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读《南史》时写的批注  毛泽东读《旧唐书》时写的批注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它是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阅读中国古籍的实际需要，于1952年添置的。毛泽东特别喜爱它，每次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和调查研究时，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这部史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无论在住地的办公室里、在外出的火车上，不分白天、黑夜，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他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这部《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毛泽东对其堪称手不释倦，阅读之刻苦，阅读遍数之多，批注文字、圈点符号之多，思考之深，理解之透，都让人叹服。笔者认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至少有以下八大特点： 一是连续时间长。从1952年到1976年，前后系统连续读了二十四年。二十四年读而不倦，二十四年学而不厌。最让人们难忘的是，1975年，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眼睛患有白内障，逐渐看不清东西了，每天还坚持读《二十四史》。眼睛实在不能看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1975年8月上旬，毛泽东有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个星期后，视力稍有好转，他就自己读《二十四史》了。一边读，一边用颤抖的手提笔在《晋书》三个分册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在五个分册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此时，他已是重病在身，话已说不大清楚，两腿也不能自如走动了，每天几乎在床上或者半躺着，或者臂靠在床头上，静静地读着，黙默地想着。 二是批注文字多。写有批注文字的一共有15种史，198条，3583个字。批注文字中，最少的是2个字，最多的一条写了914个字，大部分批注都是十来个字到三四十个字左右。批注内容主要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历史人物治国、治军的“政论”、“政见”、“政纲”等的，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的，关于对史书本身内容评论的，关于对史实、史迹等表示鲜明个人意见、个人看法的，还有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关于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等等。这些批注文字，都是他当年读书时头脑里的所思所想，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 三是批画、圈点符号多。这部史书的人物志、纪、传记部分几乎都作了批画、圈点，竖线、横线、波浪线、问号，圈、点、勾、三角、叉、二条横线、一个圈、二个圈、三个圈等多种符号画得密密麻麻，比比皆是。例如：《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七十五《袁安传》，《晋书》卷五十《郭象传》、《庚纯传》、卷八十《王羲之传》，《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卷六《梁高祖本纪》、卷十八《臧质传》等等篇章都批画、圈点满书。批画、圈点有时用黑铅笔，有时用红铅笔，有时用蓝铅笔。因为他读书的地方不固定，读书时身边放什么颜色的铅笔，他随手就用什么颜色的铅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不同的符号，是当年读书时他不同的心理活动的一种表现。从这些不同的符号中，我们也能约略看出毛泽东当年读《二十四史》时是下了很多很多功夫的，头脑里的想法也是很多很多的。 四是批注联系实际多。许多长一些的批注都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有的是联系古今具体人物的实际，有的是联系当时社会实际、工作实际、生产生活的实际。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很多时候仿佛是在与古人面对面地交流、交谈。对古人的话、过去的事、史书的记载，字字句句，他都入心入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例如，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三《徐有功传》第7页“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苞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文字时，在书的天头上用黑铅笔写的批语是：“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条批注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时空跨越两千多年，从唐朝的徐有功谈生死，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是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他们死得其所。类似这样的联系实际的批注很多。 五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重点部分反反复复读。这部史书，毛泽东是通读过的。但书中的人物志、纪、传部分是他阅读的重点。许多纪、传他是读过多遍的，读得多、批注得多、批画得多。许多人物传记至少读过五遍以上，例如：《南史》韦睿传、《新唐书》徐有功传和马周传、《后汉书》光武帝纪等等，这些传记、帝纪部分，毛泽东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 六是阅读的视角多。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二十四史》是史书，但毛泽东能从政治的视角去读，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去读，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读，从外交的视角去读，从组织工作选人用人的视角去读，从生产生活的视角去读，从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视角去读，等等。因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视角多，所以，他越读越有兴趣，常读常新。 七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对比、对照着读。《前汉书》和《后汉书》、《旧唐书》和《新唐书》、《南史》和《北史》等，他都经常对比着读，从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述、评价中考察历史的真相，考察哪种史书写得更真实些、更好些。例如：他读了《前汉书》和《后汉书》之后写下批注文字：“《后汉书》写的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他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认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八是人到哪里，把《二十四史》带到哪里。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都要带上《二十四史》，有空就读，书随人走，人不离书。 毛泽东的读书精神和学习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今，他在书上写下的批注文字，留下的种种批画符号，成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NextPage]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尤其是我们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推进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 在党的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强调，党要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必须树立一个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新作风。那个时期，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带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考察，写出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文献，为我们党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树立了典范。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井冈山开始了建立工农武装政权的伟大探索。面对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针对党和红军队伍中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的情况，党开始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作风，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哲学著作，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系统批判了那种割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对客观情况不调查研究、不作具体分析、不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做法，为全党形成和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创造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好形式。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同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风”概念，他说：“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还把学风、党风提升到党性高度，阐明了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才是有党性的表现。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还存在学风不正、党风不正、文风不正的地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还在经常作怪。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它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和作风，必须彻底抛弃，学会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标志着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形成。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丰富和发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并不断实践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使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全国解放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中国的新形势和我们党在执政地位上的新变化，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强调执政党必须更好地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问题。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三坚持三反对”，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的八大还把“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写进了新党章。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发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强调必须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文革”时期，由于各种“左”的思潮的影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著名论断。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再次强调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著名论断，并要求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向全党郑重提出了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新要求。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了新的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发扬。2002年12月，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号召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2004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即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要大兴“党的四大作风”，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的向背，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经过全党同志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使党的作风不断改善和提高。 （作者：徐中远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