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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历史上确有左丘明其人，《论语》里记载有孔子谈到左丘明的话：“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可见左丘明在历史上还是个大人物。《史记》中还记载，这位鲁国的左丘明担忧弟子们在读《春秋》时出现误解，失去了孔子的原意，所以还专门编著了《左传》，来解释《春秋》。《史记》的这个说法影响很大，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即认同此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意思是孔子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作了《春秋》，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编著了《左传》，同时他又把一些或同或异的材料用来编著了《国语》。所以在汉代，《国语》和《左传》曾被看作是记载春秋历史的姊妹著作，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虽然《国语》从来并未得到像《左传》那样的重视，不过从东汉开始也有一些大的学者为其作注，如当时贾逵、郑众曾为之作注，三国时有虞翻、韦昭、唐固为之作注，只是后来仅韦昭注留传下来。 但宋朝时就有人开始怀疑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宋人陈振孙已发现《国语》与《左传》在内容上存在一些相异之处。例如，齐桓公举兵伐楚，在陈述讨伐原因时，《左传》中记载是斥责楚国不向周王献贡苞茅，而在《国语》中则是让楚国向周王贡丝；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国大败楚军，连楚共王眼睛也中了箭，晋军能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晋军中有楚国人为晋国提供楚军的详细情报，这位楚国人，《左传》中记载是苗贲皇，《国语》则记载是雍子。齐桓公的那次征楚，以及晋楚之间的鄢陵之战，这两件事都是春秋时期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在《国语》《左传》二书中的记载却存在如此差异。近现代以来，中外皆有学者对《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提出质疑，关于这个人本身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争论，问题很多，例如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姓左名丘明，也有人说他复姓左丘名明；又如关于他的时代，有人认为他比孔子早，有人认为他和孔子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学生，时代要晚于孔子。不管怎样，现在看来，实际上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左丘明就是《国语》的作者。此外，二书的写作文体也不太一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左传》文法进行了详细考察，证明《左传》与《国语》二书的语法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可见二书并非一人所作。 《国语》中《晋语》的内容最多，差不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齐语》《郑语》《鲁语》各一卷，内容较少；此外书中没有关于秦国的记载，可见编撰者应该不熟悉秦国或得不到秦国的有关资料。近代学者卫聚贤根据《国语》对吴、越历史的详细记载及其他迹象，认为《国语》可能是楚人的作品，其编定时间大约在战国中前期。 《国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它记载了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约500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历史。“国语”可以理解为“各国之语”。“语”是先秦时期历史记载书籍中的一个类别，其特点是重在记言，而所记之言语大多是关于国事的对话或议论，往往充满政治警句和统治智慧。楚庄王请人教育培养楚国的太子，教授太子的内容中就有“语”这一类书籍：“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国语·楚语上》）意思是用《语》教授太子，从而让太子懂得先王们的治国经验，在于以明德治民。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记“言”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比《国语》更早的《尚书》，其中就已有不少君臣之间的政论、谋议、对话如“谟”、“诰”这类的记言内容，《国语》记各国之语，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光大。我们不太能确定其中不少那些看起来比较私密的谈话是否真是当时原始的档案记录，或许更多是后人整理加工亦未可知，但显然这些内容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当时不仅仅是被看作档案记载或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还认为可以作为历史借鉴和政治智慧，用于治国治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史书从一开始产生，便有明显的资治目的和功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就是读《国语》的意义。 《国语》全书分八国记事，依次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除了其中《周语》记载西周、春秋之事，其他各国，则基本都只记春秋之事。总体来说，《国语》全书记载西周的事并不多，所记主要还是春秋时期各国之事。所以，这使得《国语》和另外一本也记载春秋历史的史书《左传》，在内容上便有一些重合的地方，但《左传》是编年体史书，把鲁国及各国历史纳入到鲁国十二公各年之下，按年代先后逐年、逐月记载，融各国为一体；《国语》则把全部所记内容分为240多个条目，分散到8国之中，而各条目前后彼此之间互不连属，在内容上也没有什么紧密必然的联系，若把此书看作是一资料汇编，大概也不为过。此外，《左传》重在记事，往往详述史事的过程；而《国语》则重在记言（但也不完全排除记事），往往通过言论来反映一些史事。《国语》虽然在系统叙事上比《左传》要逊色不少，但它在个别史事的记载上也有比《左传》更详细的地方，可补《左传》的不足。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历经千辛万苦后回到晋国作了国君，尽力于百姓之事，但《左传》只笼统说晋文公“入务利民”，而在《国语》中则详细记载了晋文公“利民”的具体措施：“弃责（债）薄敛，施舍分灾，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贾宽农，务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不过，《国语》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还是以记言为主，正如上所述，记言可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从中得到成败得失祸福的借鉴，所以基本句句充满警醒，篇篇都有训诫。我们就来看看《国语》的首卷《周语》中记载的一些篇章。首章记载周穆王将征伐犬戎，周王的卿士祭公上谏阻止，说：“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意思是周的先王们昭显的是德，而不是显摆武力，即便召集军队，也是农闲时该出动的时候才出动，而一旦出动就必须威震天下。显摆军队是滥用武力，滥用武力就没有震慑。祭公在谏言中陈述了周先王后稷、不窋、武王的事迹，认为现在不当征伐犬戎。这一整章几乎都是祭公的话，只在章末有简短的一句叙事：“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然而这一句，却是全章的点睛之笔、旨意所归。是说周穆王不听劝阻，遂征犬戎，获得犬戎献上的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归，看起来似乎是打了胜仗，实际上却失去了在诸侯那里的威信，从此远方的诸侯就不再来朝了。第二章是个小故事，讲周恭王出游于泾水之上，密国国君密康公随行，有人私自送来三位美女，密康公之母谏言康公：“众以美物归女（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意思是众人送美女给你，你有何德可以享受？连周王可能都不能享受，何况你这样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若铺张享受，终归会灭亡。同样，章末缀以简单的一句：“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最终密康公不听谏言，没把美女献给周王而自己留了下来，最终被周王灭国。第三章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件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民批评厉王，厉王就派人监视，发现有人批评就抓起来杀了，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高兴地告诉邵公说：“我终于能让大家的批评意见消下去了！”但邵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邵公说你这不是消下去而是堵住了。想要堵住人民的口，比堵河还难。河堵不住了而溃流，会严重伤人无数，堵住人民的口也是一样的。所以治理河流的人一定是疏而不是堵，管理百姓的统治者也一定要让大家有意见就能表达出来。邵公的话远不止这里引用的几句，其他内容读者可自行去翻阅。总之，邵公的谏言仍然占据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还有，章末也仍然有这么一句：“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不听邵公之谏，从此国民没有人敢发声，三年之后，国民暴动把周厉王驱逐出国都流放到彘地。通过举例的这三章，我想聪明的读者已能从中略微领会到《国语》记言训诫的模式了。 不过，《国语》中也不是所有的篇章都像《周语》中这样，大致来说，其中《鲁语》《晋语》《楚语》和《周语》相似，在一国之中，记言均按时间先后，且所记甚多，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比较特别，即《齐语》《郑语》《吴语》《越语》，只专记一国中之一事。如《齐语》，则只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事之始末；如《郑语》，纯粹只记郑桓公与史伯之间的问答；如《吴语》，则基本可视为吴王夫差一人之传记；如《越语上》与《越语下》，虽都记勾践灭吴，但却大有出入，《越语上》只记越王勾践兵败复仇之事，是以勾践为中心，而《越语下》则多记范蠡之事，无疑是以范蠡为中心。我认为，这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之滥觞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