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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豫章”乃江西行政区划的最早名称，古称“豫章郡”。自古以来，此地文风极盛，明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言之曰，“国初文运惟江西独盛”，“及其季也，罗陈章艾树帜豫章，震动海内”（俞长城《题叶永溪稿》）。罗、陈、章、艾指罗万藻、陈际泰、章世纯与艾南英，四人入《明史·文苑传》且给予较高文学地位。鉴于《明史》推崇，文学史家便把此四人编入文学史体例，称之为“豫章社”。最早见于191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该著1932年再版时在第三十二章“明末文学”增加“坊社倡导之盛—复社之主盟—复社宗法王李—几社之主盟——几社应和复社亦宗王李—豫章社之主盟—豫章社宗法震川—明文学界颠倒于门户”小标题于书眉之上，奠定了“复社-几社-豫章社”三社鼎立的明末文坛格局。后来文学史家多循此例。 一 文学史著之“豫章社”似指以“豫章四子”为核心的一个科举文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四子别集中未见他们自称“豫章社”者，说明四子虽有结社，但是否为“豫章社”尚存疑问。第二，“豫章社”名称在明代末年确实存在，文献见于陈际泰《太乙山房集》，即明崇祯年间陈云怡等十二三人所结“豫章大社”，明崇祯四年胡悦之及伯兄、李葵之叔侄、陈际泰之子所结“豫章九子社”，明崇祯六年王正靖所结“豫章名社”，明崇祯年间由江西左布政使李长庚和江西“十三郡”能文之士在南昌薇省之左亭所结“豫章社”，此社当与文学史著所言“豫章社”最为接近。但令人深感奇怪的是，“豫章社”名字与文献并未在“四子”别集中出现，而是保存在陈弘绪《陈弘绪集》中《祀乡贤文学喻公传》《先友祀乡贤万征君传》两篇传文中。据二传记载，李长庚以官方身份组织“豫章社”并成为实际领袖，其子李春潮出面组织联络，似存“私心”，成员非仅“豫章四子”，而是江西全省最为“能文者”。此社“豫章四子”仅在“参与”，而非“领袖”，这也可能是四子未在别集中言及该社的原因吧。 我们在阅读中国文学史著“豫章社”时极易与“豫章四子”相联系。这是对“豫章四子”结社的误读，有必要重新为之正名与定位。称“豫章四子”为“豫章社”最早见于清代纪昀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可见，“豫章社”乃后人“赠与”豫章四子之社名，实非当时李长庚之“豫章社”。事实是，豫章四子之“豫章社”应指与豫章四子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江西众多文社“结合体”，是一个具有联盟性和延续性的“社盟体”。“豫章四子”名气较盛，坊社书肆多刻其文，艾南英《罗文止临场艺序》就称罗万藻“闱牍传都门，为之纸贵”，后又经清代时艺名家吕留良点评推崇，“豫章四子”名闻天下，在他们周围便形成了一个“社文化圈”。他们或亲自组织文社，或参与其他文社，或写社序鼓吹，或与非豫章社论争。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地把江西众多文社“团结起来”。其中与“豫章四子”结社有直接关系的四家：新城大社、汝南腾茂社、汝南明业社、豫章社。 二 “豫章四子”最早结社起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地点在江西黎川县新城，社名为“新城大社”。“新城大社”的成立标志着以“豫章四子”为领袖的“豫章文社派”正式形成，且“立派树帜”意识十分强烈。陈际泰在《新城大社叙》中就曾自言曰：“文章一派，乃在新城。”该序介绍了“豫章四子”结社情况，其中三点尤为重要：第一，盛赞“江右之结社多”，但“未有桀然自命于时者也”。言外之意，新城大社较为有名。第二，陈际泰出生于明隆庆元年，长艾南英16岁，33岁参加万历庚子试落第后组织“新城大社”。艾南英时年17岁，跟随当湖李养白读书。可以说，陈际泰是早期“豫章文社派”领袖，章、罗、艾对陈际泰成立“新城大社”给予支持。第三，新城大社约止于明天启元年，历时20年左右，时间较长，社中文人丘毛伯、游太来、曾隆吉、祝文柔、管龙跃、傅旋履先后中进士。 明神宗中年又有罗文止、陈际泰在临川结“汝南腾茂社”，也是豫章文社派的早期构成“派员”。文献主要保存在罗万藻《此观堂集》《汝南明业社序》中。这篇序言乃罗万藻于天启年间组织“汝南明业社”而作。由序而知，该社延续了三十年前罗万藻、陈际泰之“汝南腾茂社”，具体时间无考，由其中“神宗中年”大致可推测该社成立于明万历中叶，从社员多“予乡”“不出二三里”可知这是罗万藻、陈际泰在其“乡里”所结文社，是他们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新城大社”之外的“就地结社”。三十年后，社事延续。“汝南腾茂社”与“汝南明业社”多为陈际泰、罗万藻及管龙跃师生、家族小范围之结社，后因“豫章四子”声名鹊起，“议论销归，声理和会，四方之风，蓬蓬欲一”，成为“豫章社”联盟重要成员之一。 明天启以后，地域性文社遍地开花。随着金坛周钟、娄东张溥应社、复社之立，各地文社树帜而起。江西自然也不甘落后。明天启崇祯间，在李长庚组织下，合江西十三郡能文之士为“豫章社”。至此“豫章社”横空出世。这是一个影响力较大的文人团队，代表着江西文学的最高水平，而且第一次以“豫章社”之名与江南吴地文社相“比肩”。李长庚《明史》有传，为官“清操”，“尽心荒政，民赖以苏”。得此优秀父母官“持社政”，明天启崇祯之“豫章社”才能笼络江西各地名士而闻动“天下”。初起于兵部主政喻言兴之子喻全禩“嗜古益甚，所为制举艺与时尚方枘圆凿不相入，试辄落，落不能前”。李长庚认为其未能中第在于“文名”不足，可谓“知之为深”。只有通过结社，出版社刻，广泛宣传才能“高中”。可以说，李长庚找到了科举中第之“秘籍”。如果没有文社推崇，仅靠个人“奋斗”有点“异想天开”。李长庚正是切中此中秘籍，因此才让其子李春潮于“每月之三九日约全禩与同郡李炱、万日佳、万时华、陈维恭、李光倬辈角艺于薇省之左亭，月无虚旬”，可谓勤苦异常。李春潮能和江西各地之能文者联合成立“豫章社”，必然得其父李长庚相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李长庚为江西“文事”繁荣、为国选才而为之。“豫章四子”皆入其中，成为“豫章社”分社领袖。“豫章社”在明天启崇祯间名气较盛，当时应社著名领导人周钟文坛地位甚高，尤“极力推崇豫章”。“豫章社”成为名副其实的江西第一“社-派”。 三 以上为构成“豫章社”联盟体的主要成员，江西其他“豫章社”联盟体成员还包括“豫章四子”以指导方式参与的众多文社、诗社，从而形成一个豫章社派文化圈。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史著中之“豫章社”其实质乃一地域性文学流派。 较早为“豫章四子”定位文学派别的是谢国桢，他在1934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就强调“豫章派”成立的“文社”基因：第一，陈、艾文集中记载了很多江西社群，以此而结合成“豫章派”。在以往文学史家仅关注文学派别的“内容—艺术—审美—创作”这些范畴内容进行研究时，谢先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豫章派”因此第一次登上文学史舞台。第二，豫章派与其他地域性文社保持紧密联系，在文学主张上各有所本，是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以往文学流派研究范式，谢国桢无疑为此后的文学流派研究“暗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范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社—派”范式。谢国桢虽为历史学家，多从“历史—考证”视角解读明清党社现象，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似乎在文学史著中“深受感染”。最早把这一“社—派”范式引入文学史著中的是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初版），该著言：“坊社为世倡率者，以著见梗概，若复社、几社、豫章社，其声光之卓烁，亦有明之神龙掉尾也。”其中所及“豫章社”我们就不能单纯认为它是一个由“豫章四子”组织的“纯粹”科举文社，而是一个具有联盟内涵的文学流派。笔者特此为之正名与定位。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15日 1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