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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漱溟论人生》一书中，梁先生将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作为三种路向的比喻，认为印度文化的路向是“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最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是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印度文化为什么会是“最违背生活本性”、“只想从根本上取消问题”呢？这与和他们认识方式中的因明精神有着很大的关系，印度哲学中关于“存在”的哲学命题经过了从有到无最终以“本无”为最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其实与因明思想本身的发展更是离不开，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试图论述的重点。 因明是一种沉着凝练、精确清澈的智慧。因为因明通过宗因喻三支的推理过程，也就是一个追求真理、辨别事实真相、从而令人得到决定的见解、开发正智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使人的思想逐渐得到升华，渐渐地趋入冷静、理性、稳重和清晰，由此而得到的智慧是一种经过提炼的、精确的、剔透的、深邃的、可靠的智慧。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因明的精神就是：求真、求实、求慧。它具有条理性、系统性、严谨性、精确性、穿透性等特征。它的作用是：不仅能够通过事物的表象了解其作为本质的内在，还能够检验认识自身的正确性，使对认识的认知更为彻底。因明精神是一种关于具理反思的思维形式，这种精神在印度哲学中的表现在其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文化精神的自反势用、出世势用强盛时，就决定了印度哲学家的思维态度富于反思与否定的精神，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文化“遇到问题他就想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表现出“向后看”而不是随着本性“向前看”的发展势头。印度人的这种自我否定与反思，对于其思想而言，就是其不断去蔽流滞、推陈出新的动力，这种表现为单纯的本质追求的印度思想模式相对而言优于具体化、偶相化的文化思维模式，因为伴随着反思的精神及自我否定，总会不断突破以前被视作本质的东西的偶相性，从而使更内在的东西得以呈现。通过这样一种不断“回返”永无止境的本质追求印度哲学找到了一种作为绝对本质的“本无”，这也是它独异于其它哲学的一个范畴。然而印度人对这一绝对本质的揭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个过程也是因明思想渐趋成熟的发展史，随着因明思想的发展与完善印度哲学对本质也到达了绝对的“本无”，可以说印度哲学的特征及其路向无处不在显示着因明精神。 早在吠陀时期“存在”是纯粹外在的宇宙论的“存在”，后来在奥义书中“存在”被收回到“自我”。这种奥义书中作为直接内在的“自我”又被耆那教、胜论的实在论者所否定，后者把一个更外在的实体性的“自我”理解为存在之究竟真理。在《正理经》中“我”作为一种存在的实体是认识所有事物的主体，是经验一切事物的主体，它认为依靠知觉所无法把握的“我”可以通过欲求、厌恶、有意识的努力、快感、不快感、知识等我爱属性推导出它的存在。数论在反思中，又从实体中发现了意识，并通过一种彻底的二元论，把纯粹意识或精神的领域从外在的自然中区分了出来。尽管吠檀多派、数论派都以反思为基础，但是他们的反思却不是指向思维本身，只是揭示了精神单纯的澄明性，而忽视了对理性的反思。正理派是第一个实现了对思维自身的反思，最充分地体现印度古代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尽管它由于反思意识的不彻底性，最终也没能说明理性独立于精神自身的外在性。正理派的主张从舍弃“苦”到最终达到“解脱”这一人生目的的实现过程中因明思想是非常重要，因明正理派首次把思维的过程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使得思维形式从思维活动中被分离出来，从思维活动中提炼出严格的推理形式（如古因明的五支论式）。这是有关“存在”本质思考的一次飞跃，这种飞跃具备了这样两种思维态度；一，反思的态度，二，理性思维的态度。而这两种态度都与大乘佛教之印度古哲学派别对于古因明的推崇有着很大的关系。公元前6世纪后，古印度各种哲学思想逐日兴起，各派别为驳斥他派的观点，宣说自派的合理性，经常互相訾议，论争责难，经年累月，逐渐形成一种获得公理意义的逻辑格式和辩论法则。这种推理理论产生的具体年代已经难以考究，但根据藏文典籍记载，可追溯到远古顺世派世间足目仙人。觉尼版《甘珠尔目录》中说：“远古有仙人普日布造‘无前生后世论’，后由世间目仙人依此论造‘断见论’，此为推论断见之肇端”贡珠元丹嘉措说：“外道鼻祖洲生造《推理论》后足目造《推论十六句义》，此等皆早于佛典经论。”窥基大师说：“劫初足目，创标真似”。早期印度哲学派别中形成以数论、胜论、吠陀、颗体和顺世等推论五派。剧宗林在《藏传佛教因明史略》中说：“正理是公元二、三世纪时尼耶也祖师足目对自己哲学体系总称，意谓正确认知，包括正确直观和正确推理”。 印度哲学到了后期的大乘佛教，开始更多的运用因明思想来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对“存在”的本质提出了“本无”的学说体系，至此印度哲学对“存在”的定义达到了巅峰。大乘佛教非常重视因明大乘佛教“本无”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这种思想具有更加严谨的因明逻辑，它的出现无情地批判了数论瑜伽元论哲学当中作为意识实体的纯粹“自我”的封闭性和晚期奥义书、《薄伽梵歌》的精神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本体的“大我”概念的虚假性，从而展开了一个彻底“无我”空虚寂灭的本无境界。印度哲学史上第一次达到了以“本无”为存在论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本无”相对于各种存在论的“有”而存在。印度哲学中关于本质的一再反思终于达到了最彻底的程度，“本无”成为了印度哲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大乘佛教的“本无”其主旨在于破“我执”，既破部派佛教的“法我执”也破外道的“人我执”，无论是破除“我执”还是建立“本无”整个过程都要依靠因明的思维模式及其推理规则。为他比量方面通过归纳、类比格按照因明的规则来推理，具体考证承许、立宗，在此基础上破除他宗的错识观点并宣说建立自宗的合理性，为自比量中，按照因明的义理具体分析各种事物在其本质上关系的相违、相属，从而得出符合教理的认识，如得出自我、外境具无真实存在的结论。具体来看，小乘的破法主要立足于“分析空”认为人我是由五蕴和合而成所以是假立的，但是小乘看来五蕴是有的既“执蕴为有”。这种关于“存在”的“本无”并不是最彻底的，势必要被因明精神所否定。后来大乘佛教在因明精神的指导下对此提出了挑战，大乘根据因明当中的因果关系得出诸法本来就是空无的不仅“人我”是空无的，并且组成“人我”的“五蕴”都是空的，从而提出了“法我空”的观点，理由是依据因明事物处在因果关系当中，每一个事物都可细分至极微和刹那，作为极微和刹那本身无一例外的都处在不断即存即灭的流续当中，由此决定了因存在时果并不存在，而果在时因早已不在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因果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相依缘起的存在，其本质是“假有”正是因为假有才能是性空“本无”才能作为存的本质存在。佛教认为，关于认识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因（即理由或根据或知识来源）的明了无误。在运用因明发展“本无”的存在观的同时，古印度因明也被佛教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改造，公元前500年前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为了对付外道学说佛陀不但大量运用逻辑正理的词语规律，而且教诲弟子学习因理学说。佛于《大方便佛说报恩经》中特意教导：“诸菩萨要寻求因明，如实认知妙言与邪说，破除敌论，使其皈依佛法，已信者更具进增。”“因明”一词是世亲大师在《瑜伽师地论》中改称“正理”为因明的。佛祖要众弟子寻求因明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子掌握此（正理）的推理理论和辩论法则，正确辨识真理和谬论，精通立破方法，破除敌论，扩大队伍。可以说大乘佛教关于“本无”思想的提出与因明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以“本无”的存在论独异于世界文化的印度哲学之形成更是离不开因明思想。作者：周拉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