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有载：“今季孙始血，其毋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说的是吴起到鲁国求仕之时，正当季孙家族发生内乱，吴起面临生存困境，便只能离开鲁国到晋国谋求发展。这个时候的鲁国已是留不住如吴起这般的人才，政治环境的极度恶化，国内朝局的持续动荡，鲁国公室的日趋衰败，让鲁国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而跟晋国、齐国不同的是，鲁国国内的三桓家族并没有出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那种力挽狂澜改天换地的权势人物是相当或缺的，季孙氏已经无法控制很多家臣，才有家臣“弑其君”的说法，就是季孙氏的宗主居然被家臣杀掉了，这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都是少之又少的事件。 史载：“以汶阳、费封季友”，在三桓家族中季孙氏的封地是最大的，当年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就曾经据汶阳之地的财富与人口掌控季孙氏的核心权力，并发动囚禁季孙氏之乱。鲁国朝堂对汶阳之地的重视性也非同寻常，齐鲁夹谷会盟上两国就因汶阳之田的归属问题产生矛盾，而齐国在拉拢与威胁鲁国的问题上，也多次以汶阳之地作为借口。而因汶阳之地地处于齐鲁交界之地，季孙氏自此而始也便将核心力量南移到费邑，所以后来季孙氏便被称为费君。而鲁穆公时代费君被弑的事件完全打破了鲁国的政治格局，吴起的出走就说明具有鲁国最多资源的季孙家族多半已经一蹶不振。  而叔孙氏的力量则主要集中在封地郈邑，当年鲁定公推行“堕三都”时，最先拆毁的就是叔孙氏的郈邑城墙，因此当齐国后来派遣田庄子大军攻打鲁国，最先攻打的就是叔孙氏的郈邑。就鲁国而言，凡 “有宗庙，社稷之主”的城池，皆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城市，鲁国有四大城池享有这种尊荣，即为鲁国君的曲阜城，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和叔孙氏的郈邑。作为鲁国的第四大城市的陷落，对鲁国的影响相当巨大，史书中对郈邑破灭后叔孙氏的去向语焉不详，即可能说明叔孙氏的大部分力量已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殆尽。三桓之间百余年的相爱相杀自此就要划上句号，宗室家族的命运并非由自己的人掌握。 鲁元公二十一年的时候，齐国再次举兵伐鲁，目标指向的正是孟孙氏的封地郕邑。这座城池的位置也在鲁国的北部地区，正好与齐国边境接壤，作为齐鲁政治、外交、经济交往的重要地区，孟孙氏对这种城池投入巨大精力，至少在这个时期是所谓的“百雉之城”，就是可能已经完全超越鲁国曲阜都城的规制，所以在“堕三都”进行的如火如荼，季孙氏和叔孙氏都分别拆毁城墙而后，孟孙氏却拒绝拆除郕邑城墙，这就引起季孙氏和叔孙氏的注意，三桓对“堕三都”的利与弊才进行深刻分析，并最终达成共识反对“堕三都”，重新将“百雉之城”又建设起来，三桓的力量依然要比鲁国国君要强大的多。然而鲁国的最强军力实际上是控制在叔孙氏的团队中的，叔孙氏既已消亡，孟孙氏也无法与齐国大军对抗，于是郕邑被破，孟孙家族流落四方。  三桓失去其二，季孙氏和鲁国的公室们会怎么办呢？当年季孙氏把军队力量交托给叔孙氏，而叔孙氏的失败就代表着季孙氏与公室的谈判权有所削弱。但当时不同往日，鲁国面对外敌侵扰，按理来说应该同仇敌忾，国君与权臣共商大局，抵御齐人以千里之外，或许难保鲁国又有崛起之日。可惜的是三桓家族与公室的矛盾过于激烈，一代代鲁国国君受到三桓家族压抑的那种痛楚终于在鲁穆公时代爆发出来，任凭国外乱局动荡，鲁穆公还是任命卿大夫公仪休为相，极力打击季孙氏的势力。这即导致鲁国人的内部凝聚力散尽，齐国大军数次攻破鲁国都城，鲁国千里江山可谓悲鸿遍野。而季孙氏则苟且于费邑之地，显然已是无力回天。 史书载：“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者也”，说的是鲁国与费地联合抗敌，可惜为时已晚，内乱不断，外侮不停，城池屡失，人才流散，三桓之亡，果如当年鲁桓公占卜过的预言：“季氏亡，则鲁不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