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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黄宗羲纂《明儒学案》，标志着“学案体”的成熟与正式定型。黄氏又草创《宋元学案》，未毕而逝，经黄百家、全祖望的续补以及王梓材、冯云濠的校定，最终刊刻成书。此后，“学案体”著作风靡一时。嘉道之际，唐鉴撰《学案小识》，姚椿、沈曰富等人欲撰《国朝学案》。民国时期，徐世昌又主编《清儒学案》。“学案体”蔚然成为学术史编纂中的独特体裁。与此同时，对“学案体”著作的节选、重编也方兴未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些选本多一瞥而过。其实，这些选本经编者的精心节选，蕴藏了编纂的思想寄托与内在关怀。于“学案体”背后，寻绎这一编纂语境，可以一睹学术与现实脉动的思想史轨迹，还有裨于重新认识这些选本的意义与价值。 一 史学大家梁启超对《宋元》《明儒》两学案素来推崇备至，赞誉两书为“中国完善学术史的开端”。早在1905年，他就纂有《节本明儒学案》。《例言》称，本书所抄“专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属于科学范围者，一切不抄”，因此多采明儒之道德修养言行，书中还附有众多针对现状而发的眉批。这些均显露出梁氏此时的关切所在。考察此书的背景，正处维新运动失败，梁氏流亡日本期间。他目睹革命党人一味追求功利，忽视道德修养，因此著《新民说》呼吁国民重视道德之培养。在他看来，拯救国家首先在于个人道德之修习，而不能光凭豪杰之气与功利之事。他认为，真正的豪杰无不注重道学涵养，因此他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鼓励仁人志士敢作敢为，但又不能效仿泰州学派“现成良知”的流弊。梁氏采撷明儒的道德言行，正欲从中汲取重铸国民道德之资。因此，节选本之样貌、用意与《明儒学案》以存阳明之学的原旨相去甚远。 吴虞在1907年辑有《宋元学案粹语》，书中选录了从胡瑗至郑玉共91人之语，这些言语多“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吴虞独节此类修身、论世、讲学、为文之语，亦有其自身的考虑。在他的视域中，近代以来，西学大量涌入，科技与知识虽代谢迅猛，但道德并未俱进，反而大衰。国家衰败、社会激荡的重要症结很大程度缘于世道浇漓，道德沉沦。因此，节选古人粹语，借古人德言善行之表举，呼吁德育建设，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国家危难的局面，有识之士汲汲于救亡图存，从政治、实业、教育、体育等途径多层面、多渠道寻求救国之方。在这过程中，许多人将国家衰颓归咎于世风败坏、人心沦丧，因此追本溯源，聚焦并呼吁社会的德育建设，通过宣讲圣贤言行，陶铸心性道德，培养德智兼备之士，达到重塑社会的目的。梁启超、吴虞对学案的节选即是重视德育、重建道德秩序的诉求表现。 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编辑缪天绶选注了《宋元》《明儒》两学案。缪氏认为《宋元学案》属学术史著作，并为之增补罅缺。在《学说》一栏，缪氏取法哲学史的模式，按宇宙论、心论、修为方法论的次序采录各家之学。在《附录》中又列“遗事”“批评”，补充人物传记与后世评价。对原著遗漏的重要材料，亦稍采他书补入。此外，他又稍改全祖望的思想观，站在近世以来朱陆之争的视域上，遴选、编排思想人物。选注《明儒学案》，一改黄宗羲以阳明学为中心的路径，而以朱陆消长作为主线，将明代学术分为述朱期、王学盛期、王学修正期。可以看出，缪氏力图在这两部选注中，最大可能地呈现宋明儒学的发展简史。 同一时期，胡秋原编有《节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节补》（1944）。前者按时间顺序，收录庆历、党争、新学、涑水等15个学案，大体介绍了宋元儒学史源流。如果说《节选宋元学案》基本依据原著，而《明儒学案节补》已越出原著，大有重写学术史之意味。胡氏不满足黄宗羲所收明儒止于刘宗周、孙奇逢，且仅限理学人物，他特别表彰西学影响下徐光启等人的时代意义，以及明末清初遗民的忠烈气节，因此在节补本中增补了西学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与明末遗民（朱舜水、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的传记。 缪、胡所选两学案，均属面向社会的系列普及读物，其目的在于让世人更多了解理学发展的真相，消除对理学的误解，因此以学术史视角裁剪两学案，简明扼要地梳理宋明理学史，全书结构亦有所变动，但用意或与两学案的初衷最为接近。 三 抗战期间启动《重编四朝学案》，由陈训慈、李心庄重编《宋元》《明儒》两学案，钱穆负责《重编清儒学案》。与原著相比，重编《宋元学案》在人物序列上略有调整。如按时间先后将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移于《横渠学案》后；将巽斋、介轩学案上移，仅次《双峰学案》；又将带有“盖示外之意”的《学略》一律改为《学案》。这些表明，编者已突破传统的程朱道统观，对王安石与苏轼的学术有了客观认识。 至于人物传记，重编本全部删削“理论深玄不易理解”“批评涉及意气近于排击”“迷信怪诞或晦涩或谤讦”之语，甚至删除反映全祖望宏大思想史观而具重要意义的《屏山诸儒学案》《元祐》《庆元》党案，唯保留“重其躬行实践可为世法者”。而在各家论著中，增补了“确有创获，足以牖发心智增长志气者”，如周敦颐的《通书》、文天祥的《正气歌》。又原著仅采王安石《王霸论》等九篇文章，但编者认为此不足以反映荆公经世之精神，因此“增《上仁宗皇帝书》原文，及节引《礼乐论》《大人论》等数节，俾更得见其经世治国之规略，与其学说思想之要谛”。对于传记、论著后的《附录》，重编本亦删除“琐行片语无关宏旨”而保存“足彰其人之学问行谊事业之大者”。显然，编者欲凸显的是学术的经世精神。因此，原本以议论见长的宋儒在重编本中被塑造成“重躬行实践”“有俾于经世治国”的豪杰人物。 李心庄重编《明儒学案》的原则一仍《重编宋元学案》，对人物传记的删选，“所留事迹，重在躬行、实践可为世法者”，强调诸儒的嘉言懿行。对于思想史上重要的儒释之辨、朱陆之争，以及理学中的心性、理气讨论，李心庄认为属“深玄晦涩”“攻讦琐屑”且无关治世，故悉数删除。由此可见，《重编明儒学案》意在推扬儒者的实践精神与道德品格。 钱穆的《重编清儒学案》也以理学精神为评判标准，重视气节的忠义与学说的实践，如颂扬晚明遗民理学而贬低清初理学名臣，认为孙奇逢、刁包属“吾儒一线之真脉者”，却訾议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李光地“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全书所选人物仅限理学范围，故给人一部清代理学发展史的印象，这与《清儒学案》的旨要大不相同。但因为原著坚持广收博采，熔汉宋之学为一炉，大体反映了清代学术整体而复杂的学术生态。 纵观四朝学案的重编本，重在表彰儒者的品行与学说的经世，一改学案原著关涉儒学源流与学说思想的旨要，活生生成为儒者的言行录与品行史。考察这一重编的缘由，可从编者所处的语境推勘得知。当时正处抗战烽火，为砥砺民族自信，一大批学人纷纷表举历史上的忠烈人物，宣扬民族气节，诠释抗战必胜的信心。《重编四朝学案》，彰显躬行的忠义与学说的经世，即是学术救国运动下的一帧剪影。 从上述对学案节本的考察，可清晰发现，历史文本的节本虽以原典展开，但历经不同人的重编，全书框架、结构已发生变动，呈现出与原著不同的面相与内涵。这种节选，与其说是对经典文本的介绍，不如说是改编者自身寄望与诉求的表达。毫无疑问，以文献学的视野去评判这些节选本的文本价值，难免自落窠臼。事实上，经过这种自觉不自觉的“误读”，历史文本绽放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也一定程度实现了原著的再升值。在这种节选与重编的过程中，历史文本既为后人提供了“为我所用”的资源，也再度强化了自身的经典地位。 学案节选本的盛行，也折射出中国源远流长的选本传统。近代以前，中国学问方式以“经典诠释型”为主，通过对经典的注疏、发挥，如对四书五经或《老》《庄》文本的注解、节选，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寄寓自己的学术见解。从梁启超、陈训慈、胡秋原对学案的节选、补编，可以明显看出，在新旧更迭、中西交汇的近代，许多知识人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古典今释道路上，一方面积极引介西方知识体系以阐释中国传统学问，另一方面仍自觉继承中国固有的诠释方式，以选本的形式，对经典进行重新注解、重新阐释，昭示出选本传统在近现代的延续及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金晓刚，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