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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钓台，本泛指钓鱼的高台；东汉时期严子陵隐居不仕，垂钓于富春江，所以钓台又被用以特指严子陵垂钓处。 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严子陵曾经与刘秀同游学，及至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刘秀派人寻访到了严子陵，两人同卧一榻，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后来“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对严子陵和刘秀的交往，后人评说道：“新主已忘天子贵，先生犹道布衣尊”；“汉后虽则贵，子陵不知高。”严子陵富贵不能淫的操守，为常人所不及，无疑具有一种崇高感，所以范仲淹由衷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不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诚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芸芸众生作为欲望的俘虏，与严子陵不啻霄壤之别，所以不难感受到来自他精神人格的压力，于是“惭愧严公旧钓台”就成了一种普遍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如何过钓台就成了一个问题。 有的人在空间上打主意，绕着走。宋代胡仲参在《钓台后》一诗中说：“身为功名役，因思隐者贤。只行山后路，羞过钓台前。”明代杨士奇在《归来》一诗中也说：“慌迷携鹤径，惭过钓鱼矶。”两首诗都表达了因惭愧而从小路绕过钓台的意思。假如实在绕不开，则如明代文人陈献章所说：“南去北来船过尽，无人肯住钓台前。”人们在钓台前尽可能不作停留，就是因为精神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气馁感。 也有人在时间上打主意，选择黄昏时分过钓台——因为黄昏时分光线暗淡朦胧，可以遮掩脸上的羞愧。“公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此诗的作者颇有争议，一说是宋人陈必敬，一说是明代的陈繗，一说是明代的赵基，但不管作者是谁，黄昏过钓台缘于内心的惭赧是确定的。明代陈良贵则在《过钓台》一诗中明确地说：“自惭薄宦犹羁旅，舟过黄昏也赧颜。”对于这种“避时”的做派，也有人不以为然。清代佟世南在《十二时·登钓台》一词中说：“避利名、利名仍有，何必黄昏过此。”在佟世南看来，红尘中人，绝对去利去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不如襟怀坦荡一点，“奋袖一歌，阴霾都散，明月秋如洗。” 也许黄昏尚有光亮，有的人主张夜晚过钓台。宋代李昂英《过严子陵钓台》一诗道：“船重只因将利去，船轻又恐为名来。如今羞见先生面，夜半撑船过钓台。”李清照在《钓台》一诗中也说：“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从李清照诗中看来，那些面对严子陵自惭形秽的名利客，都选择在夜晚过钓台，所以钓台前的水域通宵都有船只通过。李清照这首诗是南渡后的作品，黄墨谷先生在《重辑李清照集》中说：“她只用28个字，却把当时临安行都，朝野人士卑怯自私的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我读到这首诗，却并不鄙视那些夜过钓台者，倒觉得诗中“人的成分”特别浓郁，可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再说，夜过钓台折射出的焦虑情结，乃是知耻的一种表现，而孔子早就指出：“知耻近乎勇。” 严子陵高洁的志趣像富春江的山水一样清绝，只要怀有功名利禄之心，过钓台时任何吟咏都显得可笑，所以唐代王贞白说：“何颜吟此过，辛苦得浮名。”只有摒弃了功名利禄的欲念，庶几才能坦荡地经过，所以宋人赵抃说：“休官不久轻舟去，喜过严陵旧钓台。”赵抃诗中的一个“喜”字大有深意，意味着内心的轻松和坦荡，也意味着可以尚友严子陵的喜悦。 严子陵作为传统文化中隐逸精神的标杆，人们对他且敬且惧，在过钓台时各有选择，本不难理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王侯将相和草根布衣，虽然不啻霄壤之别，但是时间改变了一切。宋代史浩在《题严陵钓台》一诗中说：“功名于道九牛毛，无怪先生抵死逃。漠漠桐江千古后，云台何似钓台高。”明代方献夫在《严子陵钓台》一诗中也说道：“诸将勋名占上台，桐江烟水独徘徊。谁知千载风尘后，不见云台见钓台。”云台将相的功业随风而逝，而严子陵的精神却万古长青，这无疑是钓台的胜利。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