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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尼采的关系不是偶然的。现代主义文学一个鲜明特征是哲学强有力地打入了文学。在诸多的现代哲学流派中，存在主义可以说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从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到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这些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兼有作家的特色。卡夫卡对存在主义情有独钟，当他第一次读到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的时候，就感到如同“与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这是一。其次，卡夫卡的成长年代和创作的旺盛期正值德奥表现主义从孕育到爆发的时期。在整个表现主义时期，德语国家有两位思想家对它的影响最大：尼采和弗洛伊德。卡夫卡虽不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家，但他的思想和作品都带有表现主义的明显印记。自中学起，在他最爱读的五六位欧洲作家、思想家中就有尼采。那时他就订阅尼采参加编辑的半月刊《艺术守护者》。当时他最爱读的尼采作品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经常给人朗诵其中的章节。他后来喜欢用“图像”来表达不可传达的思想，跟此书的影响不无关系。《道德谱系学》他也很感兴趣。尤其是《悲剧的起源》，他一生中都对之推崇备至。这部书对卡夫卡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形成显然起过一定作用。通观卡夫卡的思想与创作，可以发现不少与尼采相似或相近的特点。除了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研究界的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尼采是卡夫卡的“精神祖先”。 尼采的一个最振聋发聩的观点是所谓“上帝死了”，或曰“价值重估”。卡夫卡的不寻常之处是他深切感受到世界的荒谬性，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揭示了现实的异化和存在的尴尬。卡夫卡从小就感到世界的陌生，他始终都不接受这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上帝的一个“恶劣情绪”而已，而我们都“误入了其中”。因此他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巨大质疑。重新审察这个世界成了他终生的使命，越到晚年他越感到紧迫。《城堡》原来有过另外一个开头：主人公K．来到一个旅馆，他要求里面的一个侍女帮他的忙，说：“我有个艰巨的任务，我为它贡献了一生。我是乐意这样做的，并且不要求任何人的同情。但因为这个任务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凡是有可能干扰这一任务执行的事情，我都要加以无情的镇压。”但毕竟他的肺病已到晚期，他的精力已是强弩之末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努力，慨叹：“太晚了，来不及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 尼采的另一重要观点认为：真理是迷宫。因为照他看来，既然“上帝不在了，人们就再也无法区分真理和谎言了。”卡夫卡也认为世界是由谎言构成的，因此真理是不可寻求的。他的一条箴言这样吟叹道：“目标是有的，道路却没有；我们说有路，不过是踌躇而已。”他认为“事实世界与语言世界”有一道鸿沟，而人们却视而不见。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诉讼》和《城堡》这两部寓意很深的长篇小说具有多重解释性，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它们可以被看作真理不可寻求的寓言性表达。无怪乎有人把《城堡》称作“头绪纷繁的迷宫”，也有人说它的创作原则“再现了迷宫般的圆圈形式”。《诉讼》中有一章叫“在大教堂里”，作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集中的描写。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正确认识一件事与误解一件事，这二者是相互包含着的。”对这一问题，尼采在《善与恶的彼岸》一书中讲得还要鲜明有力：“他进入了一个迷宫，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危险一下子增大了千百倍，其中有一个不小的危险，即：谁也没有看到他是在哪里迷路的，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迷路的。他的良智变成了一个既不像人也不像牛的怪物，把他撕成了一块块。” “永恒循环论”也是尼采的一个在西方颇有影响的观点。在《朝霞》、《欢愉的知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先后都提出过，自称是“为了抵制一种全面崩溃的……令人瘫痪的感觉”而提出这个观点的，认为这是“最深邃的思想”，甚至是“沉思的顶峰”。卡夫卡在这一点上也与尼采同调。他的所谓“八部八开本笔记簿”中曾经对此有过这么一段形象的描述：拿破伦革命的洪水尽管一度广为泛滥，洪水淹没一切。但一等洪水退去以后，留下的依然是官僚专制的污泥。意思是说，改朝换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他在致密伦娜的一封信中更有一段精彩的表达：“我们以为一直在往前奔跑，越跑越兴奋，直到光线明亮的瞬间才发现，我们并没有跑，还是在原来的迷宫里乱转，只是比平时跑得更激动、更迷乱而已。” 像尼采和卡夫卡这样思想高远、审美意识超前的人，一时是很难找到同调者的，孤独成了他们的命运。尼采一方面认为“孤独是可怕的”，一方面又安于孤独，甚至追求孤独，因而被称为“孤独的狼”。他的《猛禽之间》等诗篇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卡夫卡由于不接受习俗观念，难于与人沟通，他甚至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感到“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对孤独的感受与态度也与尼采十分相似：他既害怕孤独，又追求孤独。他曾经在一封致他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小时侯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你看，可谓如鱼得水。后来在致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他对这一问题写得更明确：“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他在大量的书信、日记中很多地方谈论过对孤独的态度和感受。他的那些有名的短篇小说，尤其像《变形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歌女约瑟芬，或鼠众》、《一条狗的研究》等动人心魄地表达了孤独这一主题。他的那篇以不知名的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地洞”也暗示与世隔绝的处境。 安于孤独，就必须“镇压”任何接受诱惑的欲念。与此相联系，出现了卡夫卡与尼采思想和作品中又一个相似的特点：受虐狂。首先他们都赞美磨难，把磨难视为人生的内在积极因素。尼采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卡夫卡则说：“那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乃是最美妙的歌声。”为此，他们都愿意接受苦行僧似的自我折磨。尼采宣称：“我要像所有别的人那样，艰难熬日”。卡夫卡则在日记里自我约法三章：谢绝一切来访，把自己关在地窖的最深处；放弃婚姻这个有限的“小世界”；弃绝“一个男子所拥有的一切生之欢乐”；……难怪有人说：“智力使他做着绝对自由的梦，灵魂可知道那可怕的折磨”。尼采把当作家看作是犯罪。卡夫卡也把当作家看作是为满足“虚荣心与享乐欲”而“与魔鬼拥抱”、“释放魔鬼”的犯罪行为。他在“八开本笔记”中甚至写有“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来”这样的句子。受虐的意识使卡夫卡经常想到“有一把刀子在心中转动。”这种受虐狂的描写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如他根据希腊神话写成的《普罗米修斯》、《在流刑营》、《饥饿艺术家》等。 此外，在文体风格或修辞学上尼采爱用鲜明的形象，奇特的比喻，石破天惊的奇想或警句，令人刻骨铭心。他那部融哲学、文学、美学于一体的奇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尤其富有这一特点。卡夫卡在这方面也有刻意的追求。早在学生年代，在与中学同窗波拉克的通信中他就强烈地表达了这一意向，说：“一本书，如果我们读了不能在我们脑门上击一猛掌，让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又说：“一本书必须是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破冰斧。”他的这一美学主张后来在他的创作中确实被贯彻了。这里且不提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名篇，如《变形记》、《在流刑营》、《乡村医生》等等，只要看一下那些所谓“超短篇”，比如《兀鹰》、《桥》、《一道圣旨》等等，也会获得难忘的印象。 最后谈一下一个不无争议的问题。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卡夫卡与尼采固然存在着不少精神上和美学上的联系，但两人笔下的人物形象却大异其趣：尼采笔下的人物富有主见，意志顽强，敢作敢为，把一切“束缚我们的低庸东西”统统甩在了后面，因而它们是“伟大的孤寂者”，是“英雄”，是“烈士”，是“超人”。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因生活在难以捉摸的、充满敌意的混乱世界而感到无法忍受；它们既感到生活荒谬，无聊，又感到不安全，充满危险，于是离群索居。因此，它们是些“中间人物”，是“投降的孤独者”，“是日益虚弱、穷途末路的孤家寡人”，因而它们与英雄概念毫不相干。这样的概括和描述，从表面上看，确乎有些像。但如果你能透过这些人物的外部形象，进入它们的内核，就会发现，它们在命运面前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坚韧的、不屈的抗争精神。《判决》中的主人公，由于父亲行为的不光明磊落而顶撞了一下父亲，就被父亲“赐死”，他既没有求饶，也没有喊冤，二话没说就去跳河了。这是以死进行的抗议。《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由于“在这世界上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宁愿饿死，从而把表演的手段——饥饿——变成了抗议的手段——绝食。《在法的门前》的那位农民，为了进法的大门，在法院门口等了一辈子——进法院是我的权利，你不让我进，我偏要进！《城堡》主人公K．为了得到一个户口，与城堡当局周旋了一辈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它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马拉松式的顽强抗争行为，固然从未胜利过，但也从未后撤过。它们其貌不坚，但其内极韧。这是一种西绪佛斯精神，本质上与尼采的人物一样，是一种抗衡周围悲剧环境，抗衡世界沉沦的悲剧英雄。卡夫卡的人物的行为方式与尼采的不一样，这正是卡夫卡艺术的特点及其魅力之所在。 卡夫卡与尼采的思想与艺术的相似与相异之处自然还可以举出一些，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但上述这些比较绝不意味着，卡夫卡只不过跟着尼采亦步亦趋，如若是那样，卡夫卡就不成其为卡夫卡了。上面说过，他们是同一个大思潮的产物，有共性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