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桓帝在位时发生3次大疫灾，灵帝期间5次，正是在这个瘟疫频发的时代，道教应运而生，可见道教与瘟疫防治的不解之缘。道教的众多道医在瘟疫盛行时，凭借高超的医术，在对抗瘟疫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名道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对瘟疫防治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和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大量瘟疫防控的实践指导。道教重视消毒，强调个人卫生，特别指出要珍惜生命，在防治瘟疫方面展开了种种宗教性仪式和医疗措施等活动，为古代保护民众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一些方法和措施是预防医学的早期萌芽，与现代预防医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是道教咒符在瘟疫流行时的应用；五是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道教对瘟疫产生的原因依自身宗教义理给出了独特的解释，并提供了多样化的治疗方法。道符、咒语和斋醮科仪属于信仰疗法、心理疗法的范畴，而道教防治瘟疫的养生术则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1） 本文尝试从宗教与医学的跨学科角度，对道教防控瘟疫的实践活动进行梳理：一方面研究道教从信仰出发，将道符、咒术、斋醮等方法运用到预防瘟疫和治疗疫病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研究道教从医学出发，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三个预防环节所提出的多种措施进行分析评述，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道教对瘟疫的防控。 一、道教防控瘟疫的预防医学方法研究（一）控制传染源 现代预防医学认为传染病（古时泛称瘟疫）是由病原体引起，能在生物体之间传播的多种疾病的总称。（2）传染病流行要求必须同时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基本环节。因此，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者为主要内容。 传染源指的是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且能排除病原体的人和动物。现代防疫思想指出，针对不同传染源可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如对病人可采取隔离法，这在古代社会就已施用。此外，道教对动物传染源也提出了控制措施。 1．隔离法 隔离法，是指将传染病病人或疑似者安置在一定场所，使之不得与易感人群接触的措施，其方式根据疾病的传播途径因时因地而定。 《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注意“避其毒气”，与现代预防医学的隔离思想契合。据《蜀记》记载，张道陵因患疟疾而到神社中“避病疟”，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3）《肘后备急方》也提到将麻风病患者送入深山进行隔离的方法，曰：“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置山穴中。”（4）当时社会认为瘟疫多是鬼神所致，因此便有“避疾”的方法，使患者远离人群，隔绝了传染源。 此外，道教还用“隔断”法术禁断瘟疫传染。该法术引导信众有意识地规避传染源，提升信众的自我保护意识。《道法会元》记载宋元时期的“隔瘟法”：“凡邻家有时灾，恐不知忌炁息传染者，须当择一日，奏申行移如意，书篆符命镇断……望病人家向浇画地界，用画河开五路九宫断法禁之，牒檄官将守卫，再以和瘟符烧於灶中及池井水缸等处。”（5）向病人家室“浇画地界”，用“断法禁之”，禁止未患病者进入病人家的地界，从而隔离传染源，故“隔断”法术可认为是隔离法的形式之一。 2．控制动物传染源 动物传染源可作为某些病原体的宿主，使得疾病在动物和人之间互相传播，因此不能忽视动物传染源。 葛洪指出，对于经济价值较大的动物传染源，如牛马等牲畜，可采用赤散方予以治疗。曰：“牛马疫，以一匕著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6）还指出狂犬发病的征兆：“及寻常忽鼻头燥，眼赤不食，避人藏身，皆欲发狂。”（7）并指出控制狂犬的方法：“宜枸杞汁，煮糜饲之，即不狂。”（8）孙思邈也明确指出控制狂犬的方法：“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弱持杖以预防之。”（9） 葛洪还指出“射工毒”和“沙虱毒”动物宿主的控制方法：“当养鹅鸭，食，人行将纯白鹅以辟之，白鸭亦善。带好生犀角，佳也。生麝香、大蒜合捣，以羊脂和，著小筒子中，带之行。”（10）即对于“射工毒”，可通过饲养鸭鹅来捕食射工毒虫的方法，或者佩带生犀角躲避射工毒虫的方法控制毒虫侵袭；对于“沙虱毒”，可利用麝香和大蒜避免沙虱近身。 （二）切断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从传染源到易感人群的传播过程，常见的传播途径有：水、土壤、空气、飞沫、经节肢虫类传播等。消毒是最常用的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道教对此做出了诸多实践。 1．消毒法 消毒法是道教常用的防疫手段，包括烧熏、佩挂和涂抹药物消毒法。这类药物多以雄黄等本草香物为主，其药物本身、烧熏气体及挥发油成分均具有一定的消毒灭菌作用，从而发挥卫生防疫功效。 烧熏消毒法利用消毒药品的燃烧所产生的气体进行空间消毒，一般在院内、中庭烧之，通过燃烧熏蒸方式达到消毒空气环境的作用。《肘后备急方》记载诸多烧熏法的辟瘟疫方，如“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和“虎头杀鬼方……每月初一、十五半夜院内烧一丸”（11）。《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诸多烧熏辟瘟疫方，如太一流金散方、杀鬼烧药方、虎头杀鬼丸方、辟温杀鬼丸和雄黄丸方等。（12）将这类中药焚烧后熏蒸庭院，起到对居住环境的消毒作用，一定程度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 佩挂药物法利用药物的挥发性，将其气味持续释放而防御疫邪侵袭，至今仍然在民间使用，佩挂部位一般是床帐前、门户上、胸前、手臂等。《神仙传》记载道士尹轨擅长通过佩挂“辟疫药丸”的方法预防瘟疫的事迹：“尹轨者……腰中带漆竹管数十枚，中皆有药，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药如涂其门，则一家不病，病者立愈。”（13）《肘后备急方》强调通过佩挂药物法可有辟瘟疫的良效，曰：“有辟瘟疫的单行方术……悬门户上，又人人带之。”（14）此外，对于预防蛊毒也采用佩挂药物法，曰：“得真犀、麝香、雄黄为良药，人带此于身，亦预防之。”（15）《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佩挂药物防疫法的相关要方，如太一流金散方、虎头杀鬼丸方、辟温杀鬼丸、雄黄丸方和赤散方等。（16） 涂抹药物法是将药物涂抹在身体表面组织或某一部位，以达到消毒防疫的作用，涂抹部位一般为额上、五心、鼻人中及耳门等处。《肘后备急方》指出涂抹药物法可用于预防瘟疫，曰：“姚大夫，辟温病粉身方……以涂粉于身，大良；赵泉黄膏方……以摩身体数百遍，佳；赤散方……亦宜少许以内粉粉身佳。”（17）《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涂抹药物法的一些要方：“辟温气，雄黄散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辟温病，粉身散……以粉身。”（18） 2．管理卫生法 （1）环境卫生 在阻断瘟疫传播的过程中，搞好环境卫生作用重大，包括空气和水源环境等。消毒法是搞好空气卫生的主要方法。《肘后备急方》和《备急千金要方》均提出诸多用于辟瘟疫的空气消毒法，如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通过烧熏法、佩挂法或涂抹法进行大面积或局部空气的消毒，该法尤其以经空气传播传染病的预防效果佳。 水源卫生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也是瘟疫时期整治的重要对象。《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岁旦屠苏酒”用于井水消毒，可预防瘟疫，曰：“岁旦屠苏酒方：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19）此外，《肘后备急方》记载的辟温疫的单行方术：“又各二七枚投井中，又以附子二枚，小豆七枚，令女子投井中。”（20）以及《急备千金要方》记载的断瘟疫方：“正旦吞麻子赤小豆各二七枚，又以二七枚投井中。”（21）均提及对井水投以小豆等药物，可起到杀虫消毒的作用。水源消毒法尤其以经水传播传染病的预防效果较佳。 （2）个人卫生 在阻断瘟疫传播的过程中，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容忽视，包括沐浴习俗和饮食习惯等。 道教注重药浴习惯，用于预防疫病。药浴法是将药物作为沐浴汤，通过药浴来辟疫。据《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凡时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细剉东引桃枝，煮汤浴之。”（22）当瘟疫横行时期，煮药汤沐浴，可防疫。书中还指出，针对新生儿可采用“浴儿法”进行避疫，使其终身不患疮疥：“儿生三日，宜用桃根汤浴……浴儿良，去不详，令儿终身无疮疥。”（23） 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疾病产生与流行的因素之一，道教对此已有认识并列举预防瘟疫的饮食禁忌。葛洪指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或饮食生冷杂物。”（24）孙思邈亦表示：“夫霍乱之为病，皆因饮食，非关鬼神。”（25）可见，二人均将霍乱的起因归结于饮食因素，认为饮食生冷或不洁导致疾病发生。故葛洪明确告诫禁止食用自死性畜生，否则将导致疾病。曰：“六畜自死，皆是遭疫，有毒，食之洞下，亦致坚积……几物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勿食之。”（26）孙思邈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也”（27），告诫“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煮烂”（28）。以避免病从口入。并引用“黄帝云：七月勿食生菱芰，作蛲虫”（29），指出不可生食菱芰，否则招致蛲虫病。 （三）保护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是指对传染病病原体缺乏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现代医学保护易感人群措施主要有免疫预防、药物预防和个人防护等，道教保护易感人群措施多属养生术。葛洪注重防治于先的养生思想，《抱朴子》记载：
道教认为养生术可预防疾病，具体包括饮食法、服药法、行气法和导引法等。此外，还有针灸法。另外，免疫接种法作为现代防疫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古代也同样受到道教的推广。 1．饮食法 道教医书少有记载预防瘟疫的食物种类，多强调饮食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通过正确的饮食可增强易感人群的抗病能力。 《黄帝内经》反复强调饮食对脾胃的重要性，认为“人以水谷为本”（31），四季皆“以胃气为本”（32），“胃不和则精气竭”（33）。若饮食不节，饥饱无常，不但损伤脾胃，也会影响五脏和精气，降低抗病能力。《太平经》认为控制饮食可去除百病，曰：“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节食千日之后，大小肠皆满，终无料也，令人病悉除去，颜色更好，无所禁防。”（34） 葛洪提倡以豉术酒辟疫，曰：“豉杂土酒渍，常将、服之……熬豉新米酒渍，常服之。”（35）孙思邈亦用此豉术酒方“治温令不相染”，并强调饮食的重要，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36）并提倡饮食宜有规律，不可吃得过饱，要常处于一种半饥状态。曰：“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37） 2．服药法 服用方药是道教预防瘟疫的重要举措。 《素问·遗篇》较早提出服用“小金丹方”预防疫病，曰：“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雄黄一两，紫金半两……服十粒，无疫干也。”（38）《肘后备急方》对于伤寒时气温病的预防，指出：“又方：大黄三两，甘草二两，麻黄二两，杏仁三十枚，芒硝五合，黄芩一两，巴豆二十粒熬，捣，蜜丸和如大豆，服三丸，当利毒。利不止，米饮止之。家人视病者，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39）即探望病人的家属，事先服用该丸泄下，就能避免被传染。此外，还记载了避瘟疫的诸多内服药方，如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赤散方、度瘴散、辟天行疫疠、常用辟温病散方、赵泉黄膏方和单行方术等。（40）以及断温病的诸多又方，如常服小豆、熬豉、酒渍等可断温病，令不相染。（41） 孙思邈云：“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42）认为疫病可通过服用药物预防。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列举了诸多辟温方，收录并补充了《肘后备急方》的部分防疫方剂，如岁旦屠苏酒方、柏枝散方、辟温杀鬼丸、雄黄丸方和赤散方等。（43）还主张以“金牙散”防治南方瘴疠等疫病，指出常服吞麻子、赤小豆、酒渍等可断温病，令不相染。（44） 3．行气法 行气法，是通过壮大身体之气，提高人体免疫力，从而达到无病的目的。 《摄养枕中方》强调行气功效诸多：“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可以禁蛇兽，可以止疮血，可以居水中，可以辟饥渴，可以延年命。”（45）葛洪也指出行气的诸多功效，如“行气可以不饥不病”（46），又如“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47）。其所谓“行炁”，同“行气”，具体内容为“春向东食岁星青气，使入肝；夏服荧惑赤气，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气，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气，使入肾”（48）。 行气法，有时也配以存思法，即在行气时通过精神层面的自我暗示，使得精神内守、真气和顺，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素问》指出运用意念引导正气运行的方法，可以使未患病之人进入疫病病室而不被感染，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气出于脑，即不干邪……然后可入于疫室。”（49）即运用意念依次想象心中作上述想象，则有了五脏之气及自然阳气保护身体，即可进入疫室。这种五气护体法自以为可达到正气护身、邪气难侵的目的，蕴含着心理暗示作用。 4．导引法 导引法以肢体运动为主，是配合呼吸吐纳的养生方式，以强身防病。 《诸病源候论》收录有关防治疫病的导引法，如“温病候，养生方导引法云，常以鸡鸣时，存心念四海神各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50）。又如“延年之道，存念心气赤，肝气青，肺气白，脾气黄，肾气黑，出周其身，又兼辟邪鬼。欲辟邪却众邪百鬼，常存心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之，可以入温疫之中”（51）。均强调导引法具有辟邪驱鬼、预防疫病的功能。 葛洪认为疾病要防治于先，指出导引法作为祛除疾病的玄术，可防治疾病发生，故曰：“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闭之则三宫血凝。实养生之大律，祛病之玄术矣。”（52）强调应在年少与壮时就应该开始注意养生，曰：“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百病兼结，命危朝露，不得大药，但服草木，可以差于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53）孙思邈亦云：“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尔。”（54）提倡养生应劳逸结合，提倡根据体质、年龄的差异选择合适的导引方式。 5．针灸法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道教防治瘟疫的重要手段。 采用针灸法预防疫病首见于《黄帝内经》，《灵枢·逆顺》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55）针灸法不仅可用于治疗发病的患者，还可以用于未患病者，保护易感人群，避免疾病发生。《灵枢·刺法论》曰：“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泄盛蠲余，令除斯苦……以法刺之，预可平。”（56）针刺五脏，可疏通经脉，预防温疫。 灸法是一种温热刺激疗法，具有增强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孙思邈提出用灸法预防疟疾等传染病，曰：“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故吴蜀多行灸法。”（57）他还提倡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远行，最好随身携带熟艾一升以便行灸法，用来预防疫病。 6．免疫接种法 免疫接种是用人工方法将免疫原或免疫效应物质输入到机体内，使机体通过人工主动免疫或人工被动免疫的方法获得防治某种传染病的能力。 早在东晋时期，葛洪就发明了狂犬病的人工主动免疫法：“疗吠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58）利用狂犬脑髓干粉敷在伤口处治疗狂犬病，这被认为是人类对于免疫接种的最初探索，其思想与后来的巴斯德预防狂犬病原则一致。此外，据《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莫近水三日，即脓溃根动，自脱落。”（59）唐代孙思邈曾尝试以“以毒攻毒”的思想，用脓汁、血清接种的方法防治小儿疣目症。马伯英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将孙思邈的防治小儿疣目症的方法称为“种疹法”，并指出预防的思想和方法在唐代就已存在，曰：“《千金要方》有‘种疹法’，……总之，预防思想和方法在唐代已有生发。”（60） “以毒攻毒”的思想已近乎近代免疫学思想，在该思想的指导下，逐渐产生用于防治天花的中国种痘术———“人痘术”。《痘疹定论》称种痘术乃源于宋真宗时峨眉山顶的种痘女神医“天姥娘娘”，书中详述该女神医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及传播种痘术的事迹。《广布天花说及符法》记载了整个种痘过程中必须进行的道教祈禳仪式及众多相应的用符诸法，透露种痘术盖乃初传道教仙传。《种痘指掌·种痘原说》亦透露种痘术乃传自道教真人，可以窥见道教在免疫接种方面的贡献。 二、具有道教特色的瘟疫防控方法研究早期道教多认为瘟疫是由厉鬼妖邪作祟引起的，于是对付厉鬼妖邪的策略便成为早期道教解决瘟疫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当时的道教强调利用神力杀鬼驱邪，根除瘟疫，而该神力需要通过道教的道符、咒语或斋醮才能实现。 （一）道符法 道符被道教认为是借助神的命令和力量使病源远离人体的祛瘟方法之一。道符，亦称为“丹书”，一般是由奇特的文字或图案组成，大多是用朱砂或墨笔写在纸、木板、布帛、陶碗和身体上，通过吞服、佩带身上、放置家中等方式使用。道教认为符是由天神所授予，具有召劾鬼神的作用，吞入腹中之后，可以召唤天上的神吏进入体内，巡行各处，消除邪气鬼物，治病强身。 《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记载了治瘟疫的道符：
经文描绘了道符的形状和用法，及其可治疗瘟疫，收摄病源，保佑平安的功效。《道藏》中亦记载有诸多防治疾病的道符，如用于防治劳疰的“度复连蛊注亡魂真符”：
符文描述了关于劳疰的4种传染方式：家亲劳疾而传、屋宇伏尸之染、气传而夫妇俱死和飞尸则亲姻皆亡的传染方式，均与亲密接触有关。并指出可通过“度复连蛊注亡魂真符”驱赶亡魂，使之升迁，从而祖代不再患劳疾。 又如，道教试图以“神符”斩杀传瘟使者以绝瘟疫：
该段符文呈现了一个五部鬼王和各方瘟鬼在人间散布瘟疫的情景，并指出可利用神符对其进行驱逐，以绝瘟疫在人间散布的情景。 早期道教多以符水为途径吸纳教徒，无论是太平道，还是天师道，都有众多的教徒。《三天内解经》云：“疾病者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跪仪，符章救疗。”（64）及《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鱼豢《典略》：
均强调了太平道和天师道以“首过”和“符章”为主要疗病手段。起源于西晋初年的净明道，相传其创始人许逊在当时则以符箓之术为百姓治疗瘟疫。江西一带至今仍流传着许逊于豫章斩蛟镇妖的传说。而在江南一带，以于吉尤为有名。于吉乃三国时道士，《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
描述了于吉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从而吸引众多信徒。可见，古代道教利用道符进行防疫治疫的受众之多，其社会影响力之大。 （二）咒术法 咒语也被道教认为是借助神的命令使疫病远离人体的祛瘟方法之一。咒语，亦称为“神祝”，是由特定符号和特定音符所组成，也被认为是上天授予的神圣要语，可以用来召请真神替人除邪愈疾。道教在防治瘟疫时经常伴随使用咒语，道教法师作为行咒者，通过咒语对鬼神进行命令或祈求，以求达到消灾灭祸和祛除邪祟的目的。如《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所云：
咒语实则代表上天的旨意，故而具有祛除瘟疫的功效。 据《神仙传》记载，活跃于献帝时期的道士董奉因“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而闻名，据云，他曾以咒术和神奇的疗法治愈“疠疾”和“精邪所魅之病”。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认可了咒术在防疫方面的作用，记述如下：
葛洪表示，通过实施咒法可免疫于未患病之人，使其可与病人同床而不染病。他在针对疟疾的防治方法中提到，可通过咒术驱逐疟鬼，从而预防疟疾的发生，记述如下：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29第7篇“禁瘟疫时行”和第8篇“禁疟病”，以及卷30中也收录了诸多驱逐疫鬼的禁咒术，用禁咒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如贵客忤气、瘟疫时气、疟病、疮肿、龋齿、目痛、金疮、蛊毒、遁注、邪病、蛇毒、狼狗咬伤等。部分禁咒术如下：
（三）斋醮法 《周礼》云：“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71）四季的流行病多是由气候的反复无常造成的。该说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就夏季的痢疾、秋季的疟疾和冬季的白喉等疾病而言，其病原体多为细菌，由于气候及人的饮食起居的改变极可能导致菌体的大量繁殖与传播，从而引发疾病的流行。古人基于这种经验性结论，衍生了种种季节方面的防病法，如每逢时节必举行种种仪式。道教继承了这些方法并发展出自己的特别方术。 道教在瘟疫时期实施的瘟疫醮，又称“断瘟疫醮”“禳瘟疫醮”，乃系道教专为预防或祛除瘟疫而举行的斋醮科仪，其宗旨是为地方民众驱逐瘟疫、祈求平安。（72）《太上三五傍救醮五帝断瘟仪》《正一瘟司辟毒神灯》和《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均详细叙述了瘟疫醮的节次流程，道士在实施瘟疫醮时，需要设立专门的“瘟疫醮神位”，如有：禳瘟灯仪、忏禳疾病仪、消灾星曜仪、解攘星运仪、誓火禳灾道场仪、消灾设醮科、瘟司醮科、洞渊斋、长生保命斋等等，行醮者需诚心祈祷神灵，才可以感应神灵，达到祛除瘟疫的目的。据《道藏》记载：
可知西晋末年瘟疫横行，道士王纂实施斋醮仪式替人治病而活跃于江表一带。 三、结 语综上所述，道教防控瘟疫的方法是全方位的，我们通过道教与预防医学学科交叉的方法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三个传染病防治的关键环节，道教都有丰富而全面的防控措施。一是在控制传染源方面，包括隔离法、控制动物传染源；二是切断传播途径方面，主要有消毒法和卫生管理；三是在保护易感人群方面。既有免疫学的思想萌芽，又有服用预防药物、环境及行为改善、饮食调节等，还有一系列增加机体抵抗力的道医学方法，如行气、导引、针灸等措施。道教提出的防疫措施综合了个人的内在素质和环境的外在因素两方面的内容，由内、外两方面综合来控制疾病的发生。个人的内在素质，即针对人体自身的预防措施，如通过导引、行气、服食等方法增强自身抗病能力；而环境的外在因素，即针对外在环境的预防措施，如通过隔离法、消毒法等方法隔绝或消除外在环境中的致病因素，防止疾病的发生。与此同时，在防控瘟疫时，具有道教特色的方法得以全面展示和充分地应用，道符法、咒术法、斋醮法等内容相当丰富，全方位的防控方法对控制疫情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道教中的预防医学思想与内容，对于道教自身来讲，不完全是外在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的。文中试图以现代科学观念来将具有科学性的道教防控瘟疫的预防医学方法与道教特色方法分开，将道教的宗教性与科学性作了人为的区分，从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道教本身所包涵的预防医学的思想和内容的完整性，不过本研究旨在积极发掘道教中的预防医学之重要成果，拓宽道教中的预防医学研究范畴，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可以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深化，把道教中的预防医学思想和实践的科学性与宗教性关系做更深入的探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梁少媚，杨雪：《古代道教对瘟疫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亚太传统医药》2014年第5期。 （2）詹思延主编：《流行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202页。 （3）［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8，《大正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2册第140页。 （4）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1《仙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7页。 （5）《道法会元》卷219《神霄断瘟大法》，《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册第366页。 （6）（11）（14）（17）（20）（24）（35）（39）（40）（41）［晋］葛洪编：《肘后备急方》卷2《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42、42、43、42-43、43、27、43、33、42-43、43页。 （7）（8）（10）（15）（26）（58）［晋］葛洪编：《肘后备急方》卷7《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第五十四》，第128、128、138－139、136、143、127页。 （9）［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卷25《备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453页。 （12）（16）（18）（19）（21）（22）（42）（43）（44）［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9《伤寒上》，第175－176、175－176、175、175、176、177、173、175－176、176页。 （13）［晋］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卷9，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8页。 （23）（59）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卷5《少小婴孺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76、96页。 （25）［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卷20《膀胱腑》，第366页。 （27）（29）（36）［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卷26《食治》，第464、466、464页。 （28）（37）（54）［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第479、479、478页。 （30）（48）（68）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5《杂应》，第247、243、251页。 （31）（32）《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卷14《平人气象论篇》，《道藏》第21册第180、177页。 （33）《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卷27《厥论篇》，《道藏》第21册第169页。 （34）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84页。 （38）（49）《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卷3《刺法论下》，《道藏》第21册第468、468页。 （45）《枕中记·行气法》，《道藏》第18册第468页。 （46）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卷5《至理》，第104页。 （47）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卷8《释滞》，第136页。 （50）（51）［隋］巢元方撰，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诸病源候论》，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56、59页。 （52）《抱朴子·别旨》，《道藏》第28册第251页。 （53）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3《极言》，第222页。 （55）《黄帝素问灵枢集注》卷16《五味第五十六》，《道藏》第21册第435页。 （56）《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卷1《刺法论上》，《道藏》第21册第459页。 （57）［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卷29《针灸上》，第519页。 （60）马伯英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61）《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道藏》第18册第603页。 （62）《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53，《道藏》第3册第912页。 （63）同注（5），第363页。 （64）《三天内解经》卷上，《道藏》第28册第414页。 （6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264页。 （6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5册第1110页。 （67）《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36《怯祆拯厄品》，《道藏》第3册第807页。 （69）［晋］葛洪编：《肘后备急方》卷3，第46页。 （70）［唐］孙思邈撰：《千金翼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347－349页。 （71）崔高维校点：《周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页。 （72）姜守诚：《宋元道书所见瘟疫醮考源》，《东方论坛》2013年第1期。 （73）《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8《王纂传》，《道藏》第5册第2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