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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 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英政策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清宫档案里道光在鸦片战争期间颁布的抗击英国侵略的谕旨专档被称为“剿捕档”，同样，有关清政府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谕旨专档亦称“剿捕档”。他们把对外侵略战争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看成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依然是华夷观念。华夷观念在对外政策中则体现为“剿夷”和“抚夷”。“剿”与“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对各地造反民众和对周边不愿臣服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的旨在乎息事态的两种手段。一般说来，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相辅相成的，即所谓恩威并济。虽然“抚”总是要求统治者对受抚者作出某些让步，但它是以上临下，受抚者必须表示对抚者的臣服。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允许英人通商贸易，在清政府眼里就是采用传统的“抚”的方法，旨在羁縻控制使之输诚向化。 林则徐刚一抵粤，道光就谕令林则徐：“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复奏：“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三月二十九日道光颁布谕旨：“林则徐等复奏堵截粤洋夷船情况，请暂缓议断互市及颁行各国檄谕等语，所见是。此次查办海口防堵趸船，各国夷商业经遵缴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著暂缓置议。”（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 七月，林则徐又在致英国国王的檄谕稿中写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道光为此颁发上谕：“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清政府的抚夷政策又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这一错误认识之上的。英人既然离不开通商，所以道光和林则徐都相信，采取“准允通商”或者“断其互市”的办法就可以安抚英夷。 钦差大臣琦善到广东办理抚夷，其指导思想更是如此。在他看来，英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是不能没有茶叶、大黄的，所以他竭力主张用通商与否来体现天朝的恩威，制服外夷。他说：“此实以智御外夷，以法绳奸宄之良策也”。（《鸦片战争》第1册，第494页。）从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给义律的照会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日益衰弱的封建主义大国却居高临下地训斥、开导一个横行全球的资本主义强国。 如果说统治阶级的抚夷政策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错误认识上，那么，他们主张剿夷，则是认为英军不可能在陆上和内河接仗，对英军的战斗力作了错误的估计。 道光十九年七月，林则徐上了“英国非不可制”的密片，认为：□咭□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上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引导，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以前□唠啤冒昧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片。）根据这一认识，林则徐提出了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而在内河和陆地歼敌的思想，林则徐以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超，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裕谦奏折。）类似这样称英人不能陆战的奏章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说：“众口一辞，信然”。道光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来确定对付英军的战略方针的，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避开敌人的长处，不在远洋与敌交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清政府对英人在内河及陆上军事力量的估计则完全是错误的。 当时，清朝政府碰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国，而不是中国历史上匈奴、契丹、女真等边陲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夷狄，传统的剿抚政策显然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而且，有清一代，到道光朝已经是国势衰微，其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能与康乾盛世可比。因此，道光在实行传统剿抚政策时，又主要倾向“抚”的方面，即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抚”的前提必须是无损天朝上国在蛮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所以，道光在给臣下的谕令，总是强调“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英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且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以实现其侵略要求。道光想用传统的“抚”的办法，叫这样一个殖民主义者向“天朝”表示臣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抚”就必须退让，而在道光看来，任何退让都将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的尊严，即“有失国体”。在传统剿抚政策中有一个根本原则，叫做“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亦即所谓“恩威并济”。道光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曾经两次宣布撤兵，第一次是英军北上天津，在递词中有“乞恩诉冤”；第二次是英人攻打广州，奕山谎报军情，奏称英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道光把这些都看成是英人“臣服”的表示，以为“抚夷”成功。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发现英人桀骜不驯和自己受骗之后，又宣布进剿。这正是“玩则惩之，服则舍之”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道光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和战不定，出现谈谈打打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他推行的是儒家传统的剿抚政策。 由此，我们可以说，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考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中国进入近代，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实行近代化，而且在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上也有一个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迫切任务，这应该是我们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得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