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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是由于儒学具有“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的内在资源，具有兼容性的特征，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儒者往往能够在不丧失儒家身份的情况下充分参与到其他的宗教传统之中。这一点，同样在明代的阳明学者那里有充分的体现。如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1547-1629）、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1547-1599）、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1536-1608）、李贽等人，都是往来于儒释道三教之中的表表者。而当时居士佛教的盛行，道教养生术的广泛流传，在相当程度上都包含着许多儒者多元宗教参与的成分。在如今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交往互动的日益密切，多元宗教参与（multiple religions participation）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何看待多元宗教参与的现象，探讨其中所关涉的理论课题，成为当今宗教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阳明学者参与不同宗教传统的丰富经验，既然早已使多元宗教参与成为历史的现实，自然可以为当今全球范围内多元宗教参与的问题提供实践上的借鉴。杜维明先生晚近在代表儒家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对话时提出的“儒家式的基督徒”如何可能的问题，其实不妨可以视为阳明学者多元宗教观与多元宗教参与经验在当代的进一步扩展。而随着全球各种宗教交往互动的日益紧密，现代儒者的多元宗教参与也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我们从儒家传统中发掘出“理一分殊”的多元宗教观和多元宗教参与的实践经验做出回应，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传统缺乏相应的资源。在一定意义上，其他宗教传统中都多少可以发现“差异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这种观念。[22]但是，对于化解当今全球范围的宗教冲突而言，如果说需要以既肯定差异又肯定统一并且鼓励不同宗教间的交往互动方不失为上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儒家“理一分殊”的多元宗教观和多元宗教参与的实践的确对此有较为深入与广泛的探讨，有较为丰厚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这种资源值得我们重视，而经过进一步创造性的阐发，相信可以为全球宗教冲突的化解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社会学从人类互动意义增强的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即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最后形成全球性的联系，这个过程叫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将全球化定义为英国资本中心出现之后，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 [2] 如曾获美国经济学杰出著作奖的威廉姆森和欧饶克的《全球化与历史》一书，就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全球化。 [3] 参见庞朴：“全球化与化全球”，《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76-77。 [4]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页92-93。 [5] 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第47页。 [6] 这句话是孔汉思1989年2月巴黎“世界宗教与人权”会议上宣读论文的题目，代表了孔汉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如今得到了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参与者们的普遍认同。 [7] 戴维·赫尔德（David Herd）等人曾经以对全球化的存在和前途的态度为标准，将目前西方全球化的理论划分为三大类：极端全球主义者（hyperglobalizers）、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transformationalists）。极端全球主义者的代表如《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作者福山，他们认为全球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各种传统的制度和体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市场则成为决定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变革论者如吉登斯、贝克等人，多来自社会学领域，他们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源于西方的社会变革过程，该过程同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怀疑论者的代表有汤普森、赫斯特、韦斯等人，他们力图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证明全球主义对全球化的判断犯了夸大事实和有意误导公众的错误。具体说明参见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199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 譬如，1970年，在日本京都召开过“宗教与和平的世界”会议；1989年，在巴黎举办了联合国支持召开的“世界宗教与人权”会议；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纪念1893年“世界宗教会议”的纪念大会；1997年3月和12月，分别在巴黎和意大利的拿波里举办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两次“世界伦理会议”。1997年欧洲出现了一份以对话为目标的新学报，名字就叫《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而该学报第3期（2000）以“信仰的新宇宙”（the new universe of faiths）为题，就是一个宗教比较与对话的专辑。如今，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宗教对话活动已是不胜枚举。 [9] 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其实都属于亚伯拉罕信仰传统，属于同一根源的启示宗教。公元622年伊斯兰将圣地由耶路撒冷迁往麦加并改向供奉黑石的神庙卡巴（Ka’ba）祈祷，其实并不意味放弃亚伯拉罕信仰传统。自始至终，古兰经都是上帝的启示而决非穆罕默德的意旨。 [10] 以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为例，迄今为止，在Berkeley，香港等地已经召开过五次对话性的国际会议。 [11] 参见彭国翔：“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21世纪的儒学”，《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页98-104。该文亦见《中国儒学年鉴》2001年创刊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页30-34。 [12] 本文的基督教取其广义，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狭义的基督教）。基督教在唐代已传入中国，称为景教，但未成气候。有关景教的情况，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13] 朱子本人对佛道二教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也表示欣赏。甚至连被作为宋明儒学先声、排佛甚严的韩愈，也为佛教人士不染世累的精神气象所折服。 [14] 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王阳明的活动主要在正德年间与嘉靖初年，王龙溪的活动主要在嘉靖、隆庆年间以及万历初年，焦弱侯的活动则主要在万历中后期。如果说从正德年间到嘉靖初年是阳明学的兴起时期，从嘉靖经隆庆到万历初年是阳明学的全盛期，万历中后期至明末是阳明学衰落期的话，那么，这三人的活动时间恰好覆盖了阳明学从兴起到全盛再到衰落的整个时段。另外，作为阳明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对于阳明学兴起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而对于阳明学的全盛期和衰落期来说，王龙溪与焦弱侯又分别可以作为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