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记得全部。那些伤疤、皮肤表层沉淀的色素、累积的角质、显微镜下粼粼如雪片飞舞的皮屑，那些因为长期拗折而成型的折皱，松弛与绷紧，破损与修补，一些遗失了，一些被偷偷加上，颈上的吻痕，手背上抹不去的齿印，乍触旋止徒留余温的体躯触碰，热辣辣不合理的颊红……此般种种，构成身体出土的考古学或微物推理。你都已经忘记了，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身体铭刻一切，它全部记得。 我想叙述的，其实是“城市”的身体。作为移民/遗民的终点/起点，台北是一具大身体，它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街道作为城市流贯的血脉，百年前日本人据台时曾唤三条通、四条通。国民党渡台后，北城住民换了脸改了腔调，内里街道也被换了一次血，路牌上的名字换作温州街、西藏路、成都路、桂林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搔更短的华发也不过散成台北地图上新生的地名，纠纠缠缠日也牵绊夜也走踏。要走到很多年后，想起土地上旧有的住民，路牌上漆字被凿除，又添了新名字凯达格兰大道。有歌唱曰：“一双鞋，能踢几条街?”，而台北城里，一条街能添上多少个名字，有多少覆盖的历史可说。那些记忆逐层累积，彼此混杂，在台北的大身体中，旧的不去，新的都来，国与国在此交锋，城与城在此相连，人与人相遇，笑问客从何处来，都当他乡是故乡。属于台北的故事，是城市的故事，是跟魔鬼交换灵魂的故事，是失魂，是安魂，也是招魂的故事，它们构成台北城的身“市”与身世。 文学上可以看出异乡城市的记忆如何在台北“移魂”、“安魂”。以上海为例，白先勇小说《台北人》写战乱后迁居来台的孤臣孽子们，海上繁华原是梦，偏安小岛，故事未了。小说中人记忆的，依然是旧时上海。白先勇说：“很多人说我写的小说，充满怀旧气息，其实那是我对传统文化崩溃的反射，《台北人》是一种文化的乡愁。”台北城提供了一个舞台，一张腥红色绒幕，盛大的开启，只为替这些上海灵魂们拉上最后的终幕。台北成为上海灵魂们的最后一站。总有人问《台北人》里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台北人”，还不如说，就是这些命运才构成最初也是最后的“台北人”。前人不远，白先勇赴美后，一日小说家李昂访之，于白先勇的书房中偶见《春申旧闻》一书。其中所载，无非昔日上海光怪陆离之奇情憾恨。于焉有思，由此而有小说《杀夫》的诞生。“这则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新闻，是一个轰动当年上海的杀夫惨案，然而当中最让我感到兴趣的是，它是一个少见的不为奸夫杀本夫的故事，杀夫的因而不是一个淫妇，只是一个传统社会中被压迫的不幸妇人”。上海故事借书还魂，在小说家笔下重新复生，只为了再被杀一次。上海记忆与经验成为台北新生身体里的老灵魂，蠢蠢欲动，勾思起岛屿新的身体故事。 台北与上海在岛上艳遇。以上海记忆为骨干，台北为体肤，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留下诸多文本，可供我们追想城市之间的惊艳相逢，国民党渡台之初，上海小报在台重新发刊，其中之一便是来自上海的《纽司周刊》。其刊于卷首之发刊语乃“集内幕之大成，为忠实之报导”，终以腥膻色成为台湾早年畅销刊物之一。有趣的是，《纽司周刊》里有一专栏名曰“台湾传奇”，作者化名“文亦奇”。其专栏虽曰“台湾”，却化用诸多“大陆”经验。其专写严峻怪奇之“硬”式社会现实，并喜以欢场女子为主角铺陈其“软身体”、“软欲望”，软硬兼施开展出一系列表面标榜“台北”而内里实为“上海”的都会传奇。那些大酒家、大舞厅都在台北借地还魂，欢场名花重头在台北挂牌上市，连骗术与诈讹也如实搬来，但见一具又一具标志的花骨朵儿，上海是“台北”的前“市”，而在上海的“身体体验”是寓居台北女子的前“身”。专栏文本中，女子不能忘怀在上海时身体养成的感知与习性，由此追逐同样等级的欲望与享乐，或于台北城中重新酝酿属于这座城的欲望与喜乐。女子“现身”，与城市互动，“城市的身体”亦然“呈现”、“ 城现”，但随着这一场逐色之漫游落幕，追寻者被蒙骗而失财失色，女子由“献身”而至“失身”，城市亦有城空/成空的可能。这是属于旧一代城市的传奇，是“上海传奇”，但若将“传奇”转化为动词，何尝不可“传奇台北”，此后，一点一点，身体记得一切，台北将逐渐累积与消化这些记忆，独自偷欢，并持续开展那些从不同海上来的艳遇。 （陈柏青，1983年生，现为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其专栏“延海岸线”将介绍台湾文学与文化发展，于历史中那些或瞬间或长远的交会，逐渐勾勒出台湾岛的轮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