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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静夜思》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乃至家喻户晓。然而，这首只有四句二十个字的短诗，现今域内域外却有众多版本。袁茹在《李白〈静夜思〉版本嬗变及其诗学思想阐释》（《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就举出由宋代到清代《静夜思》的八种版本。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属罕见。 在《静夜思》的这八种版本中，有两种版本最为重要。 一种是宋代版本，现存李白诗文集中，最早的就是宋代版本。域内域外的宋代版本所载《静夜思》具有一致性，全文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文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版本的《静夜思》为李白原作的可信度最高。 另一种是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全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版本最先见于明万历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唐诗选》。《唐诗选》在明朝后期作为启蒙教材“盛行乡塾间”，所以，它流传广泛，影响巨大。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李白《静夜思》被明朝万历间人窜改，便是一例。 比较这两种重要的版本，差别发生在第一、三两句。宋代版本的第一句“床前看月光”到明代万历闵氏刻本《唐诗选》变为“床前明月光”，改“看”为“明”。宋代版本的第三句“举头望山月”到明代万历闵氏刻本《唐诗选》变为“举头望明月”，改“山”为“明”。看来，改动者对“明”字，情有独钟，以至不避重复。 薛天纬教授在《漫说〈静夜思〉》（《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一文中，单纯从遣词用字上分析，对明人的改动，大加赞赏。薛天纬教授是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李白研究学会会长。以薛教授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说法，影响不小。前面所引袁茹的文章就接受了薛教授的观点。 清中后期文史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必然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以知人论世是研究、鉴赏古人诗文的必要方法。像薛教授那样，离开知人论世的方法，单纯从遣词用字上品评不同版本的《静夜思》，就失掉客观标准，落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境地。 薛教授说：“第一句如作‘床前看月光’，中间嵌进一个动词，语气稍显滞重。”一句五言诗，嵌进一个动词，就“语气稍显滞重”，嵌进一个形容词，语气就会变得流利通畅；从修辞学上讲，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体味宋代版本《静夜思》全诗，短短四句，每句都嵌进一个动词，整齐划一，“看”、“疑”、“举”、“低”，流畅、完整、形象地揭示出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精炼、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游子秋夜月下思乡图。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滞重感？可见用“看”并不比用“明”差。 薛教授又说：“‘月光’是无形的东西，不好特意去‘看’，如果特意‘看’，也就不会错当成‘霜’了。”这话貌似有理，可是经不住推敲。虽说“月光”无形，可它照在地上却有色，色是可以看到的。再说，“看”的方式，绝非一种“特意看”。正如薛教授下文提到的，“明月光”，“则似不经意间”，“映入眼帘”。试想，在一个清冷的秋夜，诗人独卧旅舍，短梦初醒，意识朦胧，不经意地乍看到照射在地上的明月光，从而产生错觉，怀疑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这十分自然、合理。 薛教授说：“第三句，‘望明月’较之‘望山月’不但摆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而且，“山月”的说法不免带点文人气——文人诗中，往往将月亮区分为‘山月’‘海月’等，‘明月’则全然是老百姓眼中的月亮了。”这话说得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首先说，薛教授将“山月”归属文人，将“明月”划给百姓，这种区分法恐怕缺乏科学根据。其次说，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必然受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当然包括地理环境。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其中谈到“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假使在这里“望明月”果真较“望山月”优长，笔者以为，凭诗仙李白的才华，不会用错。李白一生与月结缘，“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长大吟诗，以月亮作为素材，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俯拾即是；终老还留下醉酒投江捉月的传说：“捉得江心波底月，却归天上玉京仙。”（周紫芝《李太白画像》）“不因采石江头月，哪得骑鲸去上天！”（李俊民《李太白图》）李白对于“明月”的感情犹深。开元十六年（728），长女平阳降生，李白给他的宝贝女儿所起的小名就是“明月奴”。甘心情愿让自己的爱女去伺候“明月”，足见李白对“明月”的感情是何等深厚！“明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屡见不鲜，如《对酒》：“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春日醉起言志》：“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把酒问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从军行》：“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等等。在该用“明月”的地方而不用，却用“山月”，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李白在诗中为什么用“山月”呢？ 李白《静夜思》内容过于单纯，人们很难据以确切断定它作于何时何地。詹锳先生编著的《李白诗文系年》所著录的诗文篇目，占李白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却不包括《静夜思》。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编的《李白诗选》，虽选编了《静夜思》，可还是把它放入“不编年部分”。 薛教授认为，李白“二十七岁前后婚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曾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渡过几年幸福而平静的岁月。……《静夜思》或者就是作于此时。诗中说“山月”，也切合安陆的地理环境。“薛教授的这个分析很有见地。这恰好验证了诗人和作品必然受到环境影响的定律。李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了安陆的地理环境———“山月”，而正是这个“山月”，诱发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说出生于蜀），五岁时，随父亲李客迁居于蜀郡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蜀郡度过的。李白可以说是蜀人。青少年时代的李白，观奇书，作古赋，学剑术，慕神仙，喜游历，爱山川，任侠尚义，性格倜傥。二十二岁时，李白游峨眉山。他在《登峨眉山》诗中写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峨眉山给诗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的李白，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临行，赋《别匡山》诗，其中有“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的佳句。这佳句透露出李白此次辞亲远游怀抱着忠君报国的理想。 于是，他再游成都、峨眉，然后自嘉州乘船沿江而下，至渝州；次年春，出三峡，过荊门，到江陵。李白有《峨眉山月歌》，记载离开嘉州前往渝州的情景：“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是蜀郡名山，也是蜀郡的名片。峨眉山月的美景，让诗人难以忘怀。在李白的心目中，“峨眉山月”就是“故乡”最形象的代称。扁舟载着诗人，自清溪驿顺着江流蜿蜒而下，因峨眉山和月亮被两岸的高山遮挡，看不见了，因而引发了诗人的思念。“思君”句中的“君”，就是指“峨眉山月”。在这里，诗人采拟人化的手法，已经把峨眉山月当作亲人，与她们告别，故乡成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对象。这样，诗人就把他与故乡依依惜别的深情，表达得极为生动、形象。 对于故乡，有难以割舍的情怀，这是人之常情。李白还有一首题为《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的七言诗。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至上元二年（761），西京长安曾改称“中京”。至德元年（756）冬，李白应聘入永王李璘幕府。至德二年（757）二月，永王李璘兵溃，被杀。李白逃往彭泽，系寻阳狱中；十一月，因附逆罪，被判长流夜郎。乾元二年（759）二月，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乘舟江行上三峡，至巫山遇赦，返舟回江陵，旋至江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大概作于此时或稍后，是李白晚年作品。当时，李白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诗歌一开头就写道：“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接下去，诗人还不厌其烦，反复地吟诵“峨眉山月”：“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这终生难忘的“峨眉山月”，不正是诗人那浓重的思乡情吗？ 正是因为“峨眉山月”的形象时常萦绕在诗人的心头，所以见到安陆的“山月“，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峨眉山月”，诱发了思乡之情。 薛教授说：“从乡情的特征看。《静夜思》中的乡情，十分轻淡。非但古诗中常见的那种客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在《静夜思》中看不到，就连游子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觉不出来。……它所抒发的乡情，就像诗中那弥漫于天上地下的月光一样，轻盈似纱，清淡如水。”笔者以为，倘若李白泉下有知，读到薛教授对《静夜思》的这段评论，是不会把薛教授许为知音的。 怀念故乡的方式多种多样。现代散文家杨朔在《茶花赋》中说：“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后来，杨朔在昆明见到艳丽的茶花，想到：“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把故乡的某种“面貌特色“刻画出来，印在心田，寄托浓重的思乡情结，杨朔先生这种怀念故乡的表达方式，说不定是从诗仙李白那里学来的，即便不是直接从李白那里学来的，也是落于李白后尘的。作为故乡面貌特色的“峨眉山月“深深地刻印在李白的心田，它终生萦绕在诗人心头。这样的思乡情结，难道还不够浓重吗？怎么能说它“轻盈似纱，清淡如水”呢！ 怀念故乡的格调也绝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充满“悲愁与痛苦”那么一种。李白回忆在流放夜郎途中，经过长江三峡时，说：“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在服刑期间抒发的思乡之情都丝毫不见“悲愁”与“痛苦”，相反，让人感到格外轻松与亲切。这是诗人风流倜傥，任侠尚义性格的表现。 《静夜思》是诗人青年时代的作品。那时候，李白离开家乡不久，被招赘于故相许圉师家；正怀抱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雄心壮志，结交卿相。所以，诗中不带“古诗中常见的那种客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这一点薛教授是说对了，可接下去，薛教授说：“连游子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觉不出来”，这就让人难以赞同了。《静夜思》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一个漫长的秋夜，万籁俱静，诗人独卧旅舍，短梦初醒，在朦胧中，不经意地看到床前从天空洒到地上的月光，好像给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寒霜。试问：这样的画面还不够“孤寂和凄清”吗？要知道，完成这幅画图，诗人仅用了两句话，十个字。如此精炼，除去诗仙，孰能为也！ 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改变了宋代版本《静夜思》结构的内在逻辑和思乡的具体内容。 宋代版本的《静夜思》：“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是以“山月”为媒介，由安陆山月联想到峨眉山月，触动了萦绕诗人心头故乡的形象，直截了当、十分自然地诱发了乡情。从思乡的具体内容看，侧重的是对故乡山水的怀念、依恋。这跟诗人喜游历，爱山川的个人爱好有关系。诗人曾讲：“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遊。“ （《庐山瑶寄卢侍御虚舟》）但是，山是家乡的美，月是故园的圆。普天之下，哪里的山月也取代不了“峨眉山月”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诗人思念“峨眉山月”，并不能因此就排除诗人对亲朋的怀念。就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所说：“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在异地他乡，偶遇乡亲，诗人便送上一首十六句的七言诗，足见李白对乡亲是满怀深情的。 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成为媒介，诱发了诗人的乡情。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最明时形如璧，是圆月。眼前，皓月团圆，而诗人却跟亲人，天各一方，因此诱发了诗人思乡怀亲的情感。从诗歌结构的内在逻辑说，它不如宋代版本直截了当，绕了一点儿弯。从思乡的具体内容看，侧重的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 比较两种版本，后者对前者的改动，让诗人的个性在作品中丧失了。 “那么，改诗的人是谁呢？”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只能是人民大众”。 笔者不禁要问：李白的《静夜思》，自诞生之日，直至明代万历之前，大约经历八个半世纪，在此期间，人民大众都不曾改动诗句，为什么到明代中后期万历年间人民大众突然兴起改诗的雅兴呢？其实，闵氏刻本的《唐诗选》、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都是由封建文人编辑、审定的。改动《静夜思》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封建文人，跟人民大众不相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