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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写本《辩亡论》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有一件陆机《辩亡论》（上篇）写卷，为《文选》写卷的零篇，编号为BD15343。该卷黄纸墨书，工楷书写，舒朗俊秀，而且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堪称现存唐人写本中的精品。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其中出土的文献流散到世界各地。经学者比对考证，本件写卷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陆机《五等论》写本、敦煌研究院藏李萧远《运命论》为同一个人所抄写，另外，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P.2648号可以与敦煌研究院藏本《运命论》前后衔接。这几个写卷的行款、字体完全一致，也都存在着相同的修改痕迹，显然，它们都出自同一部《文选》抄本，而今分散在中国和法国的四个收藏机构。 国博本《五等论》与国图本《辩亡论》写卷的递藏经历，颇有些曲折。这两个写卷早先流落到活动于北京、天津一代的文物商人方雨楼的手中，方雨楼曾有意将其出售给北图，但赵万里先生怀疑是赝品。方雨楼遂将《五等论》请著名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鉴定，傅先生在写卷后钤“书潜经眼”印，但对写卷的真伪未置可否。方雨楼也有意将《五等论》写卷出售给著名文史学者启功先生，启先生认为写卷是真品，但因价格过高未能够藏。方雨楼死后，这两个写卷分别被入藏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博物馆。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今江苏省苏州）人。因曾做过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陆机 “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是当时文名显赫的大文士，所作诗赋、文章流传至今的有200多篇。陆机是骈体文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骈文名作除《辨亡论》之外，还有《吊魏武帝文》等。陆机的赋今存27篇，其中价值最高的一篇是《文赋》，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采用“赋”这一体裁写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系统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提出了许多关于想象和灵感等方面的精辟见解，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 曾经保荐他的学者张华赞叹陆机的文采：“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东晋学者、道士葛洪这样称赞陆机的文章：“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 陆机的才学是多方面的。史学方面，他曾著《晋纪》、《吴书》（未完成）、《洛阳记》等，但大多已亡佚。陆机也是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有章草体《平复帖》传世，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名人法书真迹，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平复帖》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属于实用文书，笔法质朴自然，和出土汉晋简牍的草书很接近，从中可以看到草书由章草向今草的发展和演变。 陆机出身世家大族。他的祖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陆逊。陆逊21岁时开始辅佐孙权经营江东。建安二十四年（219），助吕蒙奇袭江陵，擒杀蜀汉名将关羽，夺取荆州。黄武元年（222），官拜大都督，随后在夷陵之战中率军大败刘备。赤乌七年（244），接替顾雍任丞相。陆逊一生追随孙权，东征西讨，出将入相，是东吴前期的重臣。陆机的父亲陆抗也是东吴的名将，20岁时父亲陆逊去世，被孙权起用为建武校尉，统领陆逊部众五千人。孙皓时期任镇军大将军，都督西陵、信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凤凰元年（272）击退晋朝将领羊祜的进攻，攻杀叛将步阐。凤凰二年（273），官拜大司马、荆州牧，次年病逝。父亲去世时，陆机年仅14岁，任牙门将，与兄弟陆晏、陆景、陆玄、陆云分头统领父亲的旧部。20岁时，东吴灭亡，他与弟弟陆云退居故乡华亭，闭门勤学十余年，成为文采卓越的名士，兄弟二人合称“二陆”。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陆机和陆云来到京城洛阳，太常张华非常推重他们，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 陆氏兄弟由此享誉京师，名声大振，以至于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均为太康时期著名文学家）。历任国子祭酒、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八王之乱中，陆机几经沉浮。晋惠帝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专擅朝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司马伦被杀后，陆机下狱，几乎被定成死罪。成都王司马颖等出手相救，陆机随即加入司马颖幕府，因其举荐任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举兵攻击长沙王司马乂，陆机为前锋都督。兵败后，遭怨家诬陷图谋倒戈，被司马颖杀死于军中，时年四十三岁。他的弟弟陆云和儿子陆蔚等同时被害。陆机临刑前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呼？”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诗说，“陆机雄才岂自保”“华亭鹤唳讵可闻”，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陆机的祖父、父亲都是东吴的柱石之臣，他自己又亲身经历过故国的败亡，家世与国难促使他反思国家兴亡的缘由，遂模仿汉代人贾谊的《过秦论》，撰著了《辩亡论》上下两篇。《辩亡论》标题即点出文章的主旨，即总结东吴之所以败亡的原因。文章叙述了东吴从兴起到败亡的历史，其间也表彰了陆氏家族的功勋。陆机认为，孙策、孙权之所以能兴起，在于他们能“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民之爱”；到了孙皓统治时期，“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他在上篇的末尾写道：“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把国家成败兴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能否知人善任。滔滔议论，饱含着悼念故国的深情，富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辩亡论》辞藻宏丽，笔势酣畅淋漓，是古代史论中的著名篇章，被《昭明文选》收录，并广为传诵。即使在地处边陲的敦煌，也有写本《辩亡论》流传。本卷即为《文选》抄本的一部分。 “论”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论，就是说理。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意思是说，“论”就是概括各种言论，精密地研究、探讨出根本的道理。“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这句话大意是说，“论”这种文体，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的深入观察，明辨是非，推求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道理，阐发出作者的思想。陆机的《辩亡论》是典型的“论”，充分体现了这些文体特征。 中国古代的论说文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从文体角度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论”这一类。史论是“论”的一种，它本来是指史书撰写者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字，一般附在史书的“本纪”、“列传”之后，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结尾以“太史公曰”引出的赞语便是典型的史论。后来，凡是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论说文，也都称为“史论”。史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注重修辞，在说理的同时也往往具备较强的文学色彩，富有美感。汉贾谊的《过秦论》、宋苏洵的《六国论》、宋苏轼的《留侯论》、清姚鼐的《李斯论》等，都是著名的史论。 将敦煌唐写本《辩亡论》和《三国志》、《昭明文选》当中收录的《辩亡论》对勘，可以发现唐人写本《辩亡论》中存在着很多异文，比如“如此”和“若此”、“川流”和“顺流”、“而”和“则”、“于”和“乎”等。这些文句语意相同，而用字则略有不同，相互换用的都是一些意义和用法都很接近的同义词、近义词。这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传播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写本时代，书籍的流传主要通过传抄这一途径进行，抄写者往往并不是一丝不苟地原样抄录前人的作品，而常常根据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对文章语气的体会，有意无意地对文辞略加修改，从而使得书籍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发生演变。这些演变有的能反映出语言、文风甚至社会历史层次的演化，因此，异文不仅是重要的校勘资料，也是文化史、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资料。 陆机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纸在文士阶层中开始普及的年代，洛阳纸贵的典故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书籍通过纸进行传播的史实。由于纸的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手抄口诵”的读书方法，为了记诵准确，边读边抄，并不严格遵照原文，遇到虚字或文辞不顺处则往往随时改易，有时甚至还“广略去取”，只抄录需要记诵的部分。可以说，流传到今天的每一篇古文、每一本古书，都承载着历代传播者留下的痕迹。 同时也可以发现，唐写本中也存在着不少异体字、俗字，比如把“纲”写成“?”，把“弛”写成“?”，把“轨”写成“?”，这些字形与标准字形（唐代称为“字样”）在结构与点画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体现了唐代士人和民间书写汉字的原貌。对于文字学的研究者来说，唐写本《辩亡论》与其他出自敦煌的写卷一样，都是研究唐代文字使用状况与汉字演变的珍贵资料。 敦煌本《辩亡论》为卷轴装。卷轴装是中国古书的一种装祯形式，它是将纸张粘连成长幅，将以竹木材料制成的轴粘在纸的一端，把书幅由左向右收卷在轴上。在纸发明以前，古人用竹简和缣帛作为书写载体，简帛通常使用卷收方法收藏；纸流行之后，书籍的形制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卷轴装。我们知道，古书所包含的若干篇章或部分常常称为若干“卷”，“卷”用作图书的计量单位是在纸质卷轴装书籍出现之后，其命名即来源于卷轴这种书籍装帧形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卷轴装颇为盛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卷轴装的。宋代以后，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册叶形式先后成为中国书籍装帧形式的主流，而卷轴装则主要用于书画作品的装帧。 写卷卷面上下边框之间，有墨线绘成的行格栏线，称为乌丝栏。在书叶卷面上绘出行格的形制也可以溯源到编连的竹简。印刷术发展起来以后，刻本与活字印刷古籍也大多保留了行格栏线这一形制。在中国古籍中，行格栏线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貌。用红色颜料或墨水绘制的，称为朱丝栏。为了美化书籍的页面，晚近的刻书者又创造出多种特殊的栏线，比如形似竹节的竹节栏、花纹组成的花栏、以“卍”字符组成的卍字栏以及古器物图纹组成的博古栏等。 唐写本《辩亡论》抄写工整，行款整齐，其中偶然疏漏之处，也采取了补救措施，比如第24行末字“而”被涂掉，第27行行末“奋”字经涂掉复加改写。涂改误字使用了一种黄色的涂改液——雌黄。雌黄，也叫鸡冠石，即三硫化二砷，它是一种柠檬黄色的半透明矿物，有毒，能杀菌灭虫。初期的纸质写本文献一般用黄檗汁染过的黄纸作为书写材料，如果不慎写了错字，则用雌黄制成的颜料把误字涂抹掉，然后加以改写。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用雌黄制作涂改液的方法：“雌黄治书法：先于青硬石上水磨雌黄令熟，曝干；更于甆椀中研令极熟，曝干；又于甆椀中研令极熟，乃融好胶清和于铁杵臼中，熟捣；丸如墨丸，阴干。以水研而治书，永不剥落。”这个写卷是我们了解这种“雌黄治书法”的宝贵材料。由涂改错字的意义进一步引申，“雌黄”便被赋予改易、驳正与议论、评论等意义，而不顾事实的随意批评或乱加议论便被称为“信口雌黄”。“妄下雌黄”“口中雌黄”等成语也同样来源于此。 中国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