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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想的超越 创造必定已是超越。但在这一节，我还想从国际层面来表明费孝通促成的儒家思想的超越。 首先，由于对中国经验材料的系统分析和现代社会科学表述，因此费孝通实际上扩展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对话空间。费孝通的许多具体分析都隐含了对教义化的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温和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在一种智识的层面。因此，费孝通使儒家的思想实践不限于国际汉学界或儒学界；他创造了儒家思想论战的新对手，因此也就创造了儒家思想同其他文明对话的更大空间和可能。 例如，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24]费孝通解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但更重要的是，他颠覆了通过文化启蒙改造社会的幻想。这种幻想曾经而且至今仍颇为普遍（想想“知识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但它完全建立在一系列缺乏经验根据的假定上：知识可以完全独立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知识表现为文字因此是识字者的专利，以及识字者可以启蒙等等。费孝通先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展示了，知识总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任何正常人都有知识，不必定附着于文字，因此每个人都只具有知识的比较优势等等。费孝通隐含的结论是，必须首先改变生产方式，否则仅仅文字下乡无法改变乡土中国，而且文字也不会扎根农村。经验证据一再支持了费孝通的判断。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更痛心地指出，在传统中国，出身乡土的儒家士大夫即使中了科举，在外任职多年，最后还是会叶落归根，兴办乡学，会在某种程度上回报乡村，维护了传统乡土中国的生态平衡；而现代文字下乡的结果之一却是一个“损蚀冲洗下的乡土”：虽然便利了一批批农家子弟进入了城市，但数年之后，他/她们就成了“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25]不仅因为城市的富裕和情趣的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学到的知识于乡土中国大致无关。知识也许改变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但并没有改变乡土的命运。但费孝通先生不只是感叹，他是在思考改造乡土中国的新出路；但在智识上，他也是在挑战直到今天仍颇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启蒙哲学的话语。 在“无讼”一文中，费孝通通过一个简单的个案——某人因妻子偷人打伤奸夫、奸夫告前者殴伤[26]——就提出了一系列抽象意识形态化的基于个人权利的法治话语和实践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礼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治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法律移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等等。这个例子高度具体化了“礼治”与法治遭遇的现实情景，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惊醒作用。 第二，费孝通晚年还有另一种超越。这固然可以解说为费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但我更倾向于视为只有在费孝通晚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才使费先生有可能、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一种空想。 这些思考集中表现在费孝通晚年的一系列学术短文和学术反思，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林片思》。这篇文章不仅因为引发费先生思考的地点或触媒使费同儒家传统在空间和文化符号上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思考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同儒家传统联系起来了。 文章的核心是关心未来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费先生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的心态问题。他说， “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27] 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个新孔子只有“在争论中才能筛洗出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认为“在这种共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因为“中国的土地养育了五十个世纪的人。……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二十一世纪作出贡献”。 这段文字写在1992年6月。在国内，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全面推进，有多少学人正纷纷“下海”，关心如何先富起来，而费孝通先生却提出了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处理国际之间的问题，提出了环境和能源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显然具有一种超越其所处具体社会和思想环境的眼光。而在国际上，也是直到一年之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才提出了“文明的冲突”问题；[28]而这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及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还有，当时正是冷战刚刚结束，美国独霸天下，不可一世，费孝通却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而后来随着欧盟（1993年）的正式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俄罗斯的经济恢复，世贸组织的成立（1994年），恐怖主义，“朝核”“伊核”问题，大国（地区）之间不断的贸易纠纷，今天的世界格局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足以展示费孝通的思考和判断在中国和世界学人中具有的先锋性，但更重要的是超越性。 也许有人想，而且也确实可以，把费孝通的这种思考放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传统中来分析。这种分析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新加坡也很受儒家思想影响，许多学者甚至认为香港和台湾地区保留的儒家人文传统比大陆地区更多，但只要看看台湾部分人的折腾，不仅有民进党的族群排斥，而且有马英九先生的小心翼翼，谁敢说表面上的儒家痕迹多少、甚至人格的“儒”雅就会导致这种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文化其实需要一个大国作为社会背景。或许只有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大国思想者才会这样提出，也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才会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费孝通与亨廷顿的思考方式）。在一个小国，一个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或是一个强大的甚或独霸的大国，或是一个没有久远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或民族，都很难想象有一个当时已经80多岁的老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会如此沉着、安详思考人类即将到来的问题，这是非宗教的，是务实冷静但不冷漠的思考。即使费孝通先生没有甚或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些未来人类的心态问题，但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脉相承的孔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事实上，晚年的费孝通确实日益关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经验和实践。“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 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的东西， 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 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 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 让大家懂得， 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