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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酿成这么一种氛围与态势——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发言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陈平原 参加讨论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三十年前,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说他想不明白,为何晚清以降的学者,从王国维、梁启超到胡适、陈寅恪,一直到他们这一辈,总的感觉是学问越做越小,一代不如一代。那次发言很有震撼力,领导及专家纷纷建议他组织专门研究。这就是后来北大版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前后编。王先生1989年冬去世,总序没来得及撰写,很多后续工作由我协助完成,因此,没能很好回答那个严酷的叩问。
    我们这一代学人,跟饱经沧桑的前辈不同,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上是太平岁月,大家都很努力,可学问也不过如此。起码人文学者,谁也不敢轻言自己已经超越了王国维、梁启超。不是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吗,为什么会这样?当初王先生设想,撇开外在因素,比如连年的战争烽火以及政治运动,就从学问内部找原因——晚清及五四那两代学人,既有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泡,又曾满腔热情拥抱西学,视野的开阔、知识的丰满以及立场的弹性,均非后世学者所能企及。除此之外,我以为,学科初创期的混沌与开放,给第一代学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即便论述粗疏,整个学问也都气象万千。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文学界很有生气,但想法多而实践少,缺少坚硬的学术支撑;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只是眼光逐渐收缩回自己所在学科;进入新世纪,政府迅速增加教育及科研经费,课题制风行一时,朋友们大都忙得四脚朝天。真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些没有任何收益的“清谈”,显得十分奢侈。如此赶课题,与八十年代的侃大山,恰好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极,我不觉得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包含金钱与名利、多多益善、催命鬼般的“重大课题”,固然可以考验我们的执行力,却也可能压抑人文学者本该有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孤独感。这些年,我再三呼吁,起码在人文领域,大力表彰运筹帷幄的“领军人物”的同时,请理解并尊重那些不要课题或很少课题的“独行侠”。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没有大规模招标、投标的壮举,也未见造大船、行远洋的豪言,而是“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和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为校内、国内及海外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丰富的学术资源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如此务实且低调的表述,甚得我心。因为,“高大上”的形象以及“破天荒”的贡献,人人都想要;但北大这样的名校,不应计较一时之短长,更适合于放长线钓大鱼。确信学问乃天下之公器,搭建为他人作嫁衣的“交流平台”,而非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重点实验室”,北大文研院的这一自我定位,我很欣赏。
    回到刚才说的,我们这一代的学问,特点是专精了,但不够大气。其实,这跟学科体制的日渐凝固不无关系。当比较文学或跨学科研究也都成了独立的学科,学者们头上各顶一片云,视野及胸襟难免很有局限。借助北大文研院这么一个精彩的平台,希望我们的燕园能逐渐酿成这么一种氛围与态势——学科之间有碰撞,课题之外有对话,学问之上有情怀。
    (本文系作者2016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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