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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归降突厥的——场廷辩
安置突厥议 （一）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①，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 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②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③，全其部落，得为捍蔽④，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⑤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⑥，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⑦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漉、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⑧。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9）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10）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11）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12） 《旧唐书·卷六十一·列传第十一》 《全唐文》卷140 （二）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13）惟拓跋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14）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15）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16） 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17）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18）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作者介绍】 温彦博 （574—637），字大临，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唐朝宰相，北齐文林馆学士温君悠次子，礼部尚书温大雅之弟。曾在隋朝担任文林郎、通直谒者，后为幽州司马，随罗艺归唐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突厥入侵。温彦博被任命为并州道行军长史，随行军总管张瑾出兵抵御，战败被俘，不肯屈节，被流放到阴山苦寒之地。，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并与颉利可汗在渭水会盟。温彦博得以回朝，被授为雍州治中，检校吏部侍郎。他恪守职责，后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628年（贞观二年），温彦博改任御史大夫，仍代理中书侍郎事务。后历任幽州大都督长史、中书舍人、中书侍郎、雍州治中、御史大夫，封西河郡公。 贞观四年，升任中书令，进封虞国公。。当时，东突厥归附，朝臣都建议将其迁徙河南，散居郡县，实行汉化。温彦博提出不同意见，他主张采纳汉武帝安置匈奴的做法，将突厥安置在朔方，保全其部落、风俗。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但魏徵表示反对，两人为此争论数年。贞观十年，升任尚书右仆射。十一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唐太宗叹道：”彦博因忧虑国家，耗尽心力，这两年精神不济。只可惜没能让他闲暇安逸，以致过早去世。”命官府为其营建正堂，追赠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谥号为恭，陪葬昭陵。 著有文集二十卷、《古今诏集》三十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钜鹿郡（一说在今河北省巨鹿县，一说在今河北省馆陶县 ，也有说在河北晋州）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死。李世民下诏厚葬魏徵，但魏徵的妻子裴氏以魏徵生平生活简朴朴素，豪华的葬礼不是亡者之志为由拒绝。裴氏只有小车装载魏徵灵柩，李世民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亲自刻书碑文。 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三。 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杜楚客587——655，唐朝杜陵（今中国陕西省长安县东南）人，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少年时代，崇尚奇异节操，长大后负有才能名气。唐太宗贞观年间，杜楚客任蒲州刺史，声望显著，后来任魏王府长史，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办理王府政事，以威严正直，闻称当世。 李大亮 （586—644），京兆泾阳人，唐朝开国功臣。原为隋将庞玉部下行军兵曹，与瓦岗军作战被俘，随即获释。李渊兵进长安，李大亮投归辅助李渊开国有功，被封为金州总管司马，旋擢迁安州刺史。贞观年间，历任交州都督 、凉州都督、西北道安抚大使、剑南道巡省大使、左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晋封武阳县公。贞观八年（634），领兵击败吐谷浑。贞观十五年（641年）击败薛延陀番将，受封行军总管。 李大亮从金州总管晋升到行军总管，对唐朝初年稳定政局贡献极多。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留李大亮协助房玄龄驻守长安，不久去世，年五十九，家无余资，甚是清贫，太宗恸哭不已。追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谥号懿，陪葬昭陵。 【注释】 ①李靖击突厥颉利：唐贞观四年（630），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阴山。颉利谋逃往漠北，被李世劫所阻，部众多降，颉利西奔，旋为部下擒送唐军。此后，太宗用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使降众居朔方之地，分置都督府。酋长多拜官，居长安者近万家。 ②河南：指黄河以南河套一带。 ③“汉建武置降匈奴”句：建武，汉光武帝年号，从公元25年到56年；即五原郡的榆柳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内）五原塞；刘秀建武22年，蒙古高原大旱，南匈奴呼韩单于率众内附，被安置在五原塞一带。 ④全其部落，得为捍蔽：既保全其部落的完整性，又能成为国家对外的屏障。捍蔽：捍卫屏蔽。 ⑤含育之道：含养化育的办法 ⑥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肘腋：手肘和腋下，比喻切近中原地带；迩（ěr）：近；王畿：国都。 （7） 四夷：北狄、南蛮、东夷、西戎，这里泛指周边少数民族。 （8）“晋代魏时”句：江统（?—310年），字应元（一说元世、德元），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圉镇）人。西晋大臣，历任中郎、太子洗马、博士、尚书郎、大司马参军、廷尉正、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氐族齐万年事件之后，作《徙戎论》，著称于世。曾撰《酒诰》，提出发酵酿酒法；漉（lù）洛：指慢慢将关中地区据为己有。洛，洛阳一带关中地区；漉，水慢慢浸透。 殷鉴：商朝灭亡的教训。 （9）“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句：见注③。 （10）“隋文帝劳兵马”句：指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突利向隋遣使求婚，隋文帝以宗室女安义公主妻之并厚赐突利，以此分化和纪录都蓝可汗。都蓝果怒，于是与隋绝交，并联盟西突厥达头可汗合攻突利。599年突利兵败于塞下，只剩下部众数百人，只得入塞降隋后，被隋封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意思是”意智健”，简称启民可汗），被隋文帝派兵护送他和部族在朔州（今山西朔县）定居，并赏赐大批资财。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采纳大臣裴矩建议，分化突厥势力，拉拢始毕可汗之弟叱吉设，设计杀害始毕可汗宠臣史蜀胡悉，始毕可汗因此怨恨隋炀帝，逐与隋朝断交。同年八月，始毕可汗趁隋炀帝北巡之机，亲率数十万大军在雁门郡包围隋炀帝。隋炀帝向始毕可汗之妻、隋朝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派人对始毕可汗说北方边境告急，加上隋朝援军相继抵达，始毕可汗于是解围而退。 （11）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夷不乱华”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即不允许少数民族武装干涉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事务；“存亡继绝”出自《论语·尧曰》“存灭国，继绝世”，即恢复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 （12）“太宗嘉其言”等句：指唐太宗赞成温彦博的话，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幽州，今河北蓟县一带；灵州，今甘肃灵武一带；顺、佑、化、长四州：分别是今日北京市顺义县。 （13）“自突厥颉利破后”句：见注（1）；颉利可汗（579―634），姓阿史那氏，名咄苾，启民可汗之子，东突厥可汗。620年，继其兄处罗为颉利可汗，复以其后母隋朝义成公主为妻，连年侵唐边地，杀掠吏民，劫夺财物。。629年，唐太宗派李靖、李绩出兵与薛延陀可汗夷男等夹攻颉利，次年大败颉利于阴山，颉利被擒送长安，东突厥前汗国亡。颉利至京，太宗赐以田宅，授右卫大将军，634年死于长安，赠归义王，谥曰荒，以突厥习俗火葬；殆与朝士相半，指少数民族来降在唐朝官廷任职，几乎和汉族官员人数相等。 （14）惟拓跋不至：指党项族首领拓跋赤辞。唐贞观八年（634），拓跋赤辞协助儿女亲家吐谷浑酋长慕容伏允叛唐，被李靖生擒。唐太宗不但没有惩治，反而安抚，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 （15）《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春秋》，中国最早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所撰。戎狄，北方少数民族被称之为“狄”，西方少数民族称之为“戎”，这里泛指周边少数民族；诸夏，中原汉族建立的各国（当时是六国） （16）“孝武扬威远略”：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安西四镇弃与保”注释（13） 【译文】 贞观四年，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统属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的办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我认为，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乃主动受降，因此没有将他们处死。依臣之见，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汉时，他们是中原政府的祸患，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不管天上飞的，还是地上长的，只要归顺，都应该收养。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虽愚钝，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常言道：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怀仁爱之心，那么终将不会有叛乱发生。”魏徵据理力争地说：“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胡部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听，几年之后，胡部落势力大增，慢慢将关中地区据为己有，前车之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地区，将养虎为患，贻害无穷啊。”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之道无不通达。突厥的残余部落，前来投奔我们，以保全性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地，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选拔他们的首领，派卫兵驻守那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感激大唐的恩德，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汉代光武帝在位时，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地，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又说：“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河南、河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孔子等圣哲们都说过：一方面不允许少数民族武装干涉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事务，另一方面又要恢复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政府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 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二 自从突厥的吉利可汗被击破后，少数民族的部落领袖皆前来归降，朝廷封他们为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大员有一百多人，几乎占朝廷官员一半。只有党项族首领拓跋赤辞不愿归附。皇上又对他采取招抚政策，颁旨的使者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种做法对唐朝无益，徒然靡费唐朝钱力。于是上奏说：“我听说想安抚远方必须先安定近畿。中原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周边的上述民族，只是枝叶。让根本受到侵害而让枝叶增多，用这个办法自安慰以求国家安定，是不可能受的。古代贤明的君主，化育中原的百姓，驾驭四周少数民族，皆以此作为权衡。所以《春秋》上说，‘少数民族是豺狼，是永远不可能让它餍足的；中原的华夏各国互相亲昵，不应该被抛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对中原百姓加以厚恩，百姓安逸，军队强大，国家富足，周边少数民族自然臣服。但是今日招降突厥可汗，我很愚笨总觉得这样有点烦劳破费，没有感到有什么好处。因为黄河河套地区的民众，自从防御异族入侵以来，州县经济萧条，人口减少。在加上隋末动乱以来，损耗更多。在突厥没有降服之前，未能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后，才能在农田上耕作。倘若又因为要安置突厥降众，再兴劳役，恐怕会再次受到伤害。以我的愚见，请停止招降安置。那种所谓让四夷宾服的说法，我以为不应该采纳。当年周朝爱护百姓驱赶夷狄，延续的八百年基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评析】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利用东突厥内部矛盾、东突厥所统治各部的反抗以及东突厥发生雪灾等有利条件，出兵俘虏颉利可汗，消灭了东突厥。 颉利可汗被擒后，东突厥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或投靠西突厥，还有大批人到唐降服。唐太宗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让大臣们展开充分讨论，请他们献计献策，即《旧唐书·突厥传》中所说的“诏议安边之术”。这场由唐太宗主导的这场大辩论不仅非常激烈。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温彦博“与魏征等争论，数年不决”。但集中的辩论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贞观四年（630），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阴山。部众多降，颉利亦为部下擒送唐军。如何安置突厥这批降众，加上前一年，其他少数民族首领也有很多率部 “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如何安置这大批降众，朝臣在同意接纳安置的前提下，如何对待这批降众，基本分成两派派： 一派是必须设防，不能让他们深入中原腹地。朝廷大多数官员以秘书监魏征、中书侍郎颜师古、夏州都督窦静和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一大批重臣都持此主张。其理由是“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魏征）。李大亮更举历史教训为例：“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 另一派则以温彦博为代表，主张化胡为汉，效法东汉光武帝的做法，将东突厥安置在今内蒙古河套以南的地区。其好处是：“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温彦博同样具举历史为例：“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魏征对此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陛下如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当然也是举历史为例：“晋代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漉、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 唐太宗最后采纳少数派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之间。又在原先突利可汗所统治的地区，设置顺（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祐、化、长（三府都在今甘肃、宁夏境内）四州都督府；又将颉利可汗故地分为六州，左部设置定襄都督府，右部设置云中都督府（皆在朔方即河套），以统领突厥部众。贞观四年五月，唐朝将突利封为顺州都督，使其统辖诸部酋长；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封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怀化郡王，使其统领颉利旧部于河南之地。对于其他各府州，也分别封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对于到达长安的突厥酋长，都封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入居长安者就“近且万家”。总之，在这一时期，突厥部落大都进入塞内，突厥贵族大都到了长安。时间证明：这种安置方案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反对之声越来越弱。如突厥思结部在贞观四年三月降服唐朝，被安置在朔州。当时，思结部落“贫穷离散”，朔州刺史张俭负责对其“招慰安集”。张俭的工作方法既简单又灵活，“但存纲纪，羁縻而已”。即使对于仍然居住于碛北的突厥人，也允许他们“亲属分住，私相往还”。思结部自朔州被迁移到代州之后，张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思结部在朔州和代州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大致反映了降服唐朝的突厥诸部的真实状况，为唐朝大臣评价安置突厥的方案提供了样本。据此，多数大臣在一段时期内基本认可了这种方案。当然，也有一些大臣仍在不断反思这种方案的利与弊。 第二次是在九年以后的贞观十五年，大臣们就安置突厥问题又集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掀起了第二次争鸣高潮。其背景是：突厥人结社率率领突厥部众突袭唐太宗的行宫未遂，成了这场争论的导火线。 结社率是突厥突利可汗之弟，在贞观三年跟随突利入朝时到了长安，后被唐太宗封为中郎将。贞观十三年四月，结社率和突利可汗之子贺逻鹘在随同唐太宗到九成宫时，暗中纠集原来的部落四十余人，计划在晋王李治深夜出宫时，突袭唐太宗的行宫，准备事成之后，拥立贺逻鹘为可汗，返回故地。由于时机不成熟，结社率虽然“弓矢乱发”，杀死了数十名卫士，但在折冲都尉孙武开等人的反击下，很快就被击溃，在渡过渭水准备逃往他的部落时，被全部斩杀。结社率之所以要密谋杀害唐太宗，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因为唐太宗压抑了结社率。其文云：“居家无赖，怨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唐太宗）由是薄之，久不进秩。”此外，从结社率“阴结种人谋反，劫贺逻鹘北还”中可以看出，结社率的谋反似乎也具有北去复国的意图。 由于发生了内迁突厥首领结社率的谋反事件，朝廷大臣的意见一边倒，将内迁的突厥遣返内地，就是上次主张内地安置的温彦博也只能发出“深为可惜”的叹息。这次唐太宗也后悔当初“处其部众于中国”，“几失久安之道”，基本认同大臣们的意见。于是便在贞观十三年七月将颉利可汗的同族人阿史那思摩立为乙弥泥孰俟利可汗，赐给李姓，建牙帐于河北，“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希望以此使突厥“世作藩屏，长保边塞”。这样，原来被安置在朔方河南的突厥部落，陆续迁回漠南与河北之间的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大辩论中，除了汉族大臣各自发表自己意见外，少数民族首领也加入争辩：薛延陀首领夷男在廷辩中发表与 上述两派不同的意见和处理办法。在他看来突厥反复无常，很难令人信任，突厥在未被消灭之前，“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唐朝消灭突厥之后，应当报仇雪恨，将其民众全部罚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夷男认为，尽管唐朝对突厥“养之如子”，恩重如山，但还是发生了结社率反叛事件。夷男据此得出结论：“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并希望由薛延陀出面解决突厥问题，为唐朝彻底消除后患。夷男的想法完全基于薛延陀的实际利益，其真实目的是想阻拦突厥回到故地，后来薛延陀与突厥多次相互攻击就充分暴露了夷男的意图。 第三次大辩论发生在贞观十八年，实际上是第二次事件后处理办法的遗患：如上所述，由于薛延陀对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北迁一直持反对态度，其首领夷男一听到唐太宗“遣思摩渡河北”的消息，就“虑其部落翻附碛北，预蓄轻骑，伺至而击之”。贞观十五年，夷男派其儿子带领20万大军占据善阳岭的有利地形，出击李思摩。尽管唐太宗曾设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并对夷男“数与思摩交兵”予以强烈谴责和严厉警告，但并没有减轻李思摩的恐惧感。到贞观十八年，李思摩在薛延陀的威逼以及他自己部众“皆不惬服”的复杂形势下，又率领十万部众和四万精兵渡河南下，请求居于胜、夏二州之间。 围绕是否同意李思摩重新迁居内地的要求，唐太宗和大臣们又展开了一次讨论。与以往两次大讨论不同的是，这次讨论先由唐太宗提出主导意见，原则同意李思摩的请求，然后由大臣们发表各自的看法。与贞观四年和贞观十三年两次大讨论都有分歧不同的是，在这次讨论中，大臣们的意见相当统一皆主张内迁，但不是河套地区，而且中原地区的洛阳附近。在一些大臣看来，安置在河套地区，发生了结社率反叛事件；遣返回河北，又遭到薛延陀的抵制和攻击，说明这两种方案都不成熟。最后，他们都认为，只有将他们安置在洛阳，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大臣们之所以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关键在于只有这种方案从未实践过，没有经过实践的美好蓝图往往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这种方案最符合多数大臣化胡为汉、弃牧为农的初衷。实际上则是温彦博第一次提出的主张“俘之河南兖、豫之地”再一次起主导作用。但由于唐太宗此时决心已定，根本没有理会大臣们的反对意见，于是降服唐朝的突厥部众又被重新安置在河套地区。李思摩因已失去部众的支持，只好再次奔回长安，被唐太宗封为右武卫将军。 这三次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化解突厥对唐王朝造成危害这一核心问题。实际上它是中原华夏如何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民族政策在唐代的延续和发展： 先秦以来，中原华夏各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有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实则出于同意目的的两种态度和由此决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 一是“夷夏之辨”。即“戎狄豺狼，不可亲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所无”，（分别见于《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诗经》“鲁颂·閟宫”篇）表现出的是强烈的防范和戒备意识，其中也透露出大汉族的种类优越感和排它意识。处理办法是“外攘四夷”、“尊王攘夷”，华夏各族要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族入侵。春秋时期，齐桓公采用管仲的建议,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在葵丘大会诸侯,率兵击退伊洛之戎,捍卫了周室。由此也受到孔子的称赞，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论语·八佾》）。这个观念，经过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诠释，遂成为儒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 二是“夷夏同风”。认为作为天下共主的汉族统治者就应该“德及鸟兽,教通四海”,使“四夷宾服、天下同风”,同样是儒学大师的孟子认为：一个人的出生地并不重要，能否君临天下，在于他能否以德服远、施惠四方：“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篇下。）后来的儒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中国而失礼义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由中国之”，皆是对这个标准的补充和发展。 “夷夏之辨”和“夷夏同风”正是构成中国历代羁縻政策的两个相反又相承的理论依据。从“夷夏之辨”出发,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族始终有种戒备心理、防范意识,采用的方略是保持距离感的羁縻,而不是混同、融合；从“夷夏同风”出发,又要推恩于四海,把天下同风、共沾王化作为圣王和有德之君的主要衡量标志,这样就不能征伐、杀戮,而要施恩布惠,“务在羁縻”。正是这两种相反相承的理论及其实践,才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元主体、多元格局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这个多至五十多个民族的泱泱大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意识和牢固的凝聚力,而不至于分裂、解体。 唐太宗时代的三次大辩论实际上即是上述儒家思想两个侧面的对立和碰撞： 温彦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夷夏同风”在唐代的翻版和实践。他所说的“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 ；“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就是先秦儒学大师提出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唐代版。至于唐太宗，上述的儒家经典更是他雄才大略，实行征伐、开拓疆土的一个做好理由。魏征等人所信奉的则是“夷夏之辨”。他说引用西晋大臣江统《徙戎论》中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类儒家的原典。 当然，两派主张虽不同，但又一点是共同的，即皆是从国家安危和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只是温彦博和唐太宗更多一些眼前的政治尤其是和经济现实考虑： 内地派主张“化胡为汉”，把游牧民族的突厥彻底改造成定居的农民，完全是由于唐朝当时人口的缺乏和经济的萧条所决定的。经过隋末的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因此，增加人口、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是唐朝前期的首要任务。其实，魏征在贞观六年就已经指出，唐朝“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即使“积岁丰稔”，还“仓廪尚虚”。直到贞观十一年，中书令马周在上书时还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魏征和马周所言，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而对唐朝中央政府而言，在战乱之后，增加劳动力最为简捷、最见成效的办法，一是通过赎买等办法使被突厥掳掠的汉族人回到中原地区，二是将降服的突厥人改造成农民，增加唐朝劳动力的数量。如贞观五年四月，唐朝“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再如命令高昌王归还从突厥逃到高昌的汉人。而上述这些大臣主张将突厥迁移到内地，使其“化胡为汉”，其主要目的就是使降服的突厥人弃牧为农，以弥补中原地区劳动力之不足。即使温彦博主张把突厥迁移到河套之地，也希望这些突厥人最终都“尽为农民”。 当然，将突厥迁到内地，使其“化胡为汉”，尽管唐朝会收到“加户之利”，但强制突厥同化，既违背了一般规律，也会引起突厥的反感。因为从民族同化的规律来看，最理想的是在相互交流中自然同化，如果强制同化，往往会适得其反。此外，内地派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把突厥大规模地迁居到内地会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路途遥远，突厥人迁到内地必然会增加沿途官府和民众的负担；二是长途跋涉到达内地非常艰辛，必然会引起突厥人的不满；三是突厥人作为游牧民族突然定居下来，会存在着水土不服和无法适应定居生活等问题；四是突厥人定居内地将来必然会与汉族人争夺资源，引起纠纷。由此可见，且不说将突厥迁到西南内地和江南内地很难实现，就是把他们迁到兖豫内地也会出现很多麻烦，给汉族和突厥都会带来诸多劳扰。 至于魏征等人则突厥在历史上对中原王朝的严重危害以及对唐朝的潜在威胁，强调胡、汉隔离，主张对突厥分而治之，这在当时条件下虽有可取之处，但缺乏战略思维。因为在唐朝消灭东突厥之前，薛延陀已经完全控制了漠北，东至渤海，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较大部落都已隶属薛延陀。唐朝平定东突厥后，夷男又乘“朔塞空虚”之机，率领其部落东返故国，占领了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的“古匈奴之故地”。薛延陀当时有胜兵二十万人，唐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但此时的薛延陀，和唐王朝还处于和平时期。其首领夷男不仅接受了唐太宗的册封，并派使者向唐朝贡，而且还在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建立牙帐。既然突厥的故地已被薛延陀占据，现在让突厥重新返回漠南之地，必然会遭到薛延陀的强烈反对，双方也势必会爆发战争。如果仅凭突厥降众的力量，根本不是薛延陀的对手；如果唐朝帮助突厥对付薛延陀，又会引起薛延陀的不满，甚至会导致唐与薛延陀之间的矛盾甚至武装冲突，撕裂薛延陀与唐朝的隶属关系。唐朝显然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买卖。由此可见，河北派在安置突厥问题上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其方案显得比较迂腐。 因此，尽管温彦博的建议也有不足，甚至后来证明还有遗患，但天下没有一种办法是十全十美的。相对而言，河套派的主张不仅符合突厥和唐朝的实际情况，而且也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成为唐太宗的首选方案。 这三次安边政策的大讨论和思想上的大交锋，给后人的启发和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其一，为思想交锋和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树立了样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围绕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等重大现实问题出现思想交锋是非常正常，也是极其有益的事情。思想交锋能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能使真理越辩越明，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或减少失误。正常的思想交锋应当严格限制在思想范围之内，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做到有理有据。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思想交锋往往会超出正常范围，与政治斗争、派别之争、利益之争及意气之争交织在一起。如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组织的第三次关于和亲问题的大讨论，就演变成书生与权臣的争斗，不仅出现了人身攻击的局面，而且使持不同意见者博士狄山命丧塞北。在东汉和帝初期，围绕是否北伐匈奴问题，以窦宪为代表和以袁安、任隗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场思想交锋也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东汉灵帝时期，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和护羌校尉段颎就如何解决东羌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张奂主张“宜用招降”，段颍主张动武。张、段之争就把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意气用事交织在一起。但贞观年间唐朝君臣围绕如何安置突厥问题所开展的三次大讨论，尽管争论得很激烈，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思想认识不尽一致，理论观点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争论的出发点则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没有任何个人私利。魏征和温彦博之间思想交锋最多，争论的时间最长，观点也针锋相对，但都能限制在正常的思想交锋范围之内，既不搞人身攻击，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共事与配合，更没有牵扯到政治话题。即使后来温彦博的方案造成贞观十三年内迁突厥首领结社率的谋反事件,也未归罪温彦博,只是调整了安置方案。贞观年间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彻底划清了思想争论与政治斗争、意气之争及利益之争的界限，始终没有脱离正常思想交锋的轨道，是历史上比较成熟的思想交锋的突出代表，为思想交锋树立了样板，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二，正常的思想交锋必须具备适宜的土壤和条件。贞观年间的这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开展起来、持续下去，一是由唐太宗亲自主导，颇具力度；二是因为唐太宗本人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大臣们敢于犯颜直谏；三是贞观年间的整体舆论环境比较宽松，形成了讲真话、说实话的良好氛围；四是大臣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都能“知无不言”。如魏征“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 其三，臣民的思想认识无论多么符合实际情况、多么深邃和多么正确，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相吻合，才能付诸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臣民的思想认识如果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相吻合，就比较容易付诸行动；如果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不合拍，则很难成为主流思想，也就很难付诸实践。温彦博的设计方案和思想认识之所以会为唐太宗所采纳并得以实施，除了比较符合唐朝和突厥的实际情况之外，关键在于他的思想认识最符合唐太宗的口味，也最接近要征伐四夷, 开疆拓土、德育天下唐太宗的内心真实想法，因此能得到唐太宗的认同和采纳。相反，如果与唐太宗的思想认识不吻合，无论多少人坚持都无济于事，都难以得到认同和采纳。如在第三次大讨论中，尽管大臣们的意见相当统一，都建议将突厥安置在洛阳，但因与唐太宗的思想认识不一致，遂被完全否定。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又是许多正确思想认识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