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8×8之寓意八览结构可用“8×8”来表示。对于这一数字形式之寓意，有关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认为八览之八，喻指八方。如徐复观称“八览云者，乃极八方之观览”[22]；杨希枚认为八览“象地数”，隐寓“八极、八表、八伭之类的宇宙观思想”[23]。其二、认为八览取法八卦之数。洪家义、吕艺、蔡艳等持此见[24]。吕艺进而称：“‘八'这个数字自八卦始创之日，就与人事关连”，“八览以八与八组合而‘中审之人'”[25]。 八览总篇数共八八六十四（今佚一篇），与《周易》六十四卦之数合。《易》筮盛行于两周，西周彝器上或刻有表示筮占结果的数字组合，《左传》中有不少用《易》占卜的故事和对占筮结果的解说，即是明证。孔子之后，《易》为儒家六艺之一，研习转精，而《易》作为宗周旧籍，在非儒家的战国学者那里，也是很受重视的。吕不韦及其门下宾客，对《易》及其数字系统应该很熟悉。《吕氏春秋》中有三处直接引用《易》经经文[26]，因而他们在确定八览八八六十四这一数字形式时，不会想不到《易》的八八六十四卦，或许也有一点与之比附的意图。八卦相重，可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27]。八览篇数结构如此安排，大约也有极物之变化的用意。 不过，在古代中国，神秘数字“8”更普遍、根本的寓意，是隐指向四面八方展延之“地”[28]。《管子·五行》称“地理以八制”。在《易》传中，“8”为地之极数。古人在谈论地之极广极远以至杳冥不可考的远方时，率用“八ⅹ”这一固定格式。如《淮南子·坠形训》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八纮之外，乃有八极”。其他如“八荒”、“八冥”、“八漠”、“八虚”等词，都表现了八与地的关系。“8”为地数这一象征意义，浑涵包容，其他与“8”有关的象征、习语，都是植根于这一根本观念之上或受到此观念的渗透、影响[29]。吕艺文中引用过的《汉书·律历志》中一段文字，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30]。 “8”喻指“地”，在古人的观念里，天道圜，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31]，故本为“地”之象征的“8”，又引申出了臣道、治术之寓意。《尚书·洪范》称治理国家有“八政”[32]。而在《周礼》中，“8”寓指具体的治术这一点尤为突出：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吕氏春秋·八览》纵论统治之术而以“八”为序，其内容与《周礼·太宰》之“八法”、“八则”、“八柄”、“八统”颇可相通，两相对照，似能说明八览偏重臣道、推究治术之用意。《管子·幼官》有一句话，“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正可为八览之注脚。 本文前面在讨论八览的内容与结构时已经指出，八览首篇《有始》有总摄八览，甚至统贯全书之意义。《有始》文中遍说九野、九州、九山、九塞、九薮、九风、六川等地象，看似难以理解，但若从“8”为地数，八览表地这个角度来看，就豁然开通了，《有始》遍说地象，正体现着八览极八方之观览，隐寓治术万端之命意。 四、6×6之寓意“12”与“8”两个数字，虽引申出多重象征，但在战国之世都有一个基本的内核，一象天道，一为地数，数字“5”涵义稍杂，但在战国后期主要喻指五行，其寓意也相对明确。比较起来，在战国秦汉之时，数字“6”蕴义最为复杂。 “6”的神秘性大约有两个来源： 其一，“6”最根本的寓意当是用来表示天地四方，即六合。这应是随着古代中国人宇宙空间意识的成形而出现的。《荀子·儒效》曰：“宇中六指谓之极”。《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在战国时期，学者常利用“6”的这一寓意构造新词，以便能更形象地传达出宇宙空间广大峻深无涯无际之意。如《庄子·应帝王》称天地四方为“六极”：“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楚辞·远游》则称之为“六漠”：“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 其二、六爻。《易》一卦六爻，六爻按排列顺序分别象征天地人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但肯定是在“6”象“六合”这一意识熏染之下出现的。在战国时期，这种说法无疑已经成为普遍的观念。《易·系辞下》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之彖、象释卦象、占吉凶，极重视爻位的变化。 在战国秦汉之际人们的观念世界里，“6”同时还是固定的统治秩序之象征，与“人道”密切相连。《管子·五行》称“人道以六制”。《新书》中有一篇《六术》，极言人之活动与“6”的神奇关系：“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依“6”为制，似乎成了调理人道秩序的方便法门。“6”的这一寓意在古代中国的影响，并不比“六合”“六爻”稍逊。中央行政机构依六设置，在古代中国成了一种定数和传统，如周之六卿、唐以后之六部、唐地方衙门之“六曹”、宋地方衙门之“六案”[33]。 “人道六制”观念不知起于何时。上文谈到“6”的神秘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寓指天地四方六方位的六合，一是兼三才而两之的六爻。无论是哪个来源，都隐含着“6”有贯通天地人的神秘特性，这大概就为“人道六制”的观念打下了基础。我们看到，无论是《周礼》中的六卿，还是后代的六部尚书，其执掌多与天地四方附会，而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名目（四时与四方很早便已确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因而，“人道六制”之出现，恐怕与古代中国的天君同道观念密不可分，它体现出早期统治者将自己打扮为宇宙王的意图。虽然后来社会复杂化，政事渐繁，用这种简单的模拟已不足以应付政事，但帝王为六合之主，设官有天地四方之制的观念一直沿袭了下来。尽管后世所称的六官，其职掌与天地四方的关系，仅剩下一些经验性的比附，但这种超稳定的职官结构，显示了早期传统的牢固性。 《吕氏春秋·六论》采用“6×6”形式之寓意，大约正是利用了数字“6”的多重寓意，既象六合，又寓“人道六制”之意。六论内容广泛，而篇首《开春》首先泛言物之相应，显然有究极六合之理的意味。再就六论立论的角度来看，较之十二纪、八览，显然偏重于人（士）的视角。首篇《开春》统贯六论，而举善说之事，与《序意》篇所言“人曰信，信唯听”之意若合符节；六论以《士容论》作结，其侧重人（士）的角度更彰显无遗。整个六论的编排次第与各论之要点，似能符合上引《新书·六术》所说的“德”之“六理”：《开春论》言“道”；《慎行论》论士之“行”，“行”即“德”；《贵直论》涉及到士之“性”，因为《吕氏春秋》是将“直”视为士之“性”；《不苟论》中如《博志》篇，谈到如何做到“神”；《似顺论》辨析是非物理，自然切合“明”义；《士容论》所论，可以视为士之“命”，即士之命定、本份。因为《新书·六术》并未说明“德”之“六理”各有何具体表现，此处所言，仅属推测，不敢说六论的编排必有此意。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六论对“人”的讨论，是主要以“士”为对象，论“人”即是论“士”。 一些学者认为六论在《吕氏春秋》三大组成部分中代表着“下验之地”的方面，其根据有二：一是《汉书·律历志》称“6”为“地之中数”[34]，一是六论末四篇谈农业，寓指“地”。如洪家义称：“六论每论六篇，是符合地之中数的”，“六论以《上农》四篇殿后，明显是与地利相应的”[35]。吕艺认为六论是法地，关键在于最末四篇农学文字，因为农与地相关。他摘取《汉书·律历志》语，力言“6”可配地[36]。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汉书·律历志》中的数字系统，是两汉时人用乐律之数和《易》传之数对各种数量关系进行整合的结果，它对数字神秘性的理解，与战国秦汉之际人的想法已有了很大距离，单凭《汉书·律历志》的说法，不足以说明《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这一点尤应引起论者注意。本文稍后还将讨论这个问题。至于以为《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谈农业而寓“地”之意，其说更不足为据。黄伟龙便指出：“至于六论皆为地之说，尤为难信，洪家义所谓‘地者底也'，故把《上农》四篇放在《吕氏春秋》之末，实《上农》诸篇为农业知识而非地理知识，《吕氏春秋》中地理知识，主要在《有始》一篇，何以不把《有始》放在六论？”[37]黄说甚是。较之农与地，农与人的关系更密切。农是民的职业、身份，《吕氏春秋》中的“民”，显然是指农民，十二纪纪首中的“民事”，都指农事，而《上农》一篇极力陈说务民于农可利国化俗，已点明了编入此四篇的意图，而这应该正是《吕氏春秋》的编者将此四篇连同《士容》、《务大》两篇统一称为《士容论》的原因。六论喻人，这一点殆无可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