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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演讲，他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内部战乱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宝贵，绝不会放弃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愿望，绝不会把自身曾经遭遇的苦难强加于他人。” 习近平主席这段朴实而真诚的话语，道出了“和”这一来自东方国度——中国的主张。习近平主席将这种思想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全人类的福祉，它不同于某些霸权主义国家的所谓“同盟”共同体。它表明中国正以“合作多赢”的新理念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为人类未来规划和设计一个理想的远景目标，建设一个跨文化、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却是一个极其古老的事实，尤其在中国，渊源极远。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加之族群众多，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是小邦林立。中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尧舜时代，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一个道德理念：“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主张先由家族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协和万邦”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 中国文化“协和万邦”的理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在世界上堪称典范。这一点钱穆已经指出过。他说，西方思想源于古希腊，希腊不过如古代的齐国一样大，而其中城邦有一两百个。一个城市中又各有不同的政府组织，有的是贵族政治，有的是共和政治，有的是代议政治。希腊始终没有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所谓“城邦政治”。整个希腊时代一直如此。欧洲人从古希腊一路下来的文化传统，从未有过如中国自古以来统一和平的一套“天下观”。 尧的“协和万邦”思想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比如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尚书·洪范》就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告诫统治者处事要公正，去除一己之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春秋左氏传》也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仁爱思想：“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主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而不同”，和平相处。战国时期孟子则提出“仁政”思想，强调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他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强凌弱，众暴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提出严厉批判，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到了北宋时期，张载写了一篇著名的《西铭》，提出“民胞物与”思想，认为“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把天地当作一个大家园，天下的人都是兄弟，天下万物都是伙伴，自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有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要运用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理念和智慧，将自己的成功与全世界人民分享，努力引领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形成。这将是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 （作者：姜广辉、禹菲，分别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