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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从事哲学研究便是坐而论道。然而，近年来在分析哲学的传统内却出现了一个叫做“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新运动。一群年轻的哲学家开始脱离圈椅，走出书斋，像科学家那样运用真实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普通人对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日常看法。这一新现象已经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也值得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关注。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 哲学家做实验吗？倘若“思想实验”也算作实验的话，那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我们明白，哲学家们喜欢并善于做的思想实验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而只是凭借想象力展开的特殊思维过程，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依赖于个人的直觉。但问题在于：哲学家的直觉是否一定可靠? 大约自本世纪初起，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一群分析哲学传统内的年轻教授和博士生开始注意到，以往的哲学论证中，哲学家们从思想实验或特殊事例所获得的直觉并不见得一定是可靠的。通常，某位哲学家提出一种假想的情形，然后便作出如下形式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断言……。然而，他或她几乎不去询问普通人对这种情形的真实反应究竟如何。鉴于此，这些年轻的哲学家试图运用真实实验来检验那些凭直觉产生的主张。至今，这种方法已经用于研究关于指称的直觉、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直觉以及因果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所获得的结果有些令人惊讶：许多直觉上认为理所当然的主张遭到了经验的反驳。 下面举一个语言哲学中较早做过的实验例子。在当代分析哲学中，一个诉诸直觉的很有影响的事例是克里普克所虚构的关于哥德尔与施密特的故事。 假设哥德尔事实上不是哥德尔定理的作者。一个叫施密特的人实际做了这项工作，而他的朋友哥德尔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这份手稿，于是它便归于了哥德尔。从当下的观点（即流行的“摹状词”理论）看来，当我们普通人使用名字“哥德尔”时，他实际所意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施密特是惟一满足发现“算术的不完全性定理的人”这一摹状词的那个人。1 通常认定：这个故事的读者几乎普遍同意“哥德尔”一词事实上并不指称施密特，所以，任何声称施密特是“歌德尔”的指称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2 然而，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是：是否每个人都共享上述直觉？ 或它仅仅为通常阅读英美哲学的那类人所共享？ 对此，麦谢利（E. Machery）等人作了实验研究。参与实验的被试是一组美国大学生和一组香港大学生。把上面的故事分别告诉这两组大学生，结果美国的大学生多数分享了分析哲学家的直觉（即上述认定）；而香港大学生的反应模式却颇为不同：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哥德尔”一词的确指称施密特。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中所做的其他类似实验也表明，亚洲人与英美人并不共享哲学理论所基于的许多直觉。3 最近几年来，从事实验哲学的人数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哲学系里。比如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拉特格斯大学等学府里，目前均有做哲学实验的哲学家，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团队。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实验哲学的倡导者或研究小组。这场实验哲学运动也得到了我国一些年轻哲学工作者的响应，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朱菁教授率先在国内展开了有关的研究，并已经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7 年夏季，在澳大利亚召开了首次有关实验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国际性小型研讨会；之后，各种实验哲学的会议和论坛不断在世界各地举行。另外，实验哲学学会、专门网站和在线期刊也已经创立。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5 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实验哲学》一书。这是一本反映前些年实验哲学主要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在书的开头，实验哲学的两位主要推动者诺贝（J. Knobe）和尼科尔斯（S. Nichols）共同发表了一份“实验哲学宣言”，其中对实验哲学的宗旨、意义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作了阐述，并就针对实验哲学所出现的一些异议进行了反驳或澄清。5 从较长一点的时间跨度看，该书也许可作为实验哲学兴起的一个标志。 二、实验哲学的成因和作用 这里，我们简要剖析一下实验哲学得以兴起的主要原因。从分析哲学传统的内部来看，这场新运动实际上是由概念分析方法的局限所导致的。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过，在早期，科学所打上的哲学烙印还是清晰可见：当时她也被称作“实验哲学”。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她在人类文化中占据了最强势的地位，原有的那些哲学烙印渐渐消退，同时也导致哲学的领地日益缩小。虽然一直有喜好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不甘于这种“世道”的变迁，坚持通过沉思来把握整个世界或终极存在，但20 世纪初在哲学内部出现的反叛运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则把这种努力定性为是认识上无意义的，结果出现了日后在英美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对科学或日常概念进行逻辑和意义分析，来澄清或消解科学基础、日常思维中的概念问题和各种哲学争论。然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对于这种概念分析的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个似乎不争的事实是，哲学（包括形而上学）中各种传统的问题和争论并没有因概念分析方法的运用而减少多少。而且从根本上说，分析哲学家依然是将坐在“圈椅上沉思”作为从事哲学活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无可否认，这种坐而论道的方式曾拥有辉煌的历史，但它的有效性实际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原因之一就在于：不仅我们生活和面对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复杂世界，而且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概念体系同样也是复杂多变的，故不借助外在的物质手段或经验，单凭有限的想象和推理往往难以把握事物或概念系统的复杂性。加之，分析哲学由于越来越专注于细节的技术性分析变得日益抽象，结果远离了人们的科学实践和生活实际。鉴于这样的情况，为了哲学的生存和发展，有必要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而实验哲学正是对这一需求的积极响应。 从分析哲学的外部看，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促使哲学家展开经验导向的研究或重视经验的发现。传统上，哲学的很大一部分是探究属于人自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心智、意识和行动的本性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知识的性质、来源和效用，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等等。但是，随着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原本尚留给哲学家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也成了科学所探究的对象。显然，当代的哲学家不可能对以人的心智和行动作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不问不闻，也不太可能对不断获得的经验发现无动于衷，否则只能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哲学家可以采用一种更为积极的响应方式，那就是借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直接获取必要的经验，以帮助进行概念分析或提出新的问题和理论。可以说，实验哲学的兴起正是这种积极响应的体现。 在此，容易产生的疑问是，如果哲学家也运用实验方法来收集经验证据，那么哲学岂不也变成了经验科学？ 诚然，从实验的设计和实施的方式看，如今哲学家所做的哲学实验与心理学家所做的心理实验十分相似甚至相同。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把实验哲学看作是哲学与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之间的交叉学科。不过，哲学实验是由哲学家来设计和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以某种方式检验哲学的理论和直觉，或提出新的哲学问题。因此，这样的经验研究不应与哲学发生“分岔”，而应努力保持与当前的哲学研究相接触。 更进一步的疑问是，在典型的哲学实验中，所收集到的证据是普通人持有的各种直觉的统计分布，但哲学的理论并不是针对大众的直觉，而是关于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而这些关于直觉的百分比信息何以能成为我们接受或拒绝一个特殊哲学观点的理由？ 况且，哲学的探究通常并非是为了获得与大众的看法相一致的观点，而恰恰是为了指出或纠正那些流行的谬误。由此看来，哲学实验的结果要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不太可能与自然科学中实验结果所起的作用一样。据此，诺贝和尼科尔斯认为，哲学实验的结果对于哲学理论或观点的影响是间接的，就是说，“统计信息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去获得某些其他事实，而这些其他事实转而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6。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发现哲学实验的一些更为直接和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如果哲学理论或某个哲学主张对人的行为作出判断或解释，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直觉上，而应当接受经验的检验。但能这样做的前提是理论或断言本身是可检验的，这就迫使理论具有明晰性和内在一致性。还有，在哲学研究中引进像真实实验这样的经验方法，一方面可以提供有关问题的新数据，另一方面也能改变我们原有的观念，以便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从而推动哲学事业的发展。例如，假设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该为他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负责吗？ 许多哲学家曾这样认为：当然，正常的人都会说“不”。然而，新近的实验哲学已经表明，普通的正常人对此的回答却是“不一定”。究竟是“不”还是“是”与行为者所处的情景有关，也与接受询问的人所具有的道德准则相联系。7 这表明，以往哲学家所持有的这一信念并没有得到常识的确认，因而要求我们对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