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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0年，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整整100年。藏经洞中的大量珍贵文物，为历史地、真实地研究和比较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提供了丰富的、罕见的素材。世人公认的当代显学——敦煌学，就是从藏经洞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据悉，我国有关部门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及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这无疑是敦煌学的一件幸事。围绕着藏经洞和敦煌学，国内外掀起了一轮研究热潮，不同观念、不同见解之间封闭已久的学术壁垒，正在—一被打破，一种崭新的敦煌学学术精神正在弘扬。目前，相互理解、认同和接近，沟通认识，强化交流，精神共享，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流特征。 白敦煌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百年敦煌》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在敦煌故里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作者雒青之是一名敦煌故乡人，他对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具有宗教般的虔诚。为了《百年敦煌》一书，他深入敦煌腹地进行了多次自费考察，历史的敦煌和现实的敦煌使他留连忘返。由于该书涉及了许多敏感的话题和敏感人物和事件，作者不逐潮流、不人云亦云的独特认知，免不了被一些充满“否定精神”的人士所否定。雒青之写作此书，绝不是应时应景之作，而是他多年陷入敦煌学研究的心血结晶，他几乎完美地做到了“史有出处、话有口据”。当国内一些知名报刊载文斥该书“满纸荒唐”时，雒青之的心境是澄明的。但当他得知国内某些学者竟然反对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时，感到十分的不解乃至气愤。他告诉笔者：“藏经洞是20世纪学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发现，任何人都无法改写历史，追求真理的前提就是尊重历史”。说到他写作的原委，他说：“敦煌绝不是形而上学的敦煌，活生生的敦煌需要历史的寻觅、文化的追思和精神的内省，重新认识、评价和定位敦煌学的各种思潮以及学术代表人物，并不是怀疑主义，而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语）。”许多对《百年敦煌》挥鞭子、抡棍子的人，并没有对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年来的历史真实予以仔细辨查，他们站在敦煌学的视野之外，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目光和胸怀去关照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一些斥责《百年敦煌》的文章，也只是抓住“一土二洋”三个人物，滥发一些无谓的、狭隘的“民族感情”和狭隘的“爱国王义”。 所谓“一土二洋”，指的是王道士和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评判正道士的历史功过时，许多人只道其罪过滔天。不说其有功于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的一面。他们甚至都可以无视大清王朝的没落腐朽，也不甘心宽恕一个文盲道士的无知。在书中，雒青之只不过给了王道士一点简单的同情，发出了为其建立一个“纪念馆”的感喟，便惹来一番埋怨：“雒青之是新的王道士”！对王道士的不宽容，到了对斯坦因、伯希和时，简直只有仇视了。也难怪，将一切染指藏经洞的外国人统统称为“强盗”的论点已有些年头了。雒青之之所以敢于将斯坦因、伯希和与那些真正的外国强盗区别开来，就在于他敢于疑古辨伪，敢于冲破历史误区。事实上，在敦煌学鼎盛之初，包括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顾颉刚、向达等著名学者，都曾汲取了斯坦因、伯希和的研究精华，尤其是伯希和，以深邃的史学功底和独到的研究成果，感召和影响了中国几代敦煌学家，他们之间有着十分良性的学术师承，绝无人以“强盗”之语斥拒斯坦因、伯希和二人于学术大门之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斯坦因、伯希和不仅是国际公认的考古大师，而且也是东方文化的热爱者，正是他们传播了敦煌学，完成了敦煌学研究接力赛中的“第一棒”。否认这一点，不仅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在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今天，许多“风靡一时”的观点应该沉寂下去了，譬如对王道士的盖棺定论，譬如对斯坦因、伯希和的不依不饶，譬如对敦煌学到底谁是首创者的争论等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敦煌学研究中，我们当然不能超越历史、超越实践去理解，而必须以实践的认识和思维去分析、审视和评判。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在一个错误的年代、一个错误的机遇和一个错误的发现者纠合在一起时，藏经洞的发现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历史悲剧。而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外国学者的强力介入，则使藏经洞声名远播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福祸双至的结果。当年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身份的人物，在莫高窟所进行的表演，充分展示了敦煌的苦难和敦煌的诱惑，大佛脚尖上的一片净土顿时狼藉遍地。在此期间，小小的王道士扮演了本不应由他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经年累月埋首寺院的宗教狂徒，他的执著是惊人的，与当时小心翼翼缩在京城中的学界名流相比，他的献身敦煌的精神不是虚传。但他又是可怜、不幸乃至可悲、可惜的，藏经洞像一句咒语，套牢了王道士。正是这个本分老实、不会沽名钓誉的小人物，遭遇天赐良机，将尘封了千余年的藏经洞轻松地打开了，也同时打开了一段至为沉重的历史，仿佛“哗”地一声，流沙响过之后，露出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沧桑。 历史无情地将一个文盲推到了文化的前沿，推到了学术圣地的门槛上。多么偶然，又多么必然！ 其实，王道士的偶然所为乃是必然所致。正是由于大清王朝接近灭顶，无力顾及边远地区文化发展、文物保护，才必然出现王道士孤身一人守护莫高窟这种匪夷所思的局面；正是由于中国的翰林学者具有封闭、保守、自足、内省、循环的特点，才必然出现藏经洞发现前后没有一名学者实地考证；正是由于王道士孤立无援地困守在莫高窟数十年，才必然导致只有他才能在无意之中揭开藏经洞的命运。 历史不可预演。历史不可复制。历史只能是那个令人敬畏的、不可克隆的原初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道士的个人历史绝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地与真实的藏经洞联系在一起的。（百年敦煌》并没有刻意拔高王道士，书中只是道出了王道士完成的一个事件的始末：由这个人把藏经洞给暴露出来了一一一仅此而已。 俗话说：无知才能无畏。无知的王道士面对洞子中的一堆堆知为何物的东西，先是手足无措，而后是四处送官，最后才是引来买主，这一系列“无知”和“无畏”的事情，导致了数不清的百年恩怨是非，造成了王道士生前身后的不测命运。《百年敦煌》对王道士的丝丝惋惜和些微同情，实在无可厚非，大可不必因此围剿雒青之。 在笔者看来，王道士是十足的经验主义者、感觉主义者，他只有宗教的觉悟，而没有文化的觉醒，更没有一个只有文物专家才会有的鉴赏力。他的经验告诉他，藏经洞也许并不是藏宝洞，他要做的事情不过是变废为宝。他试探过当地清朝官吏的心态，谦恭地将经文写卷进贡上去，却无人赏识。他发现对财富特别敏感和贪婪的官僚政客们，并无兴趣藏经洞中的发现，这足以使他迷茫和灰心。 王道士尚不具备“里通外国”的心计和眼力，他对斯坦因、伯希和这样的洋人，既无恶感，也无好感。他当时的表现就是不卑不亢。他仅仅觉得藏经洞里的“垃圾”找到了合适的“收购者”。应当肯定地说，目光短浅的王道士并不是自觉的“卖国者”。在那个年代、那个地点，王道士个人的作为甚至掺不上一点政治味道。在被后人称为“卖国行径”的交易中，王道士只有平凡，没有伟大，没有崇高，他甚至忘却了卑贱和狡诈，他只是做了一个未见过世面的文盲所能够做的自以为最合理的事情而已！想起来就令人吃惊，以王道士的能力，怎么能够与两位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平起平坐呢？且不说这场交易平等不平等，单是换一个遐想：如果王道士就是声名显赫的王国维，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肯定不会。但中国的国学大师们恰恰不如王道士，能够在沙漠边缘上苦守几十年、矢志不渝！如果非让王道士承担他根本承担不起的开拓敦煌学的历史重任，与让王道士义不容辞地担当他永远无力担当的“敦煌守护神”的使命，不是历史笑话又是什么！国内前些年就有不少学者声泪俱下地发出这样沉甸的话问：“王道士何罪之有！”因此，宽恕王道士并不是雒青之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历史的公道如此，事实的真相如此！ 如果深究起来，王进士在莫高窟的宗教活动都是自发性的，他一无家传，二无师传，全凭自己修炼。同时，他也没有官办宗教的根基，没有任何体制上的姻缘。也就是说，王道士并非政教合一的执行人，他是一个“自然人”，他只对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哪一宗教负责，尽管他有信仰，且很投入。因此，王道士并不是受官方或教派，指定或委派到莫高窟主持宗教事务的，他没有一点官僚机构发予的俸禄。也许从这个角度看，王道士实在构不成应当对藏经洞文物流失负责的清朝政府当替罪羊的“恶名”。对分不清儒释道的王道士而言，莫高窟只是他安身立命的生存之地。 雒青之在《百年敦煌》写作期间，曾涉入敦煌民间，做了大量考古取证，搜寻探讨了大量文物史料，他发现王道士确乎不是任何一个正统宗教组织的代表。王道士所在的敦煌莫高窟虽然烟火很盛，但多种宗教并存，各种信仰融合，而且没有什么完善的宗教组织，王道士也是随心所欲地以自己心目中的天堂为天堂、地狱为地狱，他没有自己的教义、教规、教仪、教团和专联的神职人员、教阶体制、教派组织等。因此，王道士信佛也好、信道也好，从未有人质疑和干涉。结果，王道士卖掉藏经洞文物筹集钱款，将原有的雕塑、壁画换成丑俗的西游记人物，就不足为奇了。 王道士注定是一个与敦煌学无缘实质性相会的小人物，藏经洞的发现只是“实物的发现”，并不是“学术价值的发现”。这才是雒青之在《百年敦煌》中反复申明的观点。 贬低王道士与高估王道士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对于王道士“不该出手时也出手”的文物买卖行为，我们似不能以“文物走私”予以界定。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任何人都不能自冒“圣人”，将一个不问人间疾苦的、甘心出世的小道士，钉在高深莫测的历史耻辱柱上。王道士一直高寿，活到八十余岁，他的弟子们在道士塔 上为他撰写了评价甚高的碑文，由此可见，王道士并不是等名千 的人物。 在藏经洞文物流失的问题上，国内许多知名学者渴望回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责难王道士就等于替清政府的无能作掩 饰。同样，把责任推到斯坦因、伯希和身上，也是一种不合史实的做法。尤其到了新的世纪跟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及日趋活跃和广泛，以民族主义的心态唱爱国主义的调子，肯定会唱不准旋律的。目前，国内一些媒体相继报道了斯坦因、伯希和的学术成果，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这也是敦煌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前奏曲。过去，敦煌学“曲高和寡”。一提斯坦因、伯希和，就认为是为“强盗”翻案。其实，有哪一个敦煌学家，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没有参照或引用过两位大师的成果呢？ 当年，斯坦因已是硕果等身，伯希和在汉学领域如日中天，他们“春江水暖鸭先知”，来到几乎与世隔绝的敦煌，挑选到令他们一辈子振奋不已的文化瑰宝。他们是在学术利益驱动下，而不是在商业利益、甚或有人说的军事利益驱动下，从主道士手中买走了藏经洞大量最有价值的文物。尤其是伯希和，凭着对东方历史和东方语言学的精通，他理性地发现这批罕见的文物足以让整个世界震惊的。他们二人是以各自的知识和智慧战胜了弱小的王道士，他们似乎没有顾忌到后人会以“强盗”视之。 在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斯坦因、伯希和既是先行者，又是马前卒，而王道士成了真正的殉道者。有的学者言称甘肃学台叶昌炽是敦煌学的首创者，乃是既不懂历史又不看事实的信口之言。叶昌炽作为小有名气的金石学家，对藏经洞文物丝毫没有敦煌学意义上的价值发现，只是玩味了几篇金石小品。而斯坦因、伯希和将文物运回各自国内后，马上组织学家们分批研究，合力著作，短短几年，成果骤出，令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吃惊不小。于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国内学者的奋力追赶，才形成了“显学”的声势和氛围。 雒青之对斯坦因、伯希和的部分肯定，不仅是对国内一些学者死抱着不放的“强盗论”的否定，也是在倡导一种崭新的、开放的学术精神，承认落后，肯定创新，提倡交流，推崇融合，这种学术精神的实质就是不能一叶障目。倘若以为国粹主义，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而将科学性、民主性、道德性的学术精神划为“民族虚无主义”，那不仅对作者不公正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极其有害。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学术自有学术的公理。强盗所能干的事情只有掠夺和破坏，而不会是研究和创造。斯坦因、伯希和之所以不是什么强盗，乃是因为他们充分发现了文物的价值，而后又将其研究成果公布世人，推动了一门学科的诞生。伯希和从法国巴黎来到北京六国饭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给中国同仁时，他等于向中国学者传达了一个信息，你们重视敦煌，你们应当到那里发现历史！至今，许多老一代敦煌学家都承认，伯希和的著作对他们既是刺激，又是哺育。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欧洲当时众多颇负盛名的汉学家、东方语言学家，之所以倾慕敦煌文化，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崭新的学术发祥地正在敦煌呼之欲出。 敦煌学的助产士当然不是王道士，也不是中国清政府门下的“经院哲学家”，而理所当然地是斯坦因、伯希和这样的具有学术思想和考古精神，敢于探险和发现的实践活动者。斯坦因、伯希和与藏经洞的幸会，才使敦煌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敦煌学的先驱者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这丝毫无损于敦煌学的价值，也丝毫无损于敦煌文化的世界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莫高窟定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以证明敦煌在世界的高度。时到今日，如果仍旧轻率地将斯坦因、伯希和称为“强盗”、“骗子”，不仅有违事实，而且也与“敦煌学”走向世界的声音不合 谐。 作为世界顶尖的学者，斯坦队伯希和绝非“娄阿鼠”形象。以斯坦因为例，如果是“强盗”的话，他会首选壁画下手。他绝不会不知道莫高窟精美的壁画价值连城。作为中亚细亚一带常年出没的考古专家，斯坦因对壁画、岩画的个人偏爱程度极高。但是在敦煌，斯坦因却对壁画止步。斯坦因没有对壁画产生任何盗掠念头，因为这些壁画保存完整，且有王道士看管，不需要他费心拯救。而藏经洞的经卷写本对王道士等人来说无异于废物，不经过专家研究，是不会自动成为有价值发现的文明成果的。斯坦因更深知这些“古董”对深居西方各国的汉学家的重要程度。他将文物无偿提供给瑞典汉学家斯文·赫定等人进行研究著录，就是最好的例证。 至于本身就是汉学大师，被人称为“东方语言巨子”的伯希和，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语言天才，他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方面的造诣，无人能望其项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的文物筛选过程中，眼光极为敏锐、准确，将大量价值极高的文物—一备案，他几乎根本没有从物质价值上衡量这些文物的财富等级，而是从学术角度，如数家珍地日夜发掘、整理、登记、编号、查核、验校，做了大量中国书斋型学者难以做到的精微研究工作，如果说他低价地买走了这批文物就是“盗窃”，那么可以说，他盗取的就是敦煌学的原始火种，做了敦煌学者首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雒青之对伯希和青睐有加，就是因为尊重他的学术思想，敬佩他的工作狂热。试想，如果敦煌文物最有价值的这部分没有伯希和的研究，而落入叶昌炽等官僚或学究手里，还会构成敦煌学的基础吗？还会形成敦煌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气候吗？ 文物流失当然不是好事。但光有保存并非就百分之百是好事，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古国都曾经有过文物大量流失的惨痛经历。虽然这些流失现象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不可否认，流失促进了流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整合作用正是在流动中加强的，各民族间的文明成果不断碰撞、不断融合，在流失和流动中创造、更新和发展。 敦煌作为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的交汇点，作为亚洲的十字路口，具有极大的文化融合力、再生力。莫高窟作为这个十字路口上最耀目的坐标，既是中国的骄傲，又是世界的骄傲。对于斯坦因、伯希和这两位在莫高窟留下巨大声名的科学家，我们能否公允地评价，是检验敦煌学能否走向世界的试金石之一。 千禧之年，不仅中国在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世界上几个敦煌学研究的大国如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而敦煌学家更应以敦煌故乡人的形象和心境，从善如流，实实在在地与全世界的敦煌家一起争取在敦煌学学术研究上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用真正开放的、多元的学术精神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新篇章，真正实现新老几代敦煌学家振聋发聩的共同宿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