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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么好的读书习惯可以分享一下吗？ 牟钟鉴：我的读书习惯是在山东烟台二中学习时形成的。1951年至1957年，是二中发展的黄金年代，老师教学水平高，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喜欢文学和历史课，《文学》课本是冯钟芸教授主编的，蒲修源老师要求学生读历史名篇，从《诗经》选开始，按历史朝代选读诗和散文，还要背诵和吟咏（这个课本后来说是“厚古薄今”，被取消）。除了课堂教学，学校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包括阅读中外名著。二中图书馆藏书丰富，我经常跑去借书，我读了《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怎么办》《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其数量之多，今天想起来都有点吃惊，它丰富了我的文化知识，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读了于光远、胡绳、王惠德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我对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在北大八年半（等分配半年）时间里，在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指导下，根据专业需要，我细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细读了《四书章句集注》《道德经》《庄子内篇》《传习录》等古典名著，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原人》，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在西方哲学史方面，主要是读各时期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辑》。 毕业后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我读了《资本论》前三卷，作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读了王力《诗词格律十讲》，喜欢上唐诗宋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的学术研究不断向儒学、道家和道教、佛学和宗教学理论研究开展，读书范围不断扩大，儒学史、道家道教史、佛教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不断进入我的视野，如《荀子》《礼记》《史记》等，还有西方宗教学重要作品。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的需要。 现在读书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读书为乐，不读点书就不舒服。有心得就随时写下来，积少成多，不断修改，或成论文，或成小书。看书、写书、教书是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所在。 我们都知道读书方法很重要。能谈谈您的经验吗？牟钟鉴：从方法上来说，我的习惯是： 一，经典精读，夯实文化人生的基础，还要读一生，百读不厌，每一年龄阶梯的体会是不同的。我读《论语》，总想从孔子仁礼之学中寻找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有人说是“礼”，但周公制礼作乐，礼文化早已有之。我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中精华的精华，它使礼文化上升为哲学，其仁爱忠恕之道，尤其是恕道，为中国人指明了精神方向，现在仁学需要作创新性解释。于是我写出《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提出三大命题：“以爱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得到学界的好评。这本书就是反复读《论语》读出来的。 还有《老子》即《道德经》，是道家和道教的首经。我在给研究生作讲解时，反复读《老子》，把一些前人有争议的地方，努力找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几年下来，写出一本《老子新说》（金城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我结合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来解说老子五千言，力求使读者亲近老子，从中吸取人生智慧。 二，读古代文史大师的书要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涵泳”，即深入经典内部体味大师的本心，像在水中游泳一样自由穿行，能进能出，与大师作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史·跋》中提出对哲学和宗教学的原著要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而不是居高临下，随意贬斥。冯、汤二先生的观念是相通的，都是他们自己读书写书的心得，从而才有传世之作； 三，读书要能做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即熟知古人的经典和思想，掌握当代学界的最新成果，又能了知国际学界的研究状况，然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将综合创新归纳为“三义”说，“本义”是掌握文本的准确内涵，“他义”是参阅前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我义”是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你们那一代人，读古书是一种基本修养。您是怎么读古书的？ 牟钟鉴：读古书，要能过好文言文和繁体字这两关，不能全依赖今人的白话译本，所以要有训诂学和文字学的知识，并学会和习惯于使用文史工具书，勤查字典，多读范文，便能直接面对原典，读出自己的体会。 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能够达到乐在其中的状态。例如我读《古文观止》，有许多名篇读得很开心，越读越有味，爱不释手。收入其中的《史记》的《项羽本纪》《孔子世家》《管晏列传》，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贾谊《过秦论》，李密《陈情表》，陶渊明《归去来辞》，韩愈《师说》《进学解》，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其中许多名句我都能背诵下来。晚上遇到失眠便背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和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不久便可入睡，唐诗宋词成了我的“安眠药”。 您多年来从事的一项重要学术工作，是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使它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为此做了哪些读书准备？在探讨儒道佛三教关系上，您也著述颇丰。 牟钟鉴：我重读马恩论宗教，在研究中华优秀文化时提炼出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写出了《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探讨儒道佛三教关系。改革开放不久，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的写作组，任先生要求我写每一卷的儒道佛三教关系史部分，他认为汉末魏晋以后，三教关系史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于是我阅读了大量古籍和当代学者如冯友兰、李养正、汤用彤、郭朋等先生的相关论著，不断积累。八十年代末，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教书，在给研究生讲三教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约四万字的讲课提纲。这期间，我写了一批论儒道互补和三教关系的文章。前几年，我化大气力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又补读了一些书，遂写成约60余万字的《儒道佛三敦关系简明通史》一书，前后用去四十年。 中国儒道佛三家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而能够明体而达用，故强调知行合一，不是单纯地获取知识。我近来写了一本《君子人格六讲》，就是希望读书尤其是读古典要能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做有德君子，不做缺德小人，提出“君子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并讲述了古往今来各类君子的故事，这“六有”是我做人的座右铭，我是认真在按六条做人做事的。 读得最多的是否仍是哲学方面的著作？ 牟钟鉴：我现在读书读得最勤的书，在中国哲学方面是冯友兰先生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事论》《新知言》《新世训》）；在宗教学方面是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新编》《西方宗教学说史》；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是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依据费先生的理念并结合中华民族实际，主编并出版了《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数社，2009年6月出版）；在小说方面是《聊斋志异》。 您的藏书有什么特点？ 牟钟鉴：我对自己的藏书，采取不作收藏家而愿与人分享的态度。我的书是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添置的，有些书在书店已买不到了。现在网络阅读很发达，但代替不了纸质书的功能。纸质书放在身边，随时可以亲近，在书上勾勾划划，不必端坐在电脑前累眼睛。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为陕西周至县儒学会提供了一批藏书，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图书室提供了一批书，为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提供了以儒学研究为主的大批图书，希望建立一个图书资料馆。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我把自己大部分藏书都捐给它，希望书能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用。我的藏书没有珍本，没有文物的价值，只要同事和学生喜欢查找阅读，我就满足了。（主持人：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