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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古三代，学在王官，巫史掌握了占筮的解释权。当时的巫史，是学术精英，地位很高，是高级知识分子。古代帝王专制，“朕即国家”，谁人能制？帝王自称天子，代天行事，所以只有“天”才能对帝王行为有所警示约束。而巫史占筮问卦，沟通天人，并以此来影响帝王意志及国事决策。《尚书》保存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官方文件，其《洪范》明确说明，当时参与国事决策的主要有四种人：一是代天行事的天子，一是代表奴隶主贵族权益的卿士百官，一是庶民(相当于自由民)，一是掌控占筮问卦的巫史。在决策过程中，如果四种人意见不一，又将何去何从呢？《洪范》规定：“汝(按：指天子)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从，赞同；逆，反对。)文件把决策过程中三种不同情况中四种人的争论和较量，指述得很清楚。在国家决策中，巫史的占筮问卦，因是代天传言，因而与天子发言一样具有某种权威性。因此，无论是天子或卿士、庶民，都会主动争取巫史的支持，于此可见巫史占筮的重要性。巫史若思想反动，必然逢迎帝王，为其独裁统治推波助澜；反之，若巫史思想进步，则可协助明君改革，或借天来伸张民意，限制君权，防止独裁以清明政治。因此，只要古代巫史思想开明，则其占筮问卦，可在迷信的形式之中，寓有一定的积极因素。这与今天那些瞄准人们钱袋的所谓“《周易》预测术”者大异旨趣。 《周易》四大功能及其百科知识，因篇幅所限，难以尽述，但仅就其“尚变”的哲学功能而言，于思想学术发展大有裨益。《易》有阴阳之道、八卦、六十四卦诸项，它以卦爻符号及其卦爻辞，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文化象征殿堂。一旦揭开其神秘外衣，则其思想体系，启迪后人，惠泽千秋万代。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概括地说：“《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人们因此称“《易经》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也就是说，《周易》以其独特的符号象征体系，向后代人类子孙，描述了中华古人对于宇宙奥秘和生命密码的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首先，影响最大的是其阴阳矛盾观念。古人以一画(一)符号象征阳，以二断(--)符号象征阴，明白无误地构成了阴阳矛盾变化的文化观念。《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周易》理论体系的核心纲领。阴阳之道，无形无迹，但却无所不在，其他如八卦、六十四卦等范畴均围绕阴阳矛盾对立的观念来展开。如天地、乾坤、男女、父母、雌雄、昼夜、冷热、春夏与秋冬、升降、出入、生死等，甚至连树叶向背，也有阴阳之别。如果没有阴阳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世界就会因失去生命源泉而死亡。 其次，肇源于阴阳矛盾观念，《周易》具有朴素而丰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内在的矛盾运动。而《周易》的思维方法，是一个以感悟为特色，在对事物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承认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进一步确认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同时又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相互转化。比如天地、男女，没有地，岂有天？没有女，岂有男？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运动变化。六十四卦中有所谓正对卦、反对卦，如《泰》卦()与《否》卦()，卦爻之象相反，《泰》象征安吉通泰，《否》象征否塞多灾，彼此矛盾对立，但又相互依存而转化，乐极生悲，由《泰》化《否》；否极泰来，脱《否》转《泰》，矛盾运动，生生不息，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仅如此，《周易》更指出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阶段性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按照卦序，《既济》()与《未济》()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二卦。《既济》象征已经安全渡河，事业成功；《未济》象征尚未涉险渡河，事业未成。按常理应是《既济》到最后一卦。但《周易》作者却置《未济》为最后一卦。此卦序排列自有辩证法，《未济》后于《既济》的卦序显示，象征事业成功的《既济》卦，只是取得阶段性的暂时胜利，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应该再次卷起裤腿，准备重新涉险渡河，开始新的征途。这说明了矛盾运动，辩证发展，旧阶段虽然完成，但新阶段的长征却又开始，人们在高歌猛进而自强不息的矛盾运动中，又继续前进，并上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显示，运动变化永无止息。这就是《周易》重“变”的辩证法，它启迪人们，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永无止境。蒋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