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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所以，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其末期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一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一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一九八九年以前，全盘西化的呼声曾一度很急，而近几年则似乎不大听得到了。这几年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似乎集中在继承问题上，两种意见都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行批判?究竟是奉若神明，全盘继承，还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相联系，在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主张彻底否定的观点亦见不到了，而主张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观点则较为流行。有人认为，曾国藩的过错只是不该“忠于满人”，现在清朝已成过去，“乃倡五族共和”，对曾国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了。曾国藩是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力保封建道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肯定曾国藩，也就是全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有些人只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没有想这么多，而实际效果则亦没有多大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应该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呢?从曾国藩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必要性。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悲喜荣辱，亦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息息相关。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在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令人感叹。同样也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拨，最后酿成个人的历史悲剧，在伤痛、悔恨和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他个人认为，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也有人认为，攻下天京后他应挥戈北上，取清自为。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且不说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其最后结局和历史评价都不会比吴三桂更好些。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完全根据封建制度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是完全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满洲政权”，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他若起而反满，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政治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政治利害还是政治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政治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主张和人人平等、个个饱暖的口号已经变为现实，他所描述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总有一天要实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拼命维护的清王朝和封建制度，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古人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似正指此而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那样推服曾国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给予洪秀全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是很有道理的。须知，当洪秀全第一个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第一个挑战者的出现又是何等的不易!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做事做人都尽到了最大的主观努力，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亦无逊于古人，但却得不到古人那样的历史评价。究其原因，则由于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所以，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法脱身而出，只能充当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它的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其他种种都是围绕在其周围，为其所用的。而一个人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又首先从这一点开始，修、齐、治、平，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近代史上，最不适应于时代，最称糟粕者则又无过于此。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将其攻击旧文化的火力集中于这一点上，是很切中要害的。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制约下，曾国藩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尤其到了晚年，虽已深信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却仍要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痛苦，为一个腐朽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在其办理天津教案之时，则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拼却了个人一生的“清名”!当然，这里包含着曾国藩个人对清政府的感激之情，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这个政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土地剥削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所以，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出于对满洲人的忠诚，而主要还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所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云云，恐怕不仅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更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喷薄而出。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会产生反作用的，而这种反作用又要通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来实现的。曾国藩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正是体现这种反作用的典型例子。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一群笃敬践履的卫遭之士，居然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颇有点“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味道。这样典型的事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一种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会自动解体的，更不会自动地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就必须对它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改造，将其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其精华吸收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方能使它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葆青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想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中国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古人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犹如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也是其糟粕所聚。故无论对曾国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只能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只能接受其中的精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继承下来。由于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识辨，亦并非一蹴而就，一举可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今天，在讲到继承的时候，还不应放下批判的武器，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笼统地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不尽妥当的。（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 --------------------------------------------------------------------------------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第4卷，第65页。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 [2]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8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