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铁面金心”澄泥砚 明清以降，砚风从钢劲到阴柔，主流特点日益杂糅。 朱明的政治是中国二千年帝王政治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帝王政治所有潜在的正邪力量、政治谋划都在这一朝代发挥到了极致。“秘密警察”与“血腥屠杀”成为朱明政治王朝的显著特点。实际上，南宋时文人已经开始颓废，到了明代，文人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文字狱更是杀灭了宋代文人铸炼出的社会精英阶层的锐气。中国的文人从明代起开始逃避现实、置身事外，纵情山水，吟花弄草。砚作为文人寄情之物，砚台造型、雕刻题材，简约大气的大格局制砚走向衰落，不招惹是非的山水花鸟等小格局制砚则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砚式更加丰富多彩，雕工更加精细繁缛，小品逐渐增多。 前面说了，宋代开启了文人砚的主流趋向。明代的砚式，大都还延续宋代“规矩方直”的风格，但造型趋向宽敞浑厚。特别是在继承宋的蝉形砚和抄手砚上，展示出明砚的饱满和大气。在此类同样造型的砚台制作上，宋代砚与明代砚的最大区别在于砚的造型轮廓线，宋砚有“线”，明砚无“边”。 砚形宽扁的长方形砚，自明起成为砚制主流。明代砚在砚面布局上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即我称之为“广额”砚的流行。这与明代其他艺术门类审美风格是一致的。明代大量仿制汉魏旧瓦砚，也多是这种风格。《西清砚谱》中这类标有汉代字样的砚，其实都是明代的。砚式发展到明，起于汉代的石砚的盖子基本废弃（瓷砚有少量保留），这也是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明砚还有一个新增特征，就是石材更为讲究，砚随石形，故奇形怪状之砚屡见不鲜。特别是喜在砚背、砚侧或砚面上镌刻名人题记，故砚的功能除实用外，逐渐向工艺品方向发展。 明代砚台制作，虽然注重艺术性，但还是以实用性为主。这是一个很原则也很关键的对明代砚台认识的定位。许多评论家把明代砚台说成是注重艺术性的收藏品，说“它的功能由实用为主，变成了以艺术为主，进而成为一种收藏品，”严重误导了人们对明代砚台的识别和欣赏。“中看又中用”的砚台制作之风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乾隆时期。考察明清旧砚，未见有“以艺术为主而变为功能不实用的，”即便是“不厌其繁”的乾隆《西清砚谱》所收的砚台，也大多是在实用的基础上施以繁缛雕工。因此，明清砚台的本质特征，是在实用的基础上增加艺术性，绝不是“变成以艺术为主”。至于“收藏品”，其标准也不是仅仅以所谓“艺术性”为价值的。一些雕工简单、砚形朴拙而有一定意义的砚台，也常常为藏家收入囊中。贵为皇帝的乾隆，也收藏有这类所谓“艺术性”差的古砚。 清代初期的砚尚承明末士林遗风，有儒雅之风。乾隆时期可称清代制砚最为鼎盛的时代。一方面迭创新式，造型奇巧，无所不有。另一方面，仿古觅旧，囊括历朝旧制。其中不乏高仿精品。但也有摹形而不得神韵者，误人视听。与明砚相比，清代石砚雕制，造型拘谨，纹饰堆砌。砚铭之繁缛更胜于明。 明、清以来，虽然砚式还在延续唐宋文人砚的遗韵，但是唐宋时代那种大开大合格局的砚式逐渐萎缩，而缠绵悱恻小格局的砚式在明清日趋兴盛，砚的制作在“变化中”显露扭曲、在“繁缛中”展示琐碎的艺术特点日益明显。 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痛惜地说道：“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这种病态的文人画士的时代艺术“流行风”，是全方位刮向所有艺术领域的。砚台这个他们须臾不可或缺的身边艺术品，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他们“斧斫”的对象。虽然大量的文人砚还是幽雅情趣、适宜把玩的，但是唐宋挥斥方遒的文人砚格局，已被明清文人悠闲地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