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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与文学的历史渊源关系可谓既深且久。毫不夸张地说，清末民初现代意义的相声是由于文学意识的萌发而诞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声的枝叶纷披、杂花生树是因为文学意识的注入而发展壮大的；４０年代渐次形成的诸多名家名段及各种流派是借助文学形象的光照而显示其艺术光华的。而建国以后则是由于文学观念的自觉，才从根本上使这一形式自“玩意儿”擢升为“艺术”从而登堂入室走进文艺的殿堂。打倒“四人帮”之后相声的崛兴也是源自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复归。而当今相声存在的根本问题，括而言之，则是文学正在从相声中淡出———关注生活、表达情感、塑造形象的主旨正在被作秀、玩酷等搞笑的伎俩取代。因之，阐释相声与文学的血脉联系乃是为相声艺术正本清源。 相声的文本经历了由集体创作、加工、流传、保存到逐渐因流派的形式和个性化处理而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特的范本化倾向。张寿臣既是相声艺术大师又是通俗文学巨匠。说他是文学巨匠不仅由于在他一生的相声场子上，为我们创造了一系列市井生活的生动图画、丰富的各色人等的形象画廊，还因为他填补并继承了“五四”以来被“新文学”观念遮掩或淡化了的民间“说部”形式，而这始终是为“贩夫走卒”凡人俗子所尤其钟爱的，因为其中有他们的饮食男女和生活情趣。而这恰是因“文学革命”而在近现代文学史册较少听到的市民百姓的呼吸和呻吟声。张寿臣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的思想深沉目光犀利，艺术表现深蓄简出，多注目畸形社会的变态生活———变态的社会心理、变态的行为方式、变态的人际关系及思维趋向。张寿臣和建国前的几代艺人，因为相声的讽刺意识和贴近生活，因为艺术表现的鞭辟入里和深入开掘，因为艺术手段的不断丰富和更加曲婉，因为喜剧色调的越发厚重和耐人寻味，或者说，因为它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使这一形式因雅俗共赏的内容、谑而不虐的风格、咸淡见义的包袱、似我非我的表演而卓立于世界喜剧艺术之林。 建国以后是相声的鼎盛时期。因为文学意识的更加自觉和美学观念的不断掺入，终于出现了以侯宝林为代表的“大雅”和以马三立为代表的“大俗”两棵参天大树。侯宝林追随时代，是相声的革新派，他那翻腐为新、意高味浓的审美追求，神形兼备、以形写神的学唱表演，删繁就简、以一当十的含蓄处理，以及他运斤用斧、“三言两语出人物”的白描语言无一不是取法文艺美学的主张，无一不是源自他文人学子朋友的熏浸，无一不是他文学意识和艺术经验相互参悟的结果，是他神气与灵感、吐故与纳新的生动结合。 如果说侯宝林的“大雅”在艺术色调上表现为清新华丽的“优美”，那么马三立的“大俗”在审美追求上则流溢出朴拙本色的“丑美”。或者说侯是相声的“表现派”———他更看重叙述者的统领评论作用，而马则是相声的“再现派”———他从不突现自我而是躲在他的人物背后，让他们以自己的性格和形象说话。因之侯大师称他为近于戏剧的“性格化”表演。他的人物一是具有独特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二是概括性，覆盖着城市市民的各个层面；三是和谐性，人物前后左右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内在联系和色调的彼此搭配；四是简约性，毫无赘语全用白描。由是，他们分别代表了建国以来相声革新和继承的两个高度：侯传递着相声的时代意蕴，马体现着相声的传统精神。 “四人帮”时期相声濒临灭亡，要害在于扼杀其讽刺功能，割断其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四人帮”垮台伊始，相声也由于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而再次崛起。由是而有清算极“左”流毒揭露生活阴暗面的讽刺高潮迭起。而当前相声问题的关键乃是与文学关系的渐渐疏离，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集体无意识”状态。表现之一便是不再积极面对生活，不肯或不能提出或回答时代关切的命题，不再一如既往大胆热诚地关心或干预现实。许多演员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已无法像其父辈那样体会理解平头百姓的辛苦辗转和苦涩，因此他们虽时而情词恳切却往往言不及义，虽由衷体恤下情却较少切肤之感。于是，他们在相声的基本功能———讽刺面前茫然，甚至认为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蠢举。没有对人类与自然、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等一系列关系的体认和把握，也就无法“喜剧地”看待世界。 显然，相声与文学结缘是一个不期而然不断深化的过程。绝不是耳提面命妄加指责便可奏效的。实际上相声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并正在不断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和见地，同时在某一时段取得相当进展和成就。现在的问题：一个是缺乏不舍昼夜一以贯之的进取，一个是还未能形成业内的普遍共识———“整体的有意识”。而这又与当前人文环境的总体状况相关。艺术的粗鄙化和快餐化几成时尚，浮躁和肤浅的文化心理普遍存在，艺术“审美”的走廊上时而缠绕着“审丑”趋向。相声创作队伍的溃不成军和创作机制的尚无建立，更无法凝聚更多的智慧与力量。而尤其应该体认的是：相声是喜剧艺术中最具创作难度的形式。小品靠的是纠葛，小说靠的是情节，戏剧靠的是冲突。而相声在兼具以上诸多特征之外，还要把它们化成具有意境况味的语言包袱。与此同时，诸多的喜剧基因及范畴至今还未能在理论上厘清。诸如：模拟是喜剧初级范畴吗，滑稽有否泛丑嫌疑？讽刺为何容易偏执？幽默的轻松、机智、含蓄如何由文学向表演转化？如此等等都大体处于模糊状态。加之，相声又是大众艺术，更需要在剧场同观众一道“集体抒情”，作品既不能低于又不能高悬在观众欣赏水平之上。而它们在变动不拘的改革开放时期又往往不仅是混沌不清并且是飘忽不定的。特别在文化多元的今天连文学自身都心绪不宁彼此抵牾，相声取法文学自然也需要沉积的过程。但我们还是需要正本清源，还是需要从时间的经验和空间的意识中发现并感知相声传统精神的文学神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