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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他们这样过年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从辛亥革命算起,要不要过旧历年,中国人已经被反反复复折腾过很多次,如今,还有人说,“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陋习”!
    可是,一百年过去,该过的年还是要过。
    合家团圆,在响彻云霄的爆竹声中过一个和乐年,不仅是走卒贩夫升斗小民的期盼,皇公贵胄、文人墨客、革命领袖,也概莫能外……
      1890
    
  张之洞当皮箱过年
    
  春节
    晚清名臣、湖广总督、“慧眼识得孙中山”的张之洞,过年时都是让部下拎着皮箱往外跑,去哪里?去当铺,把身边值钱之物送到当铺换俩过年钱。
    武昌“维新”等当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两百两银子,不管箱子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督署不久定会再用银两赎回箱子。总督典质,这就是张之洞演绎的清末官场奇闻。
    张之洞平生最恨贪官污吏,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不贪敛民财。他一生对上不搞贿赂,对下不搞摊派。
    1890年,张之洞由武汉乘船去荆州检查堤防,地方官大摆宴席,被张之洞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带着随从在船上食宿,没有跨进官府半步。一次,一个叫李元的部下,帮人办过事后,收受人家50两白银。张之洞闻之大怒,把李元痛打一顿,让其退还赃物,并将其赶出府门。 因此,张之洞迎来送往,俸禄往往捉襟见肘,没钱过年更是常有的事。一遇年关,张之洞就让幕僚暗暗将自己的皮箱等值钱之物送到当铺,换些银两,以解燃眉之急。由于年年如此,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出现了一句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
    这话迅速传到了光绪皇帝耳朵里,他在召见张之洞时问道:“是否确有此情?”张之洞不想让皇帝为自己追加俸禄,一口否定:“此系谣传,绝无此事!”
    张之洞不但不愿搜刮民财,也不愿多拿国家的俸禄。其为人处世,可见一斑。(刘绍义)
      1915
    
  梁实秋不跟大家“起哄”
    
  初一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正月初一,时在北京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 “章师”即是章太炎,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多次聆听他讲学,以恩师视之。
    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由此,即便在教育部任公职的鲁迅前来拜会这个敏感人物,亦无不妥。
    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古风)
      1921
    
  廖仲恺买柑橘过年
    
  初一
    1921年5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请廖仲恺出任财政部长。廖素来精打细算,常说“民国新生,百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
    翌年春节前夕,管家楠伯思忖近年春节一直过得很悭俭,连糖果都没敢多买,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财政部长未免太寒酸。便对廖仲恺道:“今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便宜,我想买些回来过年。”
    不料仲恺听后竟说:“楠伯,我知道您一番热心肠。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柚乃名贵水果,我看就不买了,过节的事劳您将就一下吧。”
    何香凝怕管家难堪,便道:“楠伯讲的也在理,过年嘛总要有些气氛的。不如买些柑橘回来待客吧,价钱又比柚子便宜许多。”廖仲恺就答应了。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前来拜年,见桌上放着大红的橘子,拱手笑道:“大吉大吉,吉庆满堂,中华大吉,世界大吉!”引来满堂欢笑。当孙得知橘子由来,风趣道:“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又赢得一片笑声。(马承钧)
      1934
    
  胡适赶饭局
    
  除夕
    1934年2月,胡适在除夕这天一口气赶了若干饭局。“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同日,正在福建浦城的蒋介石携宋美龄在郊外山中散步时,发现了一株怒放的白梅。蒋介石细心折了几枝,晚上点起红烛时,把梅花放在一个竹筐里送给宋美龄,作为新年礼物。宋美龄后来对旁人说:“你们或许明白我何以愿意和丈夫在前线共尝艰苦。他具有军人的胆略,又有诗人的温柔呢!”(古风)
      1934
    
  鲁迅连放三夜烟花爆竹
    
  春节
    1933年春节,形势稍微平和一些,年底又得来一笔及时的稿费,鲁迅很高兴,所以对过年格外珍视:“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邀老朋友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
    饭后,53岁又多病的鲁迅兴致甚高,“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鲁迅原本很讨厌爆竹,更不燃放。这次却带着4岁的海婴,不辞辛苦爬上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在他多灾多难的生涯中,实属罕见。这是因为,对孩子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初一,他先后给许寿裳和日本画家望月玉成及内山完造等人写信,还赠望月玉成一首诗:“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1934年春节。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年初二那天,鲁迅写了一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表示了他的赞赏。他自己则是:“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陈鲁民)
      1935
    
  毛泽东捐红烧肉
    
  初一
    1935年2月4日是春节,遵义会议刚刚确立毛泽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后勤部门想多弄点鱼、肉庆祝一下,但部队有十几万人,谈何容易?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而已。
    但他舍不得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菜”。以后一到春节,毛泽东首先会想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司机等,工作再忙他也要亲自一一慰问。
    在延安的每个春节,毛泽东都要在枣园小礼堂请村里老乡吃饭,老乡也都会携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物来给主席拜年。吃饭时摆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饭菜无非是些家常货。毛泽东给大家敬酒时总说:“大家都是我的邻居,不要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做客!“于是家家都把家里打扫干净,等着主席光临。但每次毛去各家拜年总是来去匆匆,不吃饭更不喝酒。(马承钧)
      1941
    
  汪精卫贴联取辱
    
  除夕
    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只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八个多月中,他走了50多个县市,村、镇将近200 个。其结论是:“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1941年除夕夜,奉行“曲线救国”的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汪公馆前张贴了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标榜自己为“三民主义”信徒。当晚,就有人在对联上略作修改:“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意思顿时截然相反。据说,从此之后,汪精卫再也没有写春联的雅兴了。(古风)
      1949
    
  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春节
    
  初一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这一天的胡适日记一字未写,而贴上了一张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简报。蒋介石、李宗仁等民国政要赫然在列。对于视国民政府为合法政权的胡适而言,此举心境,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这次的春节,他过得十分用心。
    除夕夜,“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 “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
    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古风)
      1960
    
  除夕
    
  周恩来用花生米待客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周恩来提出要和北京人艺演职员一起过除夕。那晚,周总理偕邓颖超同李先念、陈毅、王震等领导同志一道来到首都剧场三楼,剧院尽最大努力备了些茶水、糖果和职工自制的冰糖葫芦。
    陈老总见状便问:“你们哪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哦?”当得知是上级为剧场特批的白糖和红果,每张戏票可买两串冰糖葫芦时,陈毅恍然大悟道:“哦,原来观众是为冰糖葫芦才来看戏的喔!”
    周总理却没有笑,轻声道:“这说明粮食不够吃,物资供应紧张,群众肚子空啊!”气氛顿时严肃起来。见大家收住笑靥,总理忙拉住邓大姐率先跳起“慢三步”。一轮结束,总理提议大家表演节目,几位老演员唱起抗战歌曲,总理、邓大姐和陈毅也表演了秧歌等节目,喝彩声此起彼落。
    那天总理特意从家里带来酒和花生米摆在各张桌上,这些东西在当时很珍贵,大家谁也不敢动。总理就大声说:“来,来,大家都来吃嘛!”一位姑娘伸手抓了一小把花生米,被一位老演员瞪了一眼,姑娘顿时红了脸,又送回桌上。周总理见状上前道:“哎,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嘛,这些就是送来给大家吃的嘛!”这才打破僵局,大家纷纷吃了起来。(马承钧)
    《羊城晚报》2011年2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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