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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救劫”母题衍伸出来的西洋文明批判，更是制造了作为异文明的他者，从而彰显了中国宗教文明之清晰的边界，不仅强化了中国本土的“道统”、“政统”意识，而且参与培育了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特别是“救劫经”系列普遍倡导固守中华传统，试图抵制外来文明“狄虏化”中国，以宣扬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而飞鸾扶乩堪称是最为复杂的智力文字游戏或神秘魔法，“训中训”等文字叠加的图案形式，凸显了汉字组合体系中的修饰性和装饰性的魅力，有效地强化了汉字精神世界的包容性和吸聚力，并抢占了精神性知识生产的能力和历史文化的解释权。而作为精神世界载体之汉字系统一直保持其超稳定性，并因其图像性而承载着中国文化最为根本的基因，从而奠定了大规模传播的能力。[14] 值得注意的是，“应世救劫”母题强调了一种进阶性的循环创世论，不免又带有“解放神学”、“过程神学”的色彩，从而吊诡地刺激了庶民社会的革命性、反叛性的力量，构成了此起彼伏的民众精神运动，甚至也可以被利用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精神性控制术，因此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秘密”或“反动”、“巫术”或“封建”。不过，在“救劫”母题的漩涡效应下，济度宗教关于“革命劫”、“赤化劫”、“扫灭劫”等等政治性的预言，[15]从一个面向体现了它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的洞察和参与救度世事的野心。特别是“应世救劫”母题同样蕴含着一种“正统”与“非正统”的价值预设、民族主义与庶民主义的相互纠缠，使得济度宗教运动很容易演变为一种被有效动员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是精神性的排他主义运动，从而“异化”为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集体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称，道门、教门运动就是一场“应世救劫”的精神性运动，道门、教门谱系就是一种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救劫宗教”种类。 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分析近世济度宗教之生长的动力和存续的方式，除了要关注其自身创教体系中的核心“救劫”母题的漩涡效应，以及“礼不往教”（修行）的信仰引力之外，还应关注到具有“陌生人”气质的济度宗教如何“化异乡为故乡”的“宗教迁流模式”。从“内含天下的中国”（生成的漩涡模式）和“外延中国的天下”（传布的迁流模式）的双重视野来看，近世的济度宗教在地理中国、文化中国之不同地方的生长和存续，又总是伴随着信教的陌生人之不断“迁流”异乡的历史进程。侨人、侨士在侨居地进行“开荒引（阐）道”“开荒播种”（道门之说法），随时随地构建立起道（教）门的纲常（信仰体系、神道设教），将外境“过化”为吾境，将他乡“存神”为故乡，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断生长的济度宗教世界。济度宗教在传布上的迁流模式，也是“存神过化”的模式。 济度何在，谁之宗教？以济度宗教为方法，是重建一个关于“中国宗教谱系”的历史论述的渠道。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强调，重思济度宗教运动，也是重思历史中国何以持续，重思中国文明何以持续。 作者：陈进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