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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学，《辞源》解释为“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此种解释过于片面，只是狭义上的“家学”，特指具有汉代学术特色的“家法”，即家传经学。唐代士人的家学包罗万象，已不单局限于经学的范围内，兼采文学、史学和技艺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家学体系。家学的作用在于为士人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知识与技术支撑，通过培养和塑造子孙的文化修养和技能才艺，从而巩固家族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以利于门第的延续与发展。唐代官方大力推行并发展科举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的家学于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向纵深延展，衍生出针对科举考试的新变化。  科举制使士族长久以来操持的世袭性政治特权受到猛烈的冲击，客观上造成原有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为小姓及寒素获取政治地位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成为士族维系门第的首要途径，正所谓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懐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与两汉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的九品官人法相比，科举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改变了以往选官的方法和标准，确立了一种新型的评价体系，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吸纳各个社会阶层的精英。经学作为连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是传统学术的主干，对于士人修身养性，治理国家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经学素以显学著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专人的教授，不可能单靠个人的努力一職而就。  经学自汉代以来就有家传的特性，“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先辈专治一经，传承子孙，世代相袭，逐渐发展成为经学世家，在此基础之上致身通显，升华为公卿世家，而后形成所谓门第，门第又成为学术传承的依托。唐代中期以来，进士科蔚为大盛，独领科场风骚。“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学术风气也为之一变，由重经学转向重文学。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诗赋一时成为士人竞相研习的内容，一些以经学为世业的士族子弟也在世所企羡的进士功名的诱惑下趋之若鹜，由治经转而习文，普遍出现了“幼精六籍，弱冠攻文”的现象。与此同时，一些世家大族即便加大了文学在家学中所占的比重，但仍然不甘弃守经学的阵地，用实际行动捍卫了经学的学术地位。经学长期以来就有南北之别，直接表现为治学之风。  “史学在中国，一向成为一支盛大光昌的学问，中国人一向看重史学，可谓仅次于经学。”自汉以来，史学附庸于经学，魏晋之后，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发展的学问。唐代士人在社会氛围和科举制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经史兼修的家学传承模式，希冀培养出经史兼备的子弟。事实上，这种模式获得了可观的成效，唐代史学的大发展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而这一切有赖于士人阶层的共同努力。在当时，不论著姓士族，还是次等士族，都将史学作为家学的重点，子弟多受熏染，深知“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道理，能将史学与现实相结合，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体现了唐代士人家教中的务实之风。  另外，秉笔直书、书法不讳的史家精神也激励着众多士人，著书立说主张实事求是，为人处世力求刚正不阿，展现了唐代士人的高风亮节。所谓技艺，对于士人阶层来说，是指儒家提倡的“六艺”。但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技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唐代虽然在常举中设置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用以选拔精通专门技艺的人才。但通常情况下，只有明法出身的士人有可能在官场中脱颖而出，明书和明算的上升空间都极为有限。唐代士人家学中的技艺有着明显的家族文化印迹，往往不带有功利色彩，大都是为了陶冶性情，提升子弟的修养，实现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  首先，经学依旧是家学的核心内容，士族坚持经学的传承有“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出于家庭教育的需要，藉由儒家思想塑造出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子弟；另一方面出于彰显家族门第，标榜学术地位的目的，以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其次，重视史学的社会氛围为史学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士族经史兼修的家学传承更为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增色不少，众多士族出身的史家求真务实的治学之风向世人完美途释了史学的奥理。科举制下的家学传承折射出该阶段士人的家教特点。家教本身已成为科举仕进的前奏，家教与科考合流的趋势明显，家教的内容也被打上了应试教育的烙印。  家学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在家教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学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子弟，乃至家族的未来。士族以其正统的家学渊源自矜，小姓及寒素也在努力创立起自身的家学文化传统，士人利用家学晋身仕途，反过来又推动了家学的发展，形成了“家学——科举家学”的循环链条。伴随科举制的发展，士人家学的基调也发生变化，這染出浓重的功利色彩。不同阶层的士人进行家学传承的目的不尽相同，都指望在科场上博得功名，士族靠功名维持门第，小姓及寒素靠功名挤身上层。家学将家族地位与学业高下联系在一起，在科举制的作用下，进士出身者逐渐接替了部分旧士族的地位和特权，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新陈代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