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0.jpg) 旧城文庙街 文庙是奉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呼和浩特地区最早建立文庙是宋辽时期。在清代归化（蒙古语称库库和屯，是呼和浩特的最早汉译）、绥远两城，建有3座文庙。与这3座文庙相关的，是3所古老的书院（官学）。 按建成先后顺序，一是土默特都统雍正年间在归化城南门外建立的土默特文庙（又称蒙文庙、南文庙）和官学，至今近300年历史。土默特官学在光绪年间改称启运书院，是今土默特学校的前身。二是绥远城将军同治年间在城内东南建立的八旗文庙（又称满文庙）和长白书院，光绪年间改称启秀书院，民国年间中山学院迁入；三是归绥道台于光绪年间在归化城北修建的汉文庙（又称北文庙、县文庙）和相连的古丰书院，是今呼和浩特市一中的前身，至今也有120多年历史。 清代归绥地区的统治者修建祭祀文庙和设立书院，主观目的是为了“永维圣教之尊”，“维持风化，辅翼升平”，并培养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而且能够到官学、书院读书的，大多是官绅富商子弟。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满各族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相互融合，也培养出一批学识丰富、思想开明的进步之士，一些贫寒子弟通过寒窗苦读，也因此进入仕途或成为其他各界英俊。 敕建土默特文庙官学启运书院 土默特文庙和土默特官学是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于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雍正皇帝御批兴建的，故称敕建。 清崇德三年，1636年，尚在关外的清朝将已附清的土默特部编为左、右翼两旗，为直隶于理藩院的内属旗，两旗各设都统，均驻归化城。丹津的曾祖父古禄格被诏令为左翼都统。清廷1644年入主中原，古禄格于康熙五年（1666年）卒后，其子阿喇纳继任左翼都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阿喇纳获罪削职，其兄锡喇布之子古睦德承袭都统。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古睦德卒后，丹津承袭了父亲的都统职位。丹津任都统三十多年间，历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信任恩宠。在归化城北门南、路西丹津府第（习称丹府）内，有雍正皇帝御书“远上寒山石径斜”诗匾。乾隆二年（1737年）丹津卒后，在牌楼板升乡（今土左旗沙尔沁乡牌楼板村）建有占地40亩的宏伟墓葬，并立有乾隆皇帝的御制碑文。 雍正十三年（1735年）《敕建南文庙碑》中对丹津赞扬道：“今都统丹公，历任三十余年，为人敦厚，秉性忠诚。两旗土默特及阖城商贾，以及乌兰察布盟属六旗蒙古，莫不感戴。” 到雍正元年（1723年），丹津任土默特左翼都统20年时，归化城商贾“愿与丹公修建祠堂，各出物料，鸠工兴修”，地址选定归化城南门外二里许路西空地。丹津听说此事后，坚决不同意，“不敢居功，称皆皇上抚育，内外如一，殊恩之所致也。”但商贾们不听丹津此言，“建修愈力”。在这种情况下，丹津向商贾们提议：“内地皆建文庙，设立官学。归化虽属夷地，亦向化日久。何不将现建未成之祠堂，稍加展修，改为文庙，设满洲蒙古教习，恭祀至圣先师，教众人之子弟乎？” 在获得众商贾初步认可之后，丹津感到此事重大，于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又向朝廷“陈情奏请”，雍正皇帝“洞鉴其诚，照所请准行”。于是，经皇帝御批的土默特文庙和官学在原拟建丹津生祠的地方重新设计施工，历时两年，于雍正四年（1726年）告竣。这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区最早兴建的文庙和官学。 清编《土默特旗志》对土默特文庙的建筑及其布局作了明确记载：孔子庙正殿三楹，东西各三楹，曰东庑、曰西庑。后甓三楹，日崇圣祠。后殿东厢六角亭，内有井，曰泮池，西厢建有祭器库。前殿前中门三楹，曰泮宫，曰礼门，曰义路。礼门左有正亭三楹，曰名宦祠，义路右有小亭三楹，曰乡贤祠。泮宫前，中设泮桥，东西小亭，一曰东斋所，一曰西斋所。泮桥中棂星门，左右各小门一。楼星外有左右坊，额曰“德配天地”、“道贯古今”。棂星南有照壁，曰“万仞宫墙”。照壁东西两辕门，周缭以栏，乃土默特作育人材之始基地。 文庙正殿称大成殿，是庙中最高大的建筑，殿内正中为孔子座像，两侧神龛内东为“复圣”颜回（孔子著名弟子）、“述圣”“孔伋”（孔子嫡孙），西为“宗圣”曾参（孔子著名弟子）、“亚圣”孟轲（即孟子）称为“四配”。大成殿两侧东西庑，供奉孔子其他弟子和历代先贤先儒。大成殿后面的崇圣祠，供奉着孔子上五世先人牌位。名宦祠供奉的自汉至辽在敕勒川地区任过太守、刺史、都护的著名边臣边将，乡贤祠供奉的是当地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 文庙西稍偏南为土默特官学，有正房三间为讲堂，东西斋舍各三间为学生肄业之居室。再西为箭亭，为师生习武之所。建学伊始，从土默特两翼60佐（苏木）中各选聪颖儿童2名，共120名；教习4名，由旗佐领（苏木达）以下官员中选任。教习每月俸钱1200文，学生每月津贴钱480文，均由土默特旗库银发给。学生主要学习蒙古语文与《清文鉴》（清代官修的一种满文分类辞典）、《三合切音》（一种古代拼音方法）。学生学业成绩优异者，可到土默特两翼都统衙门当差。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廷议定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筑一新城，为八旗兵驻防之地，并派兵部侍郎通智兼任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主要任务是督办“筑城屯田”，同时协办土默特都统衙门事务。第二年，通智升为兵部尚书和“管归化城都统事务臣”，由协管变成了主管。通智曾在理藩院任职多年，对蒙古事务十分熟悉。《归绥识略》载：通智到任后，“与归化城左翼都统丹津，和衷共济，遇事必相咨度。如土默特文庙、官学、仓库、教场以及先农坛之设，俱合会奏，奉旨允行。以整饬边防与行教化为己任。一时规模制度，焕然改观”。 在这期间，通智到土默特文庙参观考察，感触颇深：“吾侪奉公来此，目睹塞外蒙古地方，如此建立文庙，遇丁诚祭，教育蒙童之善，智（通智自称）欢忻（同欣）之至。”（《敕建南文庙碑》） 通智感慨之余，为文庙和官学办了几件大事。一是筹款对文庙修整，使之更合礼制；二是上书雍正皇帝对这座塞外文庙大力称赞，皇帝龙颜大悦，赏赐御书“万世师表”横匾，大大提高了土默特文庙的地位；三是奏请理藩院批准，每年“由官学考拔俊秀者七人”，安排到土默特都统衙门担任笔齐格齐（初级文秘人员），并赏给九品顶戴，“自此官学诸生得进身之阶，愈加鼓励矣”。四是把庙周围官房50间拨为庙产，招商民租用；另拨城东北隅先农坛旁水地100亩，招农租种，房田租金作文庙官学费用。五是亲自撰写《敕建南文庙碑》碑文，对文庙官学的兴办和发展过程予以介绍，立于文庙内。 乾隆二十九年（1774年）和道光四年（1824年）曾对土默特文庙进行重修。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土默特文庙新设汉官学。这同当时官方和民间使用汉文汉语日趋广泛密切相关。汉官学的设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蒙、汉、满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光绪十二年（1886年），土默特官学改名为启运书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当时“学生五十名，课程为经学、国文、算学、格致、国画、修身、地舆、体操、科学。教习管理以中学堂（指归绥中学堂）人员兼任”。中国同盟会会员、土默特蒙古族云亨、经权、安祥等曾在这里传播过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被誉为“塞北文豪”的荣祥（民国时曾任土默特总管，解放后任呼市副市长、内蒙古文史馆馆长），此期间曾在这里就学。 民国成立后，土默特副都统改为土默特总管。民国三年（1914年），土默特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俗称“南高”，是当时呼和浩特地区蒙古族的最高学府。乌兰夫、奎壁、多松年、李裕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在“南高”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先后改名为土默特小学、文庙街小学。1978年改为10年制，改名土默特学校，1982年改为12年制学校至今。 历经近三百年沧桑，土默特文庙的建筑物正殿（大成殿）幸存下来，位于今土默特学校校园南部。因建有文庙而得名的文庙街，其街名沿用至今。 八旗文庙和长白书院与土默特文庙和官学同时兴建不同，绥远城是先办官学，后有文庙。 绥远城自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后不久，就在将军衙署内北面辟公廨15间，办起官学。《归绥县志·教育志》载：绥远城官学“为八旗满蒙子弟肄业处，凡黉、校、庠、序、塾五学。镶黄、正白二旗入黉学，正黄、正红二旗入校学，镶白、正蓝二旗入庠学，镶蓝、镶红二旗入序学，两旗蒙古入塾学。每学二旗官，学生四十名。乾隆五十年（1785年），将军吉福奏准于原设五学外，添设满汉翻译学一所，置翻译教习二人。每佐领下挑选闲散幼丁，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能习国书及汉书者各十名入学。六学公费每年共银二百六十二两九钱二分”。 同治七年（1868年），满族官员定安担任绥远城将军。他不仅文学造诣很深，笔墨犹有功底。当年绥远城中心钟鼓楼第二层檐下正中所悬横匾“帝城云裹”四字，即定安所书。定安对教育事业“至为留意”，他感到设在将军衙署内的绥远城官学讲堂、场地过于狭窄，而新城内东南空房颇多。于是，他决定将这些空房加以改建，将官学搬迁至此，并建一座文庙。重修改建经费，采取将军衙署库银拿一点、督劝八旗官兵捐一点、动员商贾捐一点的办法。 清人张曜同治八年所撰《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对筹建过程描写道：复汲汲焉筹资辟地，为国储才，一时官绅商庶，景然乐从。版筑既兴，宏工遂竣，命其名曰“长白书院”。其间束脩之具，膏火之供，莫不筹之美备，核以定制，范以成规，缕析条分，用垂久远。从此八旗英俊，诵读怡怡，释甲胄而读书，化干戈为礼乐。 因长白书院的建立，书院前东西向街道始称书院街。 长白书院创建之始，由八旗官员内选派协领经管，“并出示归化城，不论蒙汉人等，愿来应谋者均准一体入考”（《启秀书院碑记》）。考试获得优胜者，奖以银两，或当众勉励。书院的经费，是从建院剩余的五千两银子“发商生息”而来。定安将军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离任，士子们感戴其功业，在长白书院东北隅建祠以祀之。清中期著名诗人薛时雨还曾为长白书院题写一副对联，挂在书院门口：盛世本同文，合左云右玉封疆，息马投戈，沙漠寝成邹鲁俗； 将军不好武，萃黑水白山俊彦，敦诗说理，边关长此诵弦声。 此联既反映了归绥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景象，又称赞了定安将军兴建长白书院的功绩，为后人所传诵。 光绪四年（1877年），时任绥远城将军瑞联将“长白书院”改名“启秀书院”，并奏明立案。 光绪皇帝御批“该部知道，钦此”。这表明，启秀书院也是清廷报经皇帝后立案的重要书院。瑞联将军还命归绥道阿克达春集商捐银四千两，“充备费用”。 启秀书院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更名为“绥远中学堂”，设满文、蒙文、汉文、外文四科，实行新学制。民国元年（1912年）与绥远中学堂并入旧城归绥中学堂，改为归绥中学校。原建筑成为藏书院。 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政府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改绥远城将军为都统，始设绥远道，道主官称道尹（1928年改为绥远省民政厅）。民国六年（1917年），道尹张志谭将元代在武川境内所立的“大元加封宣圣碑”“始移绥远旧书院”（《归绥县志·金石志》），为文庙增添一文物。 1925年，民国政府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创办“五族学院”，校址先在旧城恒昌店巷的“绥远会馆”，设有小学部、中学部和师范部，学生近200人。1927年改名为“中山学院”，1928年迁至新城南街原八旗文庙和“启秀书院”内。1935年改为绥远省立工科职业学校，分为毛织科和制革科，师生员工140余人，这是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之一。 由于战乱，八旗文庙被毁弃。原书院内的丰富藏书，大部分被焚于战火，少部分散失在民间。 汉文庙和古丰义学 土默特文庙建成后，每逢春秋仲月祭孔时，由土默特都统主祭。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在归化城设置归绥道，隶属山西省，初辖归化城、绥远城、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六厅。不久土默特裁撤都统，两翼只设一名副都统后，土默特文庙的祭祀活动便由副都统主祭，归绥道台只能作陪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半世纪。 光绪二年（1876年），满族官员阿克达春新任归绥道台，他对祭孔时只能当陪祭官很不甘心，于是上书给山西藩司，以崇敬儒学为名，要求另立文庙。当然，清末归绥两城的汉民日益增多，客观上也有祭孔和子弟入学的需要。山西藩司批准归绥道就地筹款修建。在选择庙址时，阿克达春看中了杨家巷义学所在地。 义学是指官员、富绅捐资或地方集资兴办的免费学塾，具有公益和慈善的性质。归化城最早创办的义学叫古丰义学，《归绥县志·教育志》载：古丰义学，在道署（即归绥道台衙门）西北隅，创始无考。嘉庆八年（1803年）重建。延两师授课，修脯月各十两；生徒三十人，茶水月银三两；考课奖赏，每季银八九两。归绥道德纶（嘉庆七年任归绥道台）定为每岁由归化厅捐银五十两，绥和萨清托五厅各捐银三十两，归萨两巡检（带兵武官）各捐银十两，不敷者由道自助。 道光年间，义学由道署迁至北面的杨家巷路北，俗称杨家巷义学。 光绪三年（1877年），阿克达春将文庙建成。但论起建筑规模，这座文庙要比土默特文庙、八旗文庙都小得多。文庙也是座北朝南，庙的南面，是一座稍向北退的戟门。戟门的对面，杨家巷路南有一照壁。戟门两侧围墙呈外八字形。庙内仅有正殿三间，东庑、西庑各三间。北文庙建成后，每年春秋仲月，便由归绥道台率属致祭。 古丰义学校地因兴建文庙，阿克达春便将义学移到偏院，并由文庙管理。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阿克达春在归化城又新建四所义学，并保证了运转经费。这一年，古丰义学发展为“古丰书院”。《归绥县志·教育志》载：古丰书院，在旧城太平召东南，光绪十一年创设。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令将全国所有书院，分别改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经过约两年筹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古丰书院正式改为归绥中学堂。但“事属草创，规模狭小，仅收学生三十名，即以旧有院长为堂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北人胡孚宸任归绥道台，至宣统二年（1910年）离任。史载：胡公在任五年，于兴办归绥学务厥功甚伟。筹集巨额资金，发给各县商息后购置学田三十余顷。次弟拓展校基，添置堂舍。对于中学学生，朝夕督课维勤。每遇课期躬亲校阅，仍进诸生口讲指画，娓娓不倦。时捐鹤奉给奖高才生，以资鼓励。堂内经费有不敷时，则举廉奉以充之。 胡道台还在归绥中学堂讲室前撰一对联：重译共轨文，异学分歧，愿多士勿忘国粹； 十室有忠信，及时淬砺，虽边地岂乏人才。 在此期间，归绥中学堂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师生人数已达200余人。为了给归绥地区新设小学培养师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堂将年长学生编成一个师范班，称附设师范学堂，此为归绥地区师范教育之始。同时又附设模范高等小学堂，以作各厅办理小学之表率。 民国元年（1912年），归绥中学堂与绥远中学堂合并后，改为归绥中学校，为当时呼和浩特地区的最高学府。 新中国成立后，归绥中学在原归绥道台衙门原地扩建。于1954年改称呼和浩特第一中学至今。 清代归绥两城的三座文庙和相关的三座书院及其发展演变，形成了呼和浩特地区的一道重要而具有深厚底蕴的文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