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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雯鹤 任昭坤先生的《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2003年8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既是《三国演义》研究,同时又是三国研究的重要成果。《三国演义》虽然是小说,但向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1〕之说。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谓其“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2〕。因此,从《三国演义》入手去考察三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一直是三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小说、历史互证,犹如诗、史互证一样,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研究。这种结合性、交叉性研究往往可以突破单学科固有的研究模式,易于形成新的学术见解。可以说,《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才取得了如此丰硕成果的。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优秀的战争历史小说,毫无疑问,书中关于军事历史、军事人物、军事思想、兵器等方面的内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此前《三国演义》的校注者不乏其人,但对这方面的内容往往缺而不论,未免有憾焉。因此,《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的出版,不但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也是对《三国演义》作为军事文学这一本质的回归。 《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改变过去多重一般文字校释的做法,重点校理书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此书在形式上新颖多样,很有特点。全书共120回,每回正文前有“指要”,提示此回的内容要点及战略战术特点,实际上起到了回评的作用。作者的“指要”往往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全回的内容与实质;每回后面有“校注”,主要注释关于军事内容方面的术语和部分疑难之词,同时对军事内容表述方面的疏失也作了校订。此外,作者在《前言》中,概述了《三国演义》方方面面的军事内容,及其围绕三国战争史悠悠逾千年的成书过程。附录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关于三国战争的部分图文资料,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小说的内容。特别是书前的插图别出心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为每幅插图里的人物都两两对应,他们之间有着或敌或友、或亲或疏的特殊关系,12幅连环起来,几可视作三国战争史内容的提纲,或者说是对《三国演义》全书最简单、最经济的一种图解。 其次,作者的“校注”在历史地理、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军事术语、战争史等方面用力尤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特色。 历史地理方面,由于《三国演义》的成书距离三国时期,已逾千载。同时,作为小说,作者有自己的创造和虚构。因此,书中和三国时期的实际地理相比,当然难以完全相符。这样,我们不但在书中见到了春秋时期的古地名,而且还见到了三国之后才产生的地名。对这些诸如古今地名杂陈之类的现象,如果不加以疏解,则易滋混淆,让读者难明就里。作者对这类易滋混淆的地名,都能予以准确地注明。如作者为“解良”作注云:“即解梁,春秋时古城名。东汉时为河东郡解县治所,在今山西临猗西南。“(10页)又为“陕西”作注云:“此指陕县(今属河南)之西的关中地区。”(32页)片言只语,即能阐明地理沿革,足以破疑解惑。军事地理方面,对当时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地淮南、荆州,汉中等,校释尤为周密。如荆州,就有早时刘表盘踞的荆州,后来孙权、曹操各置的荆州,以及其间刘备所借的荆州,虽然同名荆州,但其治所频繁迁徙,几若异地。又如书中多处混淆的“江东”、“山东”、“剑阁”等地名,作者均一一予以区别。对于比较复杂的乌桓、辽东、陇右羌区和南中等地的历史地理,作者也有精到的辨析。凡此都可以见出作者是深于历史地理之学的。 军事制度方面,作者的注释同样精到。如在“七擒孟获”的故事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将领被称为“洞主”或“洞元帅”。乍视之下,还以为是因南中士兵多啸聚山洞而得名,实则不然,洞是“唐宋以后中国西南山区存在的一种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亦称峒或山洞、溪洞”(853页),所谓“洞主”、“洞元帅”就是这些村社共同体的首领。对于“围子手”,作者注云:“元代忽必烈时建立的侍卫亲军,这支军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用于大朝会时称‘围宿军’,军士叫‘围子手’。元初,皇城无围墙,大朝会时用军士环绕围护。”(853页)这些注释对我们正确理解原著是大有帮助的。 军事技术方面,主要体现在兵器和军事工程的使用上。在兵器的使用上,它既包括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戈、矛、斧、锤、弓、箭等,又包括宋元时代才出现的一此热兵器,如地雷等。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同台竞技,倒应了那句老话,成了“关公战秦琼”。但作者不以为病,反而认为这种虚构使战争场面更加壮观,引人入胜,值得肯定。对于这些眼花缭乱的兵器,作者均放在兵器史上进行考察,对它们产生、盛行或消退的情况,予以注明。书中还涉及到不少军事工程,如坞、瓮城、地道、吊桥等。对此,作者的注释主要指明它们在军事上的功用。如“吊桥”,作者注云:“设在城壕上的桥。亦作‘钓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桥,以断其路,又能护城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