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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厚枢:我参与《辞源》修订工作的历史回忆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方厚枢 参加讨论

    
    《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于197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为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右一)于9月27日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会上,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发言,对《辞源》出版表示祝贺,同时说了对辞书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文革”后,受到影响较深的词典编纂人员曾经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等等。
        □“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说,“文革”中的1972年,一个小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赠送给周总理一部大型百科辞书,周总理当时回赠的只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这个小国家名称叫什么?
        □《辞源》修订本出齐后,在四卷的书前,找不到主编的名字,仅在第四卷的最后一页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三人的名字。
        □陈原同志1980年11月25日在杭州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讲:“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
        商务印书馆对《辞源》的重新修订工作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6年1月,我曾参与这项工作,虽然距今已过去37年之久,但当年的种种事情仍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没有忘却。
        一、我随陈翰伯同志组织的词典调查组开始,长期从事辞书出版管理工作
        我于1962年8月从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出版二处工作,陈原同志时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出版工作,因而经常受到他的教益。
        1965年年初,中央宣传部为贯彻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派出以周扬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文化部领导整风运动。陈翰伯同志为出版局工作组组长,领导出版局的整风检查,随后被任命为出版局局长。在整风检查期间,我被调去整理材料,直接受翰伯同志领导。但时间不长,即随王益同志到河南安阳参加农村“四清”社教运动,直到1966年年初返京。这时翰伯同志已到文化部“集训队”进行检查、揭发、批判。1969年,又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回京,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5月调国务院出版口工作,9月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他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出版业务工作。
        翰伯同志到国家出版局工作后,了解周总理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出版辞书、工具书的指示,计划制定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他先找陈原同志商量,并得到出版局主要领导徐光霄同志的支持,于是在1974年7月组织了一个词典调查组。从商务印书馆辞书编辑室抽调部分同志,又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调曹先擢同志,我也参加了。这个调查组一共9人,由翰伯同志率领,到上海的部分高校和出版社调查辞书编写、出版情况,回京后又继续调查,共召开了30多次座谈会。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文革”后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形而上学”猖獗,极左思潮泛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受到影响较深的词典编纂人员曾经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词典的编纂、修订工作“要用革命大批判开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将帝王将相、陛下、太监、僧侣等词汇统统从词典中清除掉”,“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等等。当时有一种“时尚”是采用大量的毛主席语录作为例句,语录出现得愈多就愈“革命”。有一本外语词典的编写组竟然提出,要将“毛泽东思想”普及到全世界。落实到词典的措施就是选出一、二百条语录,有计划地安排在词典的例句中,好比飞机场放一条,东直门放一条,东四、东单、天安门等处再放若干条,这就叫“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时,词典的词条还有所谓“积极词汇”、“消极词汇”和“黄色词汇”等框框,认为无产阶级编纂的词典应当并且只能选收乐观的、正面的、积极的词汇,尽量删除那些消极的、低沉的、反面的词汇——因为那是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的表现,例如“沙发”一词即被视作“消极词汇”而删除。当时还流行一种风气,不管编什么书都要“三结合”,不分词典还是其他,均由工宣队的工人师傅当党支部书记或编写组组长,吸收工农兵参加,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当陪衬,有劲使不上,或说话没有人听,有时甚至发生“党支部说了算,还是你们知识分子说了算”的质问。有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低,编古汉语词典也要他们参加。有一家著名大学中文系师生和一家工厂工人“三结合”,编纂一本古汉语小词典,一位著名的老教授在工厂简陋的宿舍(词典编纂组所在处),上午先给工农兵组长辅导古汉语知识,下午再对工农兵组员写的词条进行修改,比自己写还吃力得多。而这本词典出版后,署名则是工人编纂组的名字,美其名为“工人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出现的成果”。
        陈翰伯同志对上述种种现象完全持否定态度,但囿于当时的形势,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正面以周总理的指示婉转引导,同时也加深了要召开会议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逐步加以改进。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会同教育部向国务院写报告,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十年(1975—1985)规划(草案)上报国务院,获得批准,下发全国执行。我受国家出版局领导指示,在出版部负责辞书出版管理工作。遵照陈翰伯同志的安排,先抓几部影响较大的大型汉语辞书。其中《辞海》的修订工作已由上海在抓;《辞源》的修订和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这三部大型汉语辞书由华东、中南、西南12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部门和有关出版社一同协作进行。随着工作的进展,不断有新的情况和问题出现。在省、市、自治区的协作中,有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国家出版局协调解决,我就经常和教育部高教一司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的词典工作办公室,以及和上海、四川、湖北三地的“汉语大词(字)典编纂处”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全国辞书编写、出版信息的交汇点,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局主管领导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供领导作决策参考。国家出版局(1987年后为新闻出版署)主管辞书的领导同志先后有陈翰伯、许力以、边春光、刘杲,还有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季啸风(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对几部大型汉语辞书的出版有过重要贡献)。几位领导同志为了实现甩掉“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帽子,立志为我国辞书出版事业赶上世界先进行列做出努力(陈翰伯语),曾经多处奔波,勉励辞书编纂出版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坚持做出成绩,或为他们的困难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解决。我从1975年几部大型辞书的开创工作时起,一直到1994年三部大型汉语辞书全部完成时止,曾先后担任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的联络员、《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三部大型汉语辞书的领导工作,随几位领导同志除在北京召开会议外,还到过上海(5次)、苏州、无锡、扬州、杭州、宁波、合肥、黄山(2次)、安庆、福州、厦门、广州(2次)、郑州、长沙、桂林、重庆(3次)、成都等地,召开或参加辞书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18年内共有25次。
        值得一提的是,“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说,“文革”中的1972年,一个小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赠送给周总理一部大型百科辞书,周总理当时回赠的只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这个小国家名称叫什么?多数文章说是圣马力诺,有的说是摩纳哥。这个“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曾被广泛传播,由于有的文章作者是辞书界的著名专家,他们说的话似乎已成为定论,因而被一传再传。“文革”时期,我曾跟随陈翰伯同志参加《汉语大词典》的开创工作,当时遇到种种困难,队伍很不稳定,我曾听见翰伯同志在和词典编纂人员讲过这句话,但并没有讲过这个小国家的名字(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不知道)。2002年,曾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袁亮同志,在写《周恩来与新闻出版》一篇文章时,为了搞清“小国家”的具体名称,曾作了详细的调查。首先向外交部档案馆调查,收到答复说“经反复查找,我馆所藏有关档案,在礼品清单中未见上述礼品”。后又向陪同周总理接见圣马力诺外长、时任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的胡叔度了解,他复信告知,不记得有此事。再查阅《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等书,都无此记载。至于另一个小国家摩纳哥,在“文革”期间,从未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过。经过这番调查、了解,虽然所谓“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形象、生动,以此“推论”“文革”时的状况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作为一篇史料,由于史实不清,袁亮同志决定在文章中舍弃采用这一事例。
        为了做好辞书管理工作(我离开出版部之后调到研究室工作时为兼管),为局领导做好辞书参谋工作,我边干边学,用了很多时间对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研究的成果和心得写成文章,在《辞书研究》杂志、《中国出版年鉴》和香港《大公报》的“中文辞书专刊”等报刊上发表《中国辞书史话》《中国辞书编纂出版概况》等多篇文章。还广泛收集资料,将1949年10月到1986年底全国出版的中外语文、专科辞书(不收私营出版社出版的辞书)整理编目(对每部辞书均有简要介绍),在《辞书研究》连载,共2万余字。据该刊编辑部告知,这份编目受到英、美、加拿大、日本等外国研究中国辞书的人员重视。国内多家图书馆、科研单位也反映,这份资料对他们了解、选购、补缺辞书很有用处。
        二、《辞源》修订工作从启动到完成的历程
        《辞源》的修订工作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和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协作进行。
        1976年1月15日,《辞源》修订第一次协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陈翰伯同志在会议开幕时讲话说:“今天在开会之前,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周总理历来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对出版工作曾作了多次指示。去年5月间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后,国家出版局写了报告送中央,小平同志看过后,知道总理关心出版工作,说要送给总理看。总理是8月2号圈阅的,在批件上写了‘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表示歉意。听说9月后,总理的病情恶化了,这个文件,是总理对出版工作最后圈阅和批示的一个文件。想起总理卧病在床,还这样关心出版工作,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做好工作。我们现在召开这个修订《辞源》的协作会议,研究修订《辞源》,也就是完成总理最后批示给我们的一项工作。”在讲话的最后,翰伯同志说:“这次会议结束时,临近春节,春耕接着便开始了。修订《辞源》的“春耕”同样也到了。会议小结时,希望能排出个近期工作的日程,有个好开头,以后就好办些。”
        陈原同志也讲了话,对于《辞源》历史的回顾,对于当前需要做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并表示一定按会议商定的项目,尽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做好后勤和其他事务工作,和同志们一起胜利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辞源》第二次协作会议于1976年5月4—18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交流了第一次协作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对一些需要解决的事项做出了决定。
        《辞源》第三次协作会议于1976年12月17—28日在广西桂林举行,对于“文革”时期的编纂工作存在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还通过了一些改进编纂工作的具体办法。
        1977年11月1日,《辞源》修订第四次扩大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清除“四人帮”极左思潮这些年对词典工作的干扰和影响的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陈原同志经过认真准备,代表国家出版局的《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在会上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讲话,提出了在辞典工作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注意划清十个方面的界限。只有思想是非分清楚了,才能使词典工作大干快上。这十个方面的界限是:(1)要划清词典和政论的界限;(2)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3)要有时代精神和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界限;(4)相对稳定性和“反对新生事物”的界限;(5)尊重语言规律和所谓“封资修的大杂烩“的界限;(6)古为今用和“复辟回潮”的界限;(7)洋为中用和“崇洋媚外”的界限;(8)开门编词典和反对专家路线的界限;(9)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10)革命文风和“帮八股”的界限。(陈原1971年11月1日在《辞源》修订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关于划清词典工作十个是非界限的讲话,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划清词典工作中若干是非界限》文章中修正为八个是非界限,即:词典工作和政论的界限;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相对稳定性和“反对新生事物”的界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封资修大杂烩”的界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回潮、复辟”的界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革命的文风和帮八股、繁琐哲学的界限;群众路线和弄虚作假“三结合”的界限。)陈原同志的这次讲话理论联系实际,以大量事实例证从理论的高度对所探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对词典工作造成的干扰和破坏。这次讲话在词典界广为传播,对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辞源》的修订工作先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组建的修订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分别按所分配的部首进行编纂工作,写出初稿。最后的定稿工作转移到北京,由四省(区)抽调的部分骨干和商务编辑部共同进行,然后由商务编辑部最后定稿、编辑。
        《辞源》修订本出齐后,在四卷的书前,找不到主编的名字,仅在第四卷的最后一页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三人的名字。陈原同志在全书出齐后写的文章中说:这部正文3620页、索引和历代建元表122页,全书1400万字的古汉语词典,有“两个人从头到尾‘看’了一边,先是辞典界外的学者黄秋耘,然后是辞典界内的里手吴泽炎(后来刘叶秋也参加了)”。这三位同志确实对《辞源》修订工作的完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吴泽炎同志我早就认识,他于1934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商务编审部工作,曾参加《辞源》简编本的审订工作。1958年后负责汉语辞书编辑室,据说他积累的《辞源》资料卡片即达30万张。他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后,白天在商务编辑部为《辞源》的修订工作忙碌,晚上在家中还继续工作。据吴老的女儿说,她的父亲除每天晚饭时间问一句“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外,几乎和家人就没有讲第二句话。他的一天24个小时,除不得不花上数小时吃饭、睡觉外,就是与辞书打交道,除了辞书还是辞书。可以说,吴老是终生与辞书结伴的编辑家。
        黄秋耘同志我过去曾在《文艺学习》杂志和其他报刊上读过他写的文章外,直到1976年他到商务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后才和他熟识,并成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他曾经担任过《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和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等职。据陈原同志说:“这位出身清华,正所谓‘学贯中西’的文学家,居然肯跳进火海(辞书的火海),这是我始终不料及的。有人说黄秋耘那时‘遁入空门’,因为他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达数年之久,认真严肃,乐此不疲,我则以为毋宁说他跳进火海。”
        曾在《文艺报》编辑部和黄秋耘一同工作过的胡德培同志告诉我,黄秋耘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前后五年,有相当一段时间就住在商务中华楼上的宿舍中,他在《辞源》修订工作中特别注意找寻和核对书证,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工作非常细致认真,遇有疑难问题,或是请教他人,或是翻寻典籍,常常反复再三,直到查找到确实可靠的解释或证据为止。1980年,黄秋耘还写了一首七律诗《<辞源>书成有感》抒怀:“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穷经拟作埋名计,训诂聊为稻谷谋。怀旧每兴闻笛叹,登高犹作少年游。万家灯火京华夜,月夕花晨忆广州。”
        刘叶秋同志是一位对古典文学和辞书学有深入研究的老编辑,多年如一日地从事《辞源》修订的编审工作。他曾抄录一份16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斯卡格卡写的一首诗来比喻编词典工作比干苦工还苦:
        “谁若被判苦役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需令其抡铁锤,不需令其当矿工。只要令其编词典,管他终日诉苦衷。”
        刘叶秋却笑着对人说:“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个(编词典)过来的,我并不觉得苦,倒挺有乐趣的。”这就是“苦中有乐”的经验之谈吧。
        我和刘叶秋同志并不很熟,但是他在了解我作辞书管理工作,并努力学习辞书学的情况后,主动将他写的《中国的字典》著作签名后托杨德炎同志送给我,对我很有帮助。
        修订《辞源》的工作是一种成天和古籍打交道的工作。在《辞源》修订本定稿时,从广西修订组到商务参加定稿的顾绍柏同志,曾写了一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说修订<辞源>的甘苦》,发表在商务总编室1981年4月15日编印的内部资料《工作简讯》上。文中形象地反映了编辑们的工作实况:“感谢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和资料室的同志,他们为《辞源》审稿调集了一大批急需的图书资料,估计不下万册,分别放在四楼辞源组的三个办公室(细分是五间),如果将三室看成三点,用线连接起来,正好成为一个直角三角形。我们外省的和商务辞源组的同志共十几个人,为了查书,就是这样沿着直角三角形的边线作穿梭运动,每人每天少则走几次,多则走十几次、几十次,脑子手脚来一个同时并举。而这对于我们外省的同志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下面的图书资料没有商务的齐全,我们常常要远征到外单位去查书。一般说来,作家们正式进入创作阶段,是不会有这种奔波之苦的。有时为了弄清一个词条,要花上半天、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要翻阅十几种、几十种图书资料,弄得头昏脑胀。当然一旦问题获得解决,心里也是很兴奋、很激动的,这就叫“苦中有乐”。
        三、陈原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
        我参与了《辞源》的修订,新编《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三部大型汉语辞书从开创到全书完成的全过程,经历了艰难的起步和在陈翰伯、许力以、边春光、陈原等老出版家的领导下,一步步地不断克服困难而走出困境的历程。《辞源》(四卷)历时8年,参加编纂工作的主要人员有109人;《汉语大字典》(八卷)历时15年,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00多人;《汉语大词典》(十二卷)历时18年,参加资料工作及编纂的人员前后有1000多人。在这三部大型辞书编纂队伍中,有许多语言学界的著名老专家、学者,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专家,他们都在这几部辞书的编纂中度过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还有不少老同志在原单位办了离退休手续后,自愿投入到几部辞书编纂队伍中来默默作奉献。也有一些为这几部辞书做出贡献的同志却未能看到它们的出版,三部辞书中仅《汉语大词典》就有47位专家、学者离开人世时未能目睹出版成果。
        对于所有参加过这几部辞书工作的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他们几年、十几年在资料卡片中爬梳剔抉,在上千万、数千万字的书稿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满意的程度,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所经历的磨炼,可以借用陈原同志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时说过的一段话来表达:“时下的读者决不能想象那艰辛的历程,只有那些踏着沉实的脚步(有时却又是蹒跚的脚步)走过这段途程的、不求名利、不怕风雨的人们,饱尝到其中的甘苦。”
        关于辞书工作者的甘苦,担任《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的陈原同志1980年11月25日在杭州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讲的一段话,做了最好的表述:
        “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是真正的人干的!他能牺牲自己,为别人的幸福,为国家的四化,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积累,为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圣人,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圣人。这些圣人一时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但终究会有人知道他们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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