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来政权的两种模式 某种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杀，只是四川两千年来外来政权模式的一个必然结局。就像专制主义国家总会发生饥荒一样，专制主义国家也总会发生屠杀。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事实上民主国家也从未发生过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因为民主正是一种根植于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讲述美国政坛秘诀的书，作者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种自下而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义，并不能保证杜绝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但却能彻底化解本土执政者发动大屠杀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张献忠大屠杀，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献贼在成都僭位称帝，建号大顺。一般而言，从流寇变成坐寇后，统治者都会开始一个较为开明和温和的阶段。因为涸泽而渔显然是非理性的。但统治者的理性却不能给民众的安全一个包票。因为献贼大屠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杀模式中，通过屠杀进行暴力威慑，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于是屠城以报复。这是两种常见的情形。张献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时间，随即进行了三日的屠杀。这还可以归入报复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献贼在随后两年中进行反复的屠杀，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尽管张献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清入关后的大势。加上坐寇的理性终敌不过流寇的习气。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成为中国史上与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让的两大民贼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