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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例”是杜预“三体”例说的重要一“体”。杜解此“体”为“传直言其归趣”与“经无义例”，则前者属意区别前两“体”之“发凡”“变例”，而后者指向非赋“义”之例，其实质是不以某辞或书法为孔子之褒贬，却并非否定同条经文可存有/无“义”之例。杜以自解仲尼之“义”为取舍，则诸左氏先儒“例”说与《公》《穀》两家之“义”或有不合而为“非”。“非例”之“体”源自经传相契之左氏叙事，故可折射《春秋》“即用旧史”之“史有文质”。杜以此说诠释经传书写之参差，又由“相互比较”之“随义而发”衬出仲尼“褒贬之例”，俨然而为一种隐藏赋“义”。 关键词：杜预 非例 经无义例 传直言其归趣 自汉代以来，《左传》如何解经，是诸左氏先儒所绞尽脑汁面对的问题。魏晋时杜预发明“发凡”“变例”与“非例”等“三体”例说，对此可谓创获颇多。据杜氏《春秋经传集解序》（以下省称“杜序”）释曰：“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杜氏以传之“发凡”为“一经之通体”，又以仲尼据此修订而“发义”，可谓层层递进，将周公之“例”与孔子之“义”同时纳入到了左氏解经的义例体系。然而，此一创获所引来的争议也不少。早在刘炫、赵匡那里即有诸种“规杜”之论，逮至沈钦韩、姚际恒、皮锡瑞、廖平诸儒，对此定例之说更有激烈批评。但分析诸争议，其攻排对象多集中于前两“体”，而直接针对第三“体”之“非例”所作出的评论相对较少，更鲜有对其作出整体考察者。当代一些学者在相关论著中，或谓其“不阐发褒贬大义”，或径曰“无义例的文字”，而亦未将其详细展开。那么，此“非例”说是否果如其字面之义而与例无涉？又或因其曰“经无义例”而与《春秋》之义无关，以至无益于杜氏整个解经体系而不应被关注？对此，本文试作出初步分析，敬请博雅君子斧正。 一、“非”杜解仲尼“据旧例而发义”之例 由以上杜氏自解《左传》“三体”来看，其曰“非例”可顺而理解非前两“体”之例，即非“发凡”之“旧例”与“变例”“新意”。例如：《春秋》隐公元年三月与九月分别载有“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与“及宋人盟于宿”两条文本。《左传》释前条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杜解：“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根据此条传文及杜解，经文书写邾国之君会盟，其未得到王命，应“例称名”，即书写左氏传文中的“邾子克”。但是，仲尼为了褒贵其“继好息民”之义，对经文进行了改写或笔削，即将“邾子克”改成了“邾仪父”。据杜氏《春秋释例》（以下省称“《释例》”）“会盟朝聘例”所释《春秋》书写规则曰：“公卿书爵，大夫称字，元士、中士及附庸称名。”5因附庸称名，故知“邾仪父”应称名，则杜解“例称名”中的“例”即是仲尼“据旧例而发义”之“旧例”。而其传文有书“曰”与“不书”字样，则表明存仲尼笔削之迹，故解“仪父”为字而褒之，此即为《左传》所示仲尼“据旧例而发义”之“变例”；对于后条，左氏传文曰：“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据经传之意，此鲁宋由战而盟，亦同上述鲁邾之盟而属诸侯交好之举，按理也应该受到褒奖，即仲尼改写而有“据旧例而发义”之笔法，但据杜解此条传文曰：“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杜解此条传文反曰“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结合前述杜序“非例”之定义，则其曰“始通”之“及宋人盟于宿”当不同于前条“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而属“非例”。理由有二：一则，据杜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又云：“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由此推断，前述邾鲁之盟，左氏明言“书字贵之”，而鲁宋之盟仅叙其“始通”云云，未有任何传例方面的揭橥；二则，据杜解“及宋人盟于宿”曰：“客主无名，皆微者也。”因“微者”不属命卿，《春秋》故不书名或字，此与隐公元年鲁邾盟会所书“邾仪父”而不书“邾子克”有所不同，显然不存仲尼“据旧例而发义”之书法。因此，两盟相比，后者既无传例，相应的经文又无孔子书法，则杜以前者为“义例”而后者属“非例”。换言之，此杜氏所注“非例”，在传文层次即指非“发凡”之“旧例”与变文之“义例”，也即非前两“体”所涉之例。 然而，若按照杜氏以传解经的思路，传文非前两“体”所涉之例，则经文中亦不应存“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杜解《春秋》此条“及宋人盟于宿”时又曰：“凡盟以国地者，国主亦与盟，例在僖十九年。”杜氏举“凡”而指此条经文含有“盟以国地者，国主亦与盟”之例，表明此条经文仍存有“例”则，这显然就与前述此条传文所示“非例”即不存“旧例”和“义例”产生了矛盾。而更有意味的是，杜解既定义“非例”，又明言经文存有“例”则，则又表明其对此并非不知。由此，我们再回到前述杜序对“非例”之定义，细绎其曰“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趣”，就可以发现，杜氏在此将经与传两个层次作出区分，则表明其在界定“非例”时，盖已考虑到上述矛盾，即当“传直言其归趣”为“非例”时，对应的是经文不存“义例”。其言外之意是说，经文虽无“义例”，但或可存无“义”之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从杜氏自身定例体系来看，其明确指出与赋“义”有关的“例”有两种，即上述杜序所提到的“发凡”之“旧例”与“变例”“新意”。其中，杜称仲尼“据旧例而发义”而为“变例”“新意”，则“变例”“新意”显然是指某种赋“义”之例或“义例”，又因其“发义”的依据是“旧例”，则“旧例”盖亦指向某种“义例”，而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仲尼“起新旧而发大义”。显然，这里的“大义”，即指杜序所云由“旧例”而来的仲尼笔削或褒贬之义。比如前述鲁邾之盟，杜氏以仲尼“据旧例”而字“仪父”为“发义”之“会盟朝聘例”。再举一例。如《春秋》桓公十年载：“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据左氏“发凡”之“旧例”：“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杜氏由此而言“侵伐袭例”。基于此，此郎之役属“凡师”之举，经文不应书“来战”，而应书“侵”或“伐”或“袭”。但据此条左氏传文曰：“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传意是说，此役之举，为鲁遵周礼而怒郑所致。杜氏以为，仲尼在此“善鲁人之秉周班，恶三国之伐有礼，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见无罪”。也就是说，《春秋》此条经文据“发凡”之“旧例”当书“侵”“伐”，亦应先书主战之郑，但仲尼“起新旧发大义”，对其进行了改写，上引“来战”及郑伯序后于齐、卫之文本，便成为了“侵伐袭例”的“发义”之处。由此观之，“旧例”与“变例”虽有区别，但两者不仅例名相同，而且前者是仲尼笔削的基础，共同复合为《春秋》之“义例”。以此准之，则杜氏所云“经无义例”即是指经文无此复合之“义例”，杜序其后所云“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亦是由此而言之。而“旧例”一旦脱离了仲尼笔削，也就成为了无“义”之例。这样来看，前述《春秋》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存有“旧例”而传为“非例”之间的矛盾，在杜氏认知视域中，就可以得到较为圆满解决。 不过，情况并非仅止于此。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三年载“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左传》曰：“陈侯如楚，公子黄诉二庆于楚，楚人召之，使庆乐往杀之，庆氏以陈叛。夏，屈建从陈侯围陈，陈人城。板队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故《书》曰：‘惟命不于常。’”此事发生的背景是，襄公二十年，陈国的两位大夫庆虎、庆寅，唯恐公子黄夺其权位，先是控诉于楚而致使黄出奔。三年后，公子黄反诉二庆于楚，遂使陈人诛杀二庆。依前述杜氏定例的逻辑，此条传文不示“旧例”或仲尼变文，应为“传直言其归趣”之“非例”。由此推之，其在经文层次应指向“经无义例”或经存无“义”之例。但是，根据杜氏《释例》“杀世子大夫例”：“大臣相杀死者，无罪则两称名字，以示杀者之罪。”此“义例”，在《春秋》文公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之传文中亦可得到推演。也就是说，襄公二十三年此条经文，其称二庆之名，当是有罪之辞，故又应属于仲尼“义例”。此条文本应为“经无义例”却“经有义例”，显然两者又出现了矛盾。对此一“抵牾”，据杜氏自解本条经文曰：“书名，皆罪其专国叛君。言‘及’，使（此‘使’即‘史’）异辞，无义例。”显然，其意是说，此“传直言其归趣”所指向的“经无义例”，是指经文言不言“及”，而此书“庆寅”“庆虎”而不书杀者之名，则为《春秋》笔削之“义例”。由此观之，杜云“经无义例”，还可以作出另外一种理解，即“传直言其归趣”所指向的某条《春秋》文本，此处虽“经无义例”，但彼处却“经有义例”。 以上仅是对杜云“非例”指向经文存有“例”则的情况而作出分析，但据杜解及《释例》“终篇”所述，其在经文层次或某条经文，仍有如其字面所示而不存有任何“例”则的情况。例如《春秋》庄公十七年载：“夏，齐人歼于遂。”《左传》：“夏，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飨齐戍，醉而杀之，齐人歼焉。”此左氏“直言”经文之“归趣”，传意明朗，故杜解经文曰：“齐人戍遂，玩而无备，遂人讨而尽杀之，故时史因以自尽为文。”其意是说，此传之“非例”指向的经文，无显任何“例”则而为“即用旧史”之文，是故杜氏在《释例》中，将此类情况归于“终篇”作结。 综上可知，杜云传之“非例”，就其所指向的整条经文而言，或存无“义”之例，或存有“义”之例，或即如其在《释例》“终篇”所云盖不存任何“例”则。而且，其存“义例”之情况，虽然在本条传文“直言其归趣”中不示有“例”，但可在“旧例”或其他传文所示“义例”中得到说明。不过，理解至此，是否就一定完全符合杜氏提出“非例”说的本意呢？ 据现存文献，较早对“非例”说作出解释的是孔颖达，其《正义》曰：“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孔氏对杜预“非例”说下的定义是史文“不著善恶”而“非褒贬”。其在“非”与“例”之间加上“褒贬”一词，实际上是对杜预“非例”之“例”多了一个限定，而这个限定显然与上述杜氏界定“非例”时的“经无义例”，便具有了某种呼应，即孔疏将杜氏视域中的“义例”释为“褒贬之例”，更为明确地将“非例”在经文上所非的对象，指向了孔子之褒贬。然而，根据以上对“非例”的分析，孔氏虽然在经文层面抓住了杜氏“非例”之旨即“经无义例”，抑或在此后每条经传有所阐释，但在此却既没有表明经存有/无“例”或“义例”之情况，也没在传文层次将“传直言其归趣”讲得更为明确。而且，因杜氏明云“非例”，其在逻辑上必须是排斥在“例”外，而如上所述，这种否定即规定的合理性，只有在传文的视域中才可以实现，即必须将经传分开，先明晰“非例”是指传之非“发凡”与“发义”之例，才可进一步言经之“非褒贬之例”，以及存有两种“例”的情况。不过，正是孔氏此一“偏颇”的解释，反而为我们揭示了杜云“非例”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旨。 二、“非”左氏汉儒之“例”及《公》《穀》之“义” 既然杜言“非例”在《春秋》文本的层次是指非仲尼“据旧例而发义”之“义例”或孔解“非褒贬之例”，这实际上就等于说，杜解仲尼之“义”是判别“非例”与否的某种价值标准。例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发凡”曰：“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杜氏《释例》释“去其国”曰“通谓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国逆”则取“得众”之意，即去国离家之“君臣及公子母弟”，若得到国人拥戴返国复位，则《春秋》应书曰“入”，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是验其说也。杜又以仲尼据此而发变文之“义例”，如《春秋》隐公四年：“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左传》曰：“卫人逆公子晋入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当时的情况是，卫国有州吁弑卫桓公之乱，其被石碏设计除掉后，国内暂时无君，这才有卫人迎立公子晋之事，晋即卫宣公。正是缘此“得众”之意，故杜解经文曰：“卫人逆公子晋而立之，善其得众，故不书‘入’于卫，变文以示义。例在成十八年。”杜氏以为，仲尼“笔削”《春秋》，是强调公子晋之“得众”，故变“入”为“立晋”。《释例》亦谓其“咸得民望，享国有家，是以圣人贵之”。也就是说，杜释“入例”所承载的无论是仲尼“据旧例”还是变文之“义”，皆含有指向君臣或公子等“善其得众”或“咸得民望”之观念。据此价值标准，《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所载“夫人姜氏入”之“入”当属“国逆”之“得众”，但据《左传》此条释曰：“秋，哀姜至。”传文显是“直言其归趣”而未示“旧例”或仲尼笔削。又结合经传前后之文，此曰“入”表明的仅是鲁庄公迎娶齐侯之女哀姜，而非为以上“君臣及公子母弟”之“得众”意，故杜谓姜氏称“入”，“直是自外入内，记事者常词，义无所取”而属“非例”。然而，据杜氏《释例》所载：“贾氏虽夫人姜氏之‘入’皆以为例，如此甚多。”按，此“贾氏”盖指东汉左氏先儒贾逵。据此，其释姜氏之“入”为经有“义例”，显与杜氏相左。面对同条经文，一为经有“义例”，一为“诸在例外称‘入’”而“义无所取”，可见杜云“非例”，在此便具有了某种“非”左氏先儒“义例”的意味。 杜氏以“经无义例”攻排左氏先儒，其更为明显之处又见《春秋》昭公八年之“秋，蒐于红”，杜解曰：“革车千乘，不言‘大’者，经文阙也。”按，“革车千乘”应为大蒐，而此不言“大”，诸左氏先儒皆以为“义”，《释例》驳云：“刘、贾、颖云：‘蒐于红’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经书‘大蒐’，复云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杜以刘歆、贾逵、颖容等不知“非例”为由，攻驳诸左氏先儒“随文造意”而解“大”，显然也是据其所释仲尼之“义”，来判断“非例”与“义例”。 同样的道理，《公》《穀》两家所赋《春秋》之“义”，若不合杜云仲尼之“义”，则亦必被“非例”所“非”。如《春秋》庄公十年“冬十月，齐师灭谭”。《左传》曰：“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杜解：“传曰‘谭无礼’，此直释所以见灭，经无义例，他皆放此。”“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趣”，则此条经传即为“非例”。然而，对此条经文，公羊家有不同的阐释。据《公羊传》：“谭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何休注曰：“据卫侯出奔也。”又云：“别于有国出奔者，月者，恶不死位也。”传以谭子实奔而不言出，何氏比僖公二十八与襄公十四年卫侯之出奔，并以经文书“月”为义。此曰有“义”而杜谓之无“义”，显然，《公羊》此“义”为杜所不取。又据《春秋》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左氏曰：“卿为君逆也。”杜解：“裂繻，纪大夫。传曰‘卿为君逆也’，以别卿自逆也。逆女或称‘使’，或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史各随其实而书，非例也。”按杜预的意思，此“逆女”称不称“使”、昏礼称不称主人，仲尼并无褒贬之义，但这种情况在《公羊传》中则有不同，其传曰：“何以不称使？礼不称主人？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在此论域中，纪履緰（即左氏之“裂繻”）为何不称“使”、为什么外逆女而婚主不亲迎能够被书写皆可存“义”。检《穀梁》此条亦与杜氏有异，曰：“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君子进之也。”《穀梁》在肯定“使大夫非正”的同时，提出《春秋》以国氏记录则可“进之”之不同于《公》《左》的观点，对此范宁曰：“履緰以名系国，著其奉国重命，来为君逆，得接公行礼，故以国氏重之。”可见，面对相同的经文，杜以“不称‘使’”云云为“非例”，而《公》《穀》则一褒一贬，对称不称“使”与婚礼称不称主人大赋其“义”。由此推之，杜氏此言“非例”，具有针对《公》《穀》二传的意味无疑。 杜驳先儒之说，又非一概不取，而是“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异同”以及“简二传而去异端”。“异端”固然意指除旧而布新，而此“特举”与“简”则自是有所选择与取舍。由此可见，杜氏明言先儒之“非”，是在区别自身“义例”之外，还隐含着以其所立仲尼之“义”来取舍前儒“义例”的目的。不过这样一来，实际上无异于在表明杜氏别异立新的同时，将《春秋》划分为了有义例与无义例两个部分。近儒刘师培曾以“辟非例”为论，认为“孔修《春秋》”当“度泯从齐”，而反对杜氏此一划分，实际亦同汉儒解经之路数。如前所述，此一划分，也正是杜氏结合左氏之叙事，而努力突破先儒之说的地方。因此接下来，杜氏基于此而云“经无义例”进而表明“非例”的定例观念，是否一反前儒之说而具备合理的基础，也就成为了我们下一个必须要讨论的内容。 三、“非例”之“即用旧史”与“传直言其归趣” 由前述“非例”相关杜解及《释例》之文，见其“因行事而言”，或以“史异辞”、或以“记事者常词”、或以“史各随其实而书”等来判断“经无义例”，表明其说在经文层次之依据必与“旧史”有关。据杜序：“《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杜以仲尼所刊正之文源自“旧史”，不经刊正者出自“即用旧史”，两者皆源于“旧史”，是故清儒皮锡瑞才有杜预“经承旧史”说的论断。不过，因仲尼刊正或“笔削”属“义例”，则其“经无义例”之说必出自后者之“即用旧史”。由传文层次讲，杜云“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趣”为“非例”，则昭示其依据还会涉及《左传》的史料来源与文本书写以及经传关系等问题。 首先，杜云“即用旧史”之“史有文质”，又云“经无义例”是“因行事而言”，则表明“非例”在经文的层次上是源自“史有文质”之策书叙事。譬如前述《春秋》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据左氏，此前鲁宋处于交战状态，隐公修好于宋故有此盟；又缘此盟，《春秋》隐公三年“宋公和卒”称名而为“义例”。也就是说，一方面《春秋》称宋公之名为“义”而不离宿盟，另一方面宿盟本身却并无“义例”属“因行事”之“即用旧史”。此“即用旧史”指向“经无义例”，故传云“始通”而为“非例”。为了表明此“旧史”说的合理性，杜氏还进一步出示了韩宣子适鲁见“鲁《春秋》”等三条证据及“赴告策书”之说。前人对此虽然多有讨论或质疑，但又皆无法完全否定此证据与论说。而且，杜预以当时出土汲冢竹书之“大似《春秋》经”佐证“旧史”，更添此说之旁证。因此，杜云《春秋》“即用旧史”便具有了某种逻辑、文献上的可能性与正当性，而我们以此来讨论源于“即用旧史”之“经无义例”，也就同样分享了这种可能性与正当性。 其次，杜释“非例”为“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趣”，则经传相契即传以解经是此说能够成立的必要前提。杜序对经传这种对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曰：“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因仲尼明周公之志、左丘明又受经于仲尼，则其无论是增删“旧史”还是“即用旧史”，皆为“不刊之书”，其所传达的意思是说，左丘明对孔子据鲁史策书修订《春秋》之意是明了的，故详传以解“不刊”之经，而如上所述杜氏后来所见汲冢竹书之“大似《春秋》经”且“多与《左传》符同”，则为此经传关系同样提供了某种依据。此亦暗合司马迁所云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之语。由此推之，丘明缘经而作传，杜氏以上“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的功能与地位便可进一步确立，其中自然包括“非例”说的提出。 其三，既然“丘明之传”可以“释经”，那么杜氏“非例”说之“传直言其归趣”还应与《左传》所据史料及其独特的文本叙事有关，即左氏之书写使此说由可能而变为现实。由杜序观之，一则，其释“《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则表明左氏传文主要来源于史官或国史之策书与简牍。因简牍之记事要比史策丰富，故丘明可“广记而备言之”。二则，左氏“言、事相兼”而敷陈于较为丰富的叙事，其文本宽度与《春秋》之简记形成鲜明对比。就杜氏所创例说而言，这会带来两个后果或影响：一者，杜氏将诸所“发凡”与诸称“书曰”“不书”等“变例”视之为“义例”，则此两“体”之外，《左传》存在大量的叙事之文；二者，此体现“义例”之外的大量叙事之文又与前两“体”叙事之文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联系，故后儒有“左氏通史”及“论本事而作传”的说法。而杜以此“事”或“史”来解经，的确有异于《公》《穀》发“义”之文本，更遑论诸如经有传无及传有经无等问题。正是缘于上述经传叙事与其例说之诸多不对应，杜氏为了进一步表明左氏解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就必须要将上述左氏诸多不对应的叙事进行处理，以解决经传之间的矛盾或不协调，而其指出“传直言其归趣”与“经无义例”恰恰又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因此，杜氏“非例”说的提出，是《左传》独特文本呈现的必然要求。 在杜预之前，为了表明《左传》可以解经，刘歆、郑众、贾逵、颖容等诸左氏先儒尽可能地向比附《公》《穀》的方向靠近，即以义裁传、发明例说而阐发左氏“微言大义”，而由杜氏《释例》观之，以上诸儒之论，要么“肤引《公》《穀》”，要么横生异说，皆无法将《左传》完全以今文的路数经学化，即无法将大量因果相连的叙事即“通史”之文与经义相结合或符合，这也是杜预斥之为穿凿的根源，尽管他对诸儒以例解经的作法有所继承，而其创新之处，除新、旧之例的创设外，就在于“非例”说的明确提出，即通过经之“即用旧史”，将传之众多叙事可以用“传直言其归趣”的形式纳入到“传以释经”的诠释链条之中。至此，杜氏以“传直言其归趣”与“即用旧史”为“非例”之主要依据在其内在逻辑中就得到了贯通与认定。 四、“非例”之隐藏赋“义” 杜言“即用旧史”与“传直言其归趣”之“非例”既然具有区别仲尼“义例”的指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即杜氏虽有意以此说来别出孔子之“义”，却在无意中又表明经传之诸多无“义”。而且，此无“义”如孔疏所说在传文中“此类最多”，俨然而为左氏经学化中的“他者”。因此，在诸儒尤其《公》《穀》两家皆视《春秋》一字褒贬的情况下，“非例”与“义例”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如何能够得以弥缝？或者说在杜氏论域中，“非例”之命题如何可以在义理层次维护其以左氏解经的合法地位？ 大致而言，诸儒藉经传文本而创设例说，其目的皆在于从相类行事、相同书写中概括出“例”，又在“例”中总结或概括出具有一定褒贬所指的“义”。其中，“例”是“义”的依据，“义”是“例”的目的，是故唐儒赵匡曰：“褒贬之指在乎例。”然而，此类创设必须符合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相同书写应该承载相同义例；二是经例必须在相应传例中得到说明。否则，不可以称之为“例”。而一旦依据传例解释经义时出现错位，或者说当相同书写未必承载相同义例时，定例者就要对其作出说明或解释，以维护成“例”的这两个基本条件。杜氏定例中的新、旧之例即体现了这种统一，但其间仍有不协。为了进一步对此作出弥缝，杜氏又提出或创设了“非例”一体，比如前述姜氏之“入”不在“入例”，也即《春秋》诸所书不书“入”，其间有的在“例”中，有的可以在“例”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定例中“文同事异”而义别或“事同文异”而义同的难题。不过，杜所定例的这一功能并非其最终目的，其旨趣更在于以传例说明或解释《春秋》之褒贬，而正是在此意义上，“非例”说开启了一条独特的诠释经义途径，或者说在客观上杜氏此说仍然体现出了某种解经价值。 其一，杜以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趣”谓“非例”，如前所释，实际上是指不以某辞或书法为褒贬，但这并不必然表明该条经文其它书法或属辞没有褒贬。除前述示例之外，再如《春秋》昭公二十一年之“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传曰：“壬寅，华向入。乐大心、丰愆、华牼御诸横，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47按，此条经文虽有“入”辞，但杜以其“诸在例外称‘入’，直是自外入内，记事常辞，义无所取”而为“非例”。然而，就整条经文来看，尽管此“入”辞不为仲尼“义例”，但该条经传所书名以“叛”辞，却表示彼处存有仲尼“义例”，即以华氏之反背为责，因而《释例》“书叛例”曰：“若乃披邑害国，则以地重以书其名，且终显其恶也。”又如《春秋》成公十五年之“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传曰：“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按照杜预的理解，此条经传之文，所表明的是“执诸侯例”，其褒贬之处在于晋侯称不称人，即若此“晋侯”称“晋人”，则说明其含有贬曹成公之义；此不称“晋人”，说明曹成公虽有杀太子之事，但其“恶不及民”。而经文中的“曹伯”本人书不书名，则为“非义例”或“非例”，是故《释例》云：“诸侯见执者，已在罪贱之地，书名与否，非例所加，故但书执某侯也。”由于杜氏的目的是以新、旧之例与“非例”重新解释经传，一则他摒弃先儒某些解经之处，二则要确立自己定例解经之义，因而这些“发义”书写位置的变化与转移，在客观上反映并实现了此一诉求。 其二，杜以“非例”指向“非”先儒所释仲尼之“义例”，则此说实际还是别出其解仲尼之“义”的一个否定式条件，即“义例”与“非例”须相待而成。比较典型的如“母弟例”，左氏“发凡”言此“例”曰：“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据此，《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左传》：“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君子谓是盟也信。”按此“卫子”，即指卫成公之母弟叔武。此叔武据“凡”应称“弟”，但《春秋》不书，嫌其有仲尼变文或笔削之处，故杜解曰：“卫侯出奔，叔武摄位受盟，非王命所加，从未成君之礼，故称‘子’”，即不合上述“母弟例”之规定，因而《释例》曰：“若夫朝聘盟会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笃睦，非义例之所兴，故仍因旧史之䇿，或称弟或称公子。践土之盟，叔武不称弟，此其义也。”其意是说，此叔武不称“弟”，是因参加践土之盟为嘉好之事，故不为“义例”而归“非例”。由此反观《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与襄公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佞夫”，因其兄弟之间不为“嘉好”而有相害之事，故其称不称“弟”皆含褒贬大义，故《释例》又曰：“夫子探其志，故显书二兄以首恶。”通过以上两类称不称“弟”，杜氏从而别出了兄弟间有相害之事则为“义例”的肯定表达。再如《春秋》隐公七年载“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解曰：“但言以归，非执也。”在此，杜视戎伐凡伯之“以归”为执之“非例”，一则可以反衬何为其执之“义例”，如“执大夫行人例”与“执诸侯例”，按照杜氏的理解，前者随事褒贬，后者则主要以诸侯是否有道于民为义；二则可以表明杜云“以归”之义，如《释例》所载“若社稷宗庙不亡，君身见获于敌，则云‘以归’”云云。此类书写皆为“非例”在此，而达“义”在彼，显然是一种否定式的肯定。 其三，杜云“非例”之“传直言其归趣”作为左氏相关叙事链条的重要环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承担着部分申发仲尼“义例”的功能。如前所述，在杜氏定例体系中，仲尼“义例”虽多由“书曰、不书”等变文而来，但其所释之义则主要由左氏叙事来呈现，那么叙事的连贯性显然可将“非例”之“传直言其归趣”纳入其中，如前述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始通”叙事。正是因为鲁宋为同盟之国，所以隐公三年经文“宋公和卒”书写宋穆公之名，起同盟书名之例。据是传载有穆公与孔父的一段对话，其内容是有关嗣立与夷还是公子冯的问题，而此一叙事又直接引出桓公二年之“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该传曰：“君子以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先书”为变文，故寄寓了仲尼之“义”，但督之“无君之心”又与宋公和议立嗣君等叙事密切相连。同样的情况，还可见于鲁、卫、齐、晋、楚等诸国叙事，是故杜云丘明作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又谓“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对左氏此一叙事特点，唐儒陆淳更赞其“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从杜氏整个例说框架来看，杜氏所言“先经以始事”云云，虽盖是据无经之传而言，但其“非例”之叙事亦当如彼“随义而发”，即包括“非例”之“传直言其归趣”在内的诸多叙事，皆随孔子“义例”而发。易言之，左氏记事“直言”处虽不必有义，但不是与义无关。 其四，杜氏虽然通过“非”自身与先儒“义例”而别出传之“非例”一体，但其在《春秋》文本的层次却保留了诸“例”存在的可能性，即前述有“义”之例与无“义”之例。因前者属仲尼笔削而后者为“发凡”所推之“旧例”，故其有/无“义”之例，实际上也即周公之例与仲尼之例的划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就整体而言，杜因周公“发凡”与仲尼变文而别出“非例”，其在经文层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非例”，或者说此论并不妨碍《春秋》“义例”的呈现。于是乎，本文前云先儒尤其是《公》《穀》两家鲜有论及“非例”一体的问题，似乎得以迎刃而解，而前儒“规杜”之例的矛头多指向“义例”或周公与仲尼之别，也就颇显顺理成章。如晚清皮锡瑞就以“周公之例多”而“仲尼之例少”为由，质疑杜氏“例”说。由此，诸儒进而溯源到“旧史赴告”及丘明必受经于仲尼为传，进行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辩驳。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由上可见，杜氏提出“非例”说，在客观上，以经传转移“发义”书写位置、以否定示肯定、传之“原始要终”及在经文层次存有“例”则等为依据，将大多《春秋》之文纳入到了“例”的解说范围之中，从而将其与杜氏整个定例体系融贯为一个整体。从此意义讲，杜言“非例”之无“义”，反而于此化作嫁接“非义”与“义例”之间的桥梁，成为了杜氏解经体系中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俨然而为一种隐藏赋“义”。 五、小结 杜预基于“三体五情”而创设其整个例说体系，“非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杜推《左传》“发凡以言例”为《春秋》之“旧例”，又云仲尼“据旧例而发义”而有笔削之“义例”，则此说在传文层次是指非“发凡”之“旧例”与仲尼变文之“义例”。又因杜解此说为“经无义例”而“传直言其归趣”，则其在经文层次指向不以某辞或书法为“褒贬”，而保留了其他相关文本可以存“例”的属性，即或存有/无“义”之例。孔颖达《正义》所释“非褒贬之例”，则进一步揭示了杜氏以“非例”立异于诸左氏先儒之“例”及相关《公》《穀》之“义”的目的。杜以“非例”之“传直言其归趣”等叙事，转移、反衬经文之“义例”，表明了其“相互比较”之“随义而发”的特点，其解经之逻辑与结构亦因之得以确认。基于此，杜以“非例”言“义例”，又以“义例”别“非例”，从而开创了一条独特的诠释路径。本文因辨析“非例”上述所指，故为之发覆。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