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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政，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古代思想史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从“义以建利”到“志于道”——孔子思想的渊源及其他》。 博士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白 奚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范忠信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其思想是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然而迄今为止，梳理孔子思想的渊源并指出其贡献的研究很少。笔者于此尝试梳理孔子“法”思想的渊源并分析其贡献。 提到孔子关于法制的思想，当首推其亲亲相隐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现存的《论语》注本看，都把“攘”注释为“窃”或者“盗”或者“偷”。王力在其《古代汉语》中则指出：“攘，本指扣留自己跑来的家禽牲畜，和‘偷’有些不同。”笔者同意王力的看法，据《尔雅注疏》所言，“儴、仍，因也。”郭璞注释认为“皆因缘也。《费誓》曰：‘无敢寇攘。’郑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儴、攘音义同”。就《论语》而言，孔子真的主张即便亲人犯了严重的罪行也要替其掩盖吗？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孔子曾经称赞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可见孔子并不赞同为亲人相隐所有的不当行为，说孔子赞成对于亲人微小过错要“相隐”可能会更符合其本意。 《论语·微子》篇中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对故旧尚且如此，更遑论父母兄弟乎？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无求备于一人”的思想是孔子亲亲相隐思想的先声呢？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大怒，虽然最终没有对魏绛治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晋侯维护其弟的原因是因为“亲亲相隐”的缘故。在此史料中也可以看出，羊舌赤、士鲂、张老并没有指责晋侯为其弟隐错，即便是打算自杀的魏绛也没有指责晋侯为其弟隐错。可见，亲亲相隐乃是当时社会之通义，孔子亲亲相隐的思想，并非其首创，而是由来已久。与前贤相比，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主张对亲人的过错全部隐藏。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孔子赞成为亲人隐小恶，不为亲人隐大恶，这较前人不分问题的大小、轻重单纯为亲人隐恶，或不为亲人隐恶要超越很多。 关于“法”，孔子不仅有“亲亲相隐”的思想，他还提到要谨慎使用刑罚以及事先预防。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左传·成公二年》，申公巫臣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很显然，《尚书·康诰》中提倡的是谨慎使用刑罚，而申公巫臣的发挥却与刑罚没有关系，他把“慎罚”解释为提前预防可能到来的惩罚。关于慎罚的思想，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归生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 由这段话，我们是否可以说谨慎使用刑罚的思想由来已久？再结合《尚书·康诰》中的慎罚的思想，我们会发现这一传统由夏至商再至周一代，其间并无中断，说慎罚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根深蒂固当不为过。孔子“无讼”的思想则发展了前贤，将慎罚与预防相结合，既提倡谨慎地使用刑罚，又提倡提前预防案件的发生。孔子反对仅仅依靠暴力进行统治，他推崇的是“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孔子还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要对民众进行教导才可以做到“无讼”。 为什么不能仅仅以刑法治国呢？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为这两句话，很多人认为孔子反对法制，笔者以为孔子反对仅仅以法治国。因为仅仅以法治国，人们可能会仅仅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事，从而降低道德对人的约束。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把法律公之于众，公众就会仅仅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从而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孔子反对人们仅仅以“鼎”之要求行事，反对仅仅以法治国，孔子认为，法制、礼制和德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孔子的这种思想也有其渊源，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如果我们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不难发现，孔子完全继承了叔向的这一思想。 就“无讼”而言，孔子之前是“慎罚”，而孔子的理想则是“无讼”。孔子之前“慎罚”的原因是“刑滥，惧及善人”，而孔子“无讼”的目的是想通过礼制使人们“有耻且格”。我们可以发现“慎罚”是“为国”的一种手段，孔子的“无讼”则不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当人们都“有耻且格”的时候才可能“无讼”，所以，“无讼”和“有耻且格”一样，都是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如何才能“无讼”呢？孔子认为应当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如何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呢？孔子认为应当通过教化的手段。虽然孔子以前的人也主张要教化百姓，比如上文提到的叔向，但是虽然同是教化百姓，却又有不同。上文关于叔向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叔向的话是“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叔向的思想是先“刑罚”，通过“刑罚”仍怕不能达到目的，然后才“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孔子则不同，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主张的是先教化百姓，教化失败才可以使用刑罚等手段。相对于古人先刑罚后教化的策略，孔子主张事先预防的办法；相对于古人以“慎罚”为手段，孔子推崇以“无讼”为目的，即通过“齐之以礼”达到一个人人自觉遵守秩序的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