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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来自文化根脉的深处 ——从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研究看杨义先生的学术思想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新文学图志、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每隔几年，杨义先生就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且影响深远。杨义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既注重对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深入探研，更强调对中华文明的总体把握，以还原其应有的深度、广度与厚度。积极倡导并实践一种宏观、融通、开放的研究范式，注意从人文地理学、文学图志学、文学发生学等不同角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先后提出“大文学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学术主张，开创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而继承其惯有的学术思想，近来，他又提出了还原诸子、先秦诸子发生学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在还原诸子的系列中，关于《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的论文已经问世，而关于《韩非子》等的长文也将陆续推出。近日，本报记者通过先秦诸子发生学与杨义先生就学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融汇古今，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 问:在现代文学之后，近20年您的主要研究领域都是古典文学与文化，从小说、诗学再到现在的还原诸子，这是自然的转变么？ 答:我从小说进入古典文学，写成古典小说史论，叙事学，是按照学术内在逻辑来延续的。而研究古典文学，居于主流的诗词不可回避，因而通过对楚辞、李杜诗歌的研究，对中国文化一些深在的特性就心里有数了。比如研究楚辞，就要深入考察楚文化，而研究李杜则涉及中原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对话。从这之后，考察宋元时期多民族的文学文化，一个体系的感觉就出来了。于是我上溯先秦诸子，进入对中国根本思想发生学的研究当中。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这是我的一种思维指向。诸子是怎样创造中国思想和思维方式的，这个原点蕴含的文化基因来自何处，生于何因。只有站在贯通古今、会通多域的角度上，才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个精神谱系是发生、形成、发展和变异的过程。 问: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可以说非常多，您为什么会想到从发生学入手？ 答:先秦诸子的研究，是中国文化根本的研究，我们对于这种根本的研究，就要从根本入手，来清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文化的本源。那么研究先秦诸子，首先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我觉得，首先的着力点应该是它的发生学，探明诸子他们到底是谁？他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来展开他的思想的？他为什么把自己的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发生学，就是从起源上去通解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 通解诸子文化必须要调动多学科的知识，还原其生存情境。有必要调动区域类型、家族制度、姓氏脉络、民俗信仰、口头传统、考古发现诸多角度，以此通解诸子的思想和他的生命体验，和他的生活形态的最原初的关联。也就是说，要把诸子作为有生命的主体，而不是一张张纸片来对待。我觉得只有这种原原本本的研究，才能够感到他的思想之真，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生命，清理它最初的思想根系。 打个比方，我们如果从单打一的角度看文献记载，就像是水果摊上看水果，但是这个果子是怎么来的？通过对发生过程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就能看到它怎么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的全过程。过程是生命的演习，往往比结果更为重要。 触摸诸子体温，破解诸子文化的DNA 问:发生和还原的关键点在哪？有什么鲜明的特点区别于以往的研究？ 答:可以概括成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触摸诸子的体温，第二句话，破解诸子文化的DNA。我们两千年来诸子学史和经学史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些要心中有数，探知虚实。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过文本和多种材料、多种方法的相互参证的综合解读，发现前人未曾涉足、甚至遮蔽了的可开发空间。 先秦诸子创造思想的时候，面对两个系统的文化资源，一是书面文献系统，但很有限，文字仅有三四千年的历史，而人类开口说话已经有十万年以上，这就形成另一个民间口头传统。过去疑古派的先生们忽视了这么一个民间传统，把这个的记录说成是假托的。诸子创造自己的思想，可以从文献中寻找依据，但是先秦时代文献很有限，史前的许多记忆靠民间口耳相传，成为诸子超越官方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支撑点。他们不是先看了西方哲学史或者前人著作来写书，而是要解决他的家族、部族、国家存亡问题，“救世之弊”，进而体验天道、世道、人道。同时接触到许多民风民俗、口头传统，将之转化为原创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同程度地具有原型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