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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祭祀活动沿袭商周之制，祭天地，祭祖先，祭鬼神，凡遇重大活动都有祭祀性仪式，一般官宦人家都有祭祖的习俗。孔子死后，众弟子皆庐守墓服丧三年后，纷纷离去，唯独学生子贡又“滥独居三年始归”。 当时子贡的庐屋状况已经无从可考，只能从《史记》《兖州志·历代褒崇孔圣典礼》和《孔子圣绩图》中略知一二。其实子贡所搭祭孔庐屋，在当时来说，也具有今天人们所认为的“庙”的部分功能。明嘉靖二年（1523年），御史陈凤梧乃在相传子贡所搭庐屋处，即今天曲阜孔林中的孔子墓西侧，盖起了面阔三间的“庐墓堂”。并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此外，据记载，孔子死后，其“弟子于冢前以瓴壁为坛，方六尺”此坛也可以算是一个祭祀性建筑。该建筑在东汉时始易之以石，至唐代则易以封禅石坛，在明万历年间被皇家敕建为今天仍然称之为的“享殿”。现存于孔林中的享殿是清雍正年间重建。享殿面阔五间，黄脊绿瓦，朱栏红柱。该建筑和孔子冢前的“庐墓堂”一亲，原来均为民间普通老百姓所始建的纪念性、祭祀用建筑。 可见，鲁哀公在陬邑以孔子故宅所建立的祭祀性或纪念性祭孔专用建筑，孔子门徒设立的“庐墓堂”、“瓴壁”等纪念性建筑，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孔子的推崇至少代表了上自官僚、下到平民中一部分人的意愿。在诸侯争霸，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其政权，孔子所推崇的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对于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也许是统治者设立祭孔建筑的最主要的原因。通过平民祭祀孔子，是为使老百姓不要犯上作乱，营造克已复礼、安定团结的和谐政治气氛。尽管陬邑的“庙屋三间”不合乎当时的礼制，但是由于统治者所倡导，上层社会逐渐默认，所以祭祀子的活动被流传了下去。至于平民祭祀孔子，其大多与孔子所推行的“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忠义、孝悌等家庭教育观念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认同有关。总之，孔庙建筑载体的产生，符合了当时政治社会生活的需要，只不过是通过祭祀性活动表现出来。皇家及社会各界的祭孔活动就有了专用场所。《兖州志·历代褒崇孔圣典礼》对此写道：“立庙置守，岁时奉祀基此。”这表明了“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也，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尽管战乱，孔子的学说仍然被他的弟子继承下来了。韩非子曾经说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东正氏之儒”，儒家学说由此形成。于是，纪念孔子的活动，贯穿于孔子学说的讨论之中，并且沿袭下支。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其矛头直接对准儒家学说，使儒家经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都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周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秦始皇对于儒家学说予以全盘否定。有两人以上敢谈论《诗》《书》处死，借古非今的灭族。接到命令30日内不烧毁儒家之书的，处以鲸刑。尽管如此，孔子的九代孙孔鲋暗将《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孝经》等典籍藏于孔子庙的夹墙中，50年后被人发现时，这些书简已经难得的珍品了。 汉初，统治者意识到“以马上得天下，而不能以马球上治之”，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写到的那样：“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夺取政权以后，要巩固政权必须向老百姓施以“仁义”，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社会经济的好转，上层统治者为了社会的稳定，极力推崇儒术，因秦始皇焚书坑儒曾一度中断的崇孔活动，以及诸子百家的争鸣又兴盛起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于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刘邦在回京师长安的路上，专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礼仪祭孔，刘邦由一个蔑视儒学的官僚，转变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祭 由此而来，鲁城简陋的三间“庙屋”，已满足不了皇家祭孔活动的需要，隆重的祭孔礼仪，也需要一定规格的祭孔建筑。因此，对三间庙屋的包装，对孔子的追封，对孔子后裔的礼遇，对祭祀活动的隆重安排，对孔庙的管理，被统治者提上了议事日程。据记载，元帝初，诏太师褒成宣尼公，赐谥从此开始。光武帝破董宪，返回时，派大司空用太牢去曲阜祭祀孔子，为皇帝派遣特使祭祀孔子开了先例。汉明帝东巡时，其子章帝到曲阜孔庙祭祀，并祭祀了孔子及其得意门徒。还优礼圣裔，用礼乐讲学。皇帝在孔庙讲学，使孔庙又具有学校的功能。上层人物的频繁祭孔活动，使得建立一定规模的祭孔专用庙堂显得必要。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桓帝下诏，修建孔庙，并“置山卒百产，使掌礼器，出天府线，给大官洒，直河南尹给牛羊豕各一，大司家给粟，春秋享祀”，并命令孔和为守庙官，立碑于庙，记之。守庙官的确立，表明孔庙的管理由孔子后裔的个人行为改变为统治者行为。这为以后孔庙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孔庙的功能由此明确，春秋的祭祀活动被固定下来。建宁元年（168年），曲阜所在的鲁国开始拨款修整孔庙，修补围墙，疏通排水沟，从此以后，修治孔庙便已形成，并已胡一定的规模，内有殿堂、祭器、供祀牌位。有的地方已经有了孔子画像。《后汉书》记载，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在鸿都门图画孔子及七十七贤的画像。这时，“郡国往往有夫子庙”，一些郡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学校功能的孔子祭祀场地，或者在学校中专辟祭孔场地。不过其规模是很小的。 蜀汉成都的文翁石室就是其中之一。文翁生平并不清楚，只知姓文，名觉，字促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人。汉景帝末年在任蜀郡守。在了解蜀都全面情况后，深感蜀地经济虽胜，但文化不昌。文翁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包括从郡县小吏中选拔“开明有才者”送到首都长 在此期间，鲁城以外地区，也有孔子庙产生。至今仍然保存的郑州文庙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现今虽然不见当年的规模，但从其基本格局可以窥见一斑。《郑县志》记载，文庙屡毁屡建，始终在旧址挺立。其中较大的一次仿原貌重建，是在元顺帝至正六年（1364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郑州文庙再遭大火，毁坏殆尽。于是“部议重修，按亩捐款，土木大兴，岁两度始克告成”。这是史料记载中郑州文庙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重建。元代的郑州文庙，规模最大，当时占地区冲突37亩，有五进院落，东本配房200间。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 从鲁哀公在陬邑设庙祭孔，到汉桓帝下诏修建孔庙，孔庙由孔子的故宅发展到专用祭祀庙宇以及孔门弟子在孔子墓前设立的“庐墓堂”、“瓴壁”祭坛等祭孔建筑。这段历史表明，由于上层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独尊，并且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认同，随着对孔子的祭祀活动的需要，尤其是皇家祭孔的需要，促进了专用祭祀孔庙的建立，在利用孔庙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使得孔庙开始向全国逐步发展。《版权属于中国国学网，若要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