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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低调内敛，淡泊名利，以历经“九蒸九焙”而臻美玉之 。 本文呈现了她的各个方面：与钱锺书志同道合的“书虫”和“隐士”，技艺精湛的文坛宿将，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随分自持的智者…… 与父亲骨血相承 一次父亲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就常陪在旁边看书。杨荫杭每次买了好版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就叫杨绛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父亲与杨绛进行朋友般的交流，因地制宜作指导，她一生行事为人也保持着与父亲精神的契合和感情的呼应。父女如清风明月，拂身照影，相惠无声！ “大船必能远航。”（俄罗斯谚语） 写百岁杨绛，如登山眺望，原野上炊烟袅袅，水面上鸥鸟飞翔。她在对父亲，对家庭，对所继之文化、所生之时代的情感认同中，融汇西方文化的思想精髓，用一个世纪的生命实践体悟世间的苦痛真相、历史和时代演进中的悲欣交集，总结、描绘人类生活的艺术真谛、情感与信仰的精神家园，虽“九蒸九焙”，不改最初的纯粹，不变种子之志——好一个“深湛而有修养的灵魂”！ 这是杨绛百年治学及创作世界的基点和灵感之源。 1919年秋，杨荫杭辞官南归。杨绛随父母南下，回到祖籍无锡。 无锡，这一春秋战国时代遗下的千秋古城，又给了杨绛怎样的文化际遇？ 杨荫杭南归后即生大病，母亲送杨绛和两个弟弟就近于沙巷口大王庙小学登记入学。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杨绛感觉“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里一样”。她接触到全然不同于老北京的另一脉乡土气韵。 人的成长渐趋繁复，需认清源头，部分承接并主动保存以滋养自身。回到语源地，方言首先就是一大趣味。无锡人讲“步步太阳”，孩童杨绛听而未晓，却已有心觅取谜底，知“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古无轻唇音，“负”读如“步”。那时小伙伴们画了一幅教书先生的像，每天拜拜，“钝”他。杨绛也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闻所未闻而能铭记在心，在她聪颖好悟的天性里，必定有一种天然之虔诚信仰深埋其中。 “文革”之后钱锺书出版《管锥编》，其“艰深之文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他在最严苛的形式限制中获得最大的语言自由。而突破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杨绛本人的话语智慧也像《管锥编》里的真知妙悟一样，其生发如春笋掘土、雏鸡啄壳，俯拾皆是，络绎于途。无论是抗战年间戏剧里入骨三分的讽刺艺术，或《洗澡》中几个古风盎然的标题，还是浓到极致返归淡然的《干校六记》，或绰约若处子、干净如初生婴儿的人生边上的心灵思悟，杨绛的创作与其生命联系得极为紧密，她谙熟汉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悟着汉语文化的精髓。 他们夫妇都是中华语言文字的笃信者。 自然，最早地，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萌发的杨绛是以故乡的智慧灵性孕育了自己的语言结构的，并随着学识增长而能渐悟母语之精妙。她半生研习西学，通晓英、法、西班牙等几种外文，集中外文化精髓于一身，这些和深厚的家学传统、扎实的国学基础相结合，练就了她独一无二的文字功力。杨绛的书写深谙汉语语源奥妙，她的文字颇具生命的感悟，底肥极为丰厚。 杨绛毕生保持着精神的丰富性和尊严。 1920年旧历大除夕，杨荫杭“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父亲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杨绛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象征性地和家人同吃了年夜饭。2月寒假中，父亲重病脱险，余病犹存。 当时杨绛九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大姐杨寿康已从上海启明女校毕业，留在启明教书，同时学习法文，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就带杨绛三姐杨闰康到启明去上学。大姐也愿意带杨绛去。杨荫杭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杨绛的二姑母、堂姐、大姐、二姐都是他送往启明上学的。母亲只心上放不下杨绛：三年前，杨绛二姐杨同康就是在启明上学时得病去世的。杨绛下决心要随姐姐们去启明，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母亲让她自己做主，筹划人生，鼓励她去追求理想。 晚饭后，母亲特地为她找出一只小箱子，并再次问她是否打定了主意、是否愿意去。 “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