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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准确地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黎明时，在镐京郊外的牧野，周武王姬发面对着他统领的多民族统一战线联军，向他们发布与商纣王作最后决战的动员令。他劈头就说：“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意思是指纣王宠信妲己，朝政落于妲己之手，所以必须打倒。在这个极具宣传煽动作用的政治动员中，不知姬发何以会把“女人干政”当作对手的首要罪恶予以谴责， 也许是因为妲己的所作所为太招人恨了吧，总之，接下来是导致商朝覆灭的一场大仗，从此“牝鸡司晨”一语就成为对女人从政现象的一种含有贬义甚至恶意的寓指，而“惟家之索”的引申义就是国之将亡。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虽然是在儒家的经典上记载， 但口号的形成当然比儒家的经典更早。不过， 儒家继承了这种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甚至还把它发扬光大：女性不仅没有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 连平等的人格也不配有———说得最到位的就是孔子所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当然，有人指出，这句话不可以作全称式判断来理解，后面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主语的定语从句，于是“女子”与“小人”便只指概念中的“某一部分”云云。然而不管怎么说，也难以解除原话反映的歧视妇女的心理， 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三纲”和“三从”这类社会规范的出笼了。 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态度而言， 女性根本没有干政的可能。然而，历史上的中国却产生了许多位伟大的女政治家， 有的甚至起到了决定民族命运的作用。从现象上看，这好像很矛盾，但它正好说明了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在思想制度的设计上出现了漏洞。这个漏洞最终发展为不可弥合的悖论。出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效地治理国家的需要， 儒家一直致力于抵制人类动物本能的理论设计，发现了“孝道”是与动物本能相抵触而又最容易为人类所接受的理念， 于是围绕着这一理念制定了一整套社会行为的规范， 在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 就叫做“以孝治天下”。敬爱和服从父母是“孝道”的第一要求，作为女人（只要她是一位母亲）也就取得了和男人（作为父亲）平等的地位，至少对她的子女而言这点无可置疑。男人死了，对未成年子女，母亲既是第一监护人，也是一切权利的体现者。百姓家如此，帝王家也不例外。这就是太后垂帘听政制度产生的根源， 也就是由于这个制度，使一般情况下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的女性，往往一下子就可以登上权力的顶峰， 换个角度说，历史上中国女性的政治权利，只能通过太后这个单一的角色才能取得。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皇帝命短的多（越到每个朝代的后期越明显），于是继位的幼童皇帝也就相应的多， 连带而来的便是太后临朝的现象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正如很难统计两千多年来，中国大大小小一共有多少个皇帝一样，执行过临朝听政使命的太后究竟有多少， 也是很难搞清楚的。不过， 只需粗略地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不按绝对数量而按比例数量来统计， 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和临朝的皇帝相比较， 前者比后者中的称职者绝对多了去了。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吕后、武则天、慈禧的残忍、刻薄、荒淫之类劣迹，然而，她们和历史上的暴君们比较，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吧！ 况且，她们所具有的作为政治家值得称道的眼光、胆略和手段，为大多数的皇帝所不及。还有些影响比他们小、但综合评分却应在他们之上的，如北魏的冯太后，北宋的刘太后、曹太后、高太后等几位，更可以称为历史上大放异彩的人物。那么究竟凭什么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呢？ 这些杰出的皇太后们之所以能实现其突出的历史业绩，虽然各有独特的时代和个人特点，但如下一些重要的主观因素却大体上为他们所共有： 一、对大局发展方向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并为推动这一发展而作出努力。 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如果不具备这一条，就不配被视为政治家，所以，堪称政治家的皇帝不多， 而临朝的皇太后们有些却很能反映出这方面的过人素质。首先应该举出的例子是西汉的吕雉。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吕后的最大贡献在于维持了汉初数十年国家内外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为此，她擘划并执行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政策。她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却以一种超出常理的谦卑来回答匈奴单于的侮辱性的调侃，为什么？ 因为她绝不愿意再卷入一场战争。她目睹并经历了战争的苦难（作为项羽的俘虏和人质的回忆太可怕了），而且秦末以来的战乱已经造成了人口锐减、国力衰竭的后果，当务之急是与民休养生息。不仅对外敌要隐忍，对内也要把对物欲的追求压缩到最低程度，为“轻徭减赋”让开道路。这才有了“萧规曹随”的“无为之治”。正是这个“无为”成就了被视为两千年来帝国政治标杆的“文景之治”。刘邦没有做过太平天子，从芒砀山起事一直打仗到生命终结（征讨陈豨时箭伤发作而死）， 如果继续活下去，他还有好些仗要打，匈奴人白登之围的仇是一定要报的，而且未央宫的种种享乐也令他十分受用，总之，他绝不会崇尚黄老无为那一套。所以，文景之治理当被看做吕后的政治遗产。 对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过同样甚至更加重大影响的下一位皇太后，应该是北魏的冯太后。这位太后首屈一指的历史贡献， 是倡导和主持了对中国四千年文明史影响巨大的“太和改制”。在她执掌政权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北方完全处在大约十余个野蛮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这些少数民族（所谓“五胡”，不过举其大概）或前或后、或短或长建立了一些残暴的政权，他们蹂躏汉族民众，破坏文化传统，推行胡服胡语， 真正使北中国出现了孔夫子所预言过的“被发左衽”的危机局面。冯氏是汉人，应该说她对于先进的汉族文明被混乱、落后的游牧文明所中断具有一种自觉的抵制意识， 在她发挥实际政治领导作用的二十多年里， 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推进整个社会生活的汉化。她克服各种阻力得以实施的“班禄制”（官员等级薪俸制）、“均田制”（由领主庄园向自耕农转化的土地改革）、“三长制”（加强基层行政管理的户籍制度），都体现了很强的改革精神，为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决定性的保障。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路线的长期贯彻执行， 她还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个绝对值得她引为骄傲的接班人——孙子孝文帝元宏， 祖孙两代三十多年开拓的政治道路，没有再出现大的反复，为半个世纪以后的“圣人可汗”隋文帝杨坚实施的国家在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全面统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冯太后祖孙二人的这条政治路线， 而北魏再产生一个拓跋珪或者拓跋焘一类的强人， 那么被他们所统一的中国将会成为何等模样！ 后来的太后们， 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而又遇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就不多了，而且，她们在推动历史的意义层面上， 可说都没有取得成功。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北宋的宣仁高太后。北宋有三位曾经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仁宗的养母刘太后、英宗的养母（伯母） 曹太后和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在历史上可谓都有贤名，前两位没有面临过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危机， 而高太后却遭遇了决定历史大势的最复杂的政治变局。这位太后在史书上有“女中尧舜”的美誉，洞察世情，关心民瘼，惜乎命运不济：丈夫英宗（赵曙）只做了四年皇帝，三十来岁就死了；儿子神宗（赵顼）即位时未成年，垂帘听政的却是继祖母曹太后。赵顼志大才疏，总想着振军经武，在宫里也常常是一身戎装（为此还挨过曹太后的训斥），亲政以后就迷上了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纲领， 推行变法。由于路线设计上本来就有问题，更加上聚集在所谓“新党”旗帜下的官员多数是些附势争权的功利之徒（连王安石本人都被排挤下去了），党争愈演愈烈，国是日见颓唐。高太后目睹这一切，很担忧，却无能为力，直到她五十二岁那年，正值盛年的儿子（神宗）死了，继位的孙子（哲宗）刚十岁，她被推到了垂帘听政的权力巅峰。当时朝政把持在章惇、蔡确这批人手里，但高太后眼明手快，两三招就让局面改观。她直接从宫里发布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令， 而不通过中书省（政府），而且立即召回司马光、吕公著接手相位。新党一时大挫，或罢官免职逐出朝廷，或改头换面蛰伏待时，没有多久，国家便恢复了仁宗时期的政治生态。但是，孙子（哲宗）一天天长大了，在一批“人还在心不死”的新党分子的包围和欺骗下，政治倾向上越来越靠近父亲，虽不对着干，暗里却和祖母离心离德。高太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在她六十二岁临去世前，作了一番布置，请吕大防、范纯仁、苏辙等诸位大臣辅佐好皇帝，别让他受到新党余孽的蒙蔽操纵。这位老太太在政治上的洞察和预见能力， 特别是对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显然有些欠缺，她一死，反对派的活动立即嚣张起来，不断对她的各项政策进行指责和攻击， 虽有范纯仁等多次上书， 请哲宗取缔此类言行， 可是哲宗不表态，不肯为自己的祖母说两句公道话。从此，新党头面人物前后纷纷粉墨登场， 宋朝国运走向一个根本的转折点，最后，哲宗的弟弟徽宗和儿子一起被女真人掳走。 再举一例， 也许就应该是市井尽知的慈禧太后了。她大权在握近半个世纪，基本得到的是负面评价，此处毋庸细说，但她也曾经面临过一次改变历史的重大机遇， 而且当时她也确实想过有所作为。甲午战后，变法图强基本上已经是国人的共识，只是在路径、方法、领导权、时间表之类问题上存有歧见。特别是领导权问题，最为要害。戊戌政变反映的主要就是领导权的争夺。 康、梁走了，维新之议并未就此停下。通过庚子之役的打击，再加上甲辰之役日本获胜的刺激，慈禧本人内心也认同了变法是朝廷仅有的出路。当时，也许只能算是学了一点皮毛，比如兴办工厂、训练新军、废除科举、设立学校……等等， 但无可否认对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而且还有什么“立宪国会”、“内阁制”等方案，似乎都在拟议之中。总之，改革的动作还是有的，只是太慢，太没有章法，以至于结果正如某学者说的：“步履蹒跚的改革最终只能被赶上来的革命从后面扑倒。” 二、在政治斗争关键时刻杀伐决断的勇气与能力。 历史上许多政治家的成功或失败， 往往是在这点上见分晓。见了分晓之后， 失败者常不免被后人讥为“妇人之仁”。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有问题，“妇人”不能作全称式定语来形容“仁”，许多有大作为的皇太后， 都以事实对此作出了结论。 首先还是要说说吕后。大概因为青年阶段经历了太多的艰险和屈辱， 这个女人的性格确实比一般人冷酷和残忍， 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种品质在政治斗争中又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刘邦虽然是个无赖，但这方面不及她，最典型的事例是诛杀韩信、彭越。对这两个人刘邦也早存猜忌，但毕竟是老战友，并没有想过要他们的命。韩信削去兵权后调到中央养起来， 待遇优厚； 彭越因为抗命被开除遣散回老家。彭越在流放途中遇到吕后，向她陈述自己的委屈。吕后答应替他求情，并把他带回了长安，然后对刘邦说：“既然已经做出了处理， 怎么又放他回家呢？ 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当即促使刘邦下决心杀了彭越的全家，还诛三族。至于杀韩信，则完全是出于她的“坤”纲独断。没有吕后，韩信、彭越将给历史带来哪些变数真是难以推论。 接下来又要举冯太后为例了。和吕后比较起来，这是一个感情生活很丰富的女人。她二十多岁死了丈夫，直到五十岁去世，一生有过许多位情人， 基本都是她政治上得力的助手或追随者， 没有一个敢于利用私情来干预或者抵制她的政策路线。不要说是情人，就连自己亲自抚养的儿子和孙子， 一旦在政治上令她怀疑或者反感，她也不惜使用十分极端的手段。献文帝拓跋弘是她的养子，虽然认领时她自己才十二三岁，但母子关系是按制度确立的（鲜卑旧制，确立为太子者，其生母即时赐死），而且她也确实尽了抚养的责任，母子间不能说没有感情。但做儿子的即位后， 政治上却选了一条和他母亲渐行渐远的路，他十二岁登基，干了七年，就在他母亲的胁迫下把皇位交给了他六岁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创下了十九岁当太上皇的历史记录。当时要拓跋弘让位的理由是他沉迷于佛、道，无法行使国家职责， 可他本人却并不甘愿就此遁入空门，住在庙里，还不断地干预国事。终于有一天，被他母亲召进宫去，再也没有出来。据说是被他母亲差人毒杀了。儿子虽然不在了，但幼帝拓跋宏也不能让她放心，她几次想废了他，有一次甚至大冬天把他关在小屋里，三天不给饭吃，后来在大臣们力谏下才放了出来。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冯太后发现这个孙子才堪大用，于是一改故态，对他呵护有加，而且言传身教，尽心费力，祖孙之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她死后，孝文帝为她守灵时五天水米不进）。在政治上，孙子更是没有让祖母失望，推行了更彻底的汉化政策，对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政治斗争中决断的勇气和能力却并不一定获得成功的效果， 那时便只能留给人毒辣和残忍的记忆，比如武则天。有人把这位中华帝国唯一的女皇帝视为伟大的政治家，当然不无道理，但是联系到她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来衡量， 她却是一个失败者。从她更改国号这一举措可以看出，她并不满足于掌握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她想要证明的是女人不比男人差， 甚至进而彻底地颠覆父系制社会的一切传统。可是她失败了，因为这个任务实在超出了她能力的范围， 事实上连她本人也并未从传统那强大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要颠覆父权制社会，除了自己当皇帝，还必须解决好继承人的问题。她使用极残忍的手段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全部从政坛上清理出去，而这四个儿子中并没有一个是对她构成威胁的强势人物。长子李弘随父母出行时暴毙（被毒杀）；次子李贤在流放地被赐自尽；三子李显在鄂西的大山里终日提心吊胆； 四子李旦装痴扮呆得以保全性命———可见她早已成竹在胸，就是不让李家的男丁接班。那么，就让太平公主当王储吧，她却也没有做出决断。她大约想到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交接班的问题， 而是涉及亿万臣民命运的社会改造工程， 她缺乏相应的能力和魄力。看到李家已经像李贤在《黄台瓜辞》里预言的那样被“一摘”、“再摘”、“三摘”而即将“摘绝抱蔓归”时，武承嗣、武三思这些人怎能不野心勃勃？ 可是传位给武姓后人也绝非武则天的计划。为什么只能在李家的媳妇或武家的女儿这两种身份中任选其一？ 她大概始终未得到完满的答案。心思再狠，手段再毒也没有用，只能一味拖下去，直到有一天眼睁睁看着两个面首被杀，自己被逼着退了位。 三、用人的眼光和容人的气量。 任何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都必然会经营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杰出的皇太后们，自然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先说吕后。刘邦死后，她立刻面临着在政治上依靠谁的问题。由于儿子刘盈性格仁弱，身体又不好，她很自然地被推向了一把手的位置，刘盈一死她更是名正言顺接管了政权。她憎恶因而也不愿意交班给非自己亲生的刘邦后人，于是必然地把目光投向娘家的亲属。但她也知道吕产、吕禄这些人才情有限，然而毕竟娘家人信得过，所以把禁卫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们，以确保安全。不过她始终还是维持着和刘邦的老班底那些元老派的良好关系， 朝政大体仍然掌握在旧臣的手中。像前后的丞相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太尉周勃都是很具战略眼光的安排。 武则天用人的思路和做法则很不相同。由于在她登上权力顶峰之前， 已经把李世民的老班底———所谓关陇集团仅存的大佬级骨干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彻底赶下了政治舞台，所以执政以后她无需面对“老人集团”各方面的压力，除了提拔一些娘家人以外， 她可以确定一个选贤与能的总方针。怎样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她的具体做法是“大进大出”。为了“大进”，她放低门槛，广开科举；为了“大出”，她任用酷吏主持监察部门，成批地惩处违法违纪的官员。她希望用这种不断大换血的方式建设一支素质良好的官员队伍，但事与愿违，怀抱短期行为投机心理的官员越杀越多， 结果是连最得力的酷吏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掉了。当然这条路子也不能说毫无成效， 武氏一朝是产生过相当一批良臣能吏的，如娄师德、狄仁杰、桓彦范、敬晖以及后来在玄宗时期名重一时的姚崇、宋璟等人。对于真正的人才， 武则天是很看重的， 为了体现他们的尊严，她经常告诫自己的面首们， 一定要在朝廷重臣面前保持谦恭的态度。比如男宠张易之因为从南门进出宫掖，被朝臣们撞见，挨了一顿打，找她哭诉，她却能隐忍不发，要张氏兄弟今后遵守制度，只走北门。诸如此类的手段对于笼络大臣们为他尽心卖力是很有效果的。 尽管最后她还是被自己信任的张柬之等一伙人赶下了台， 但在政治上却保住了皇太后至高无上的尊荣，甚至日后还被某些人推崇为唐代“七圣”之一。 皇权专制时代的文官政府和太后听政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对立又互为依存的关系。互不相容是因为权力设计（牝鸡无晨） 和道德规范（孝道）在起点上就形成的悖论，相互的利用则是出于现实利害的需要。只有双方关系处理得当，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说到底，太后垂帘扮演的是过渡性的角色， 适时地把权力交给男性继承人，才是明智的抉择，恋栈不去，即使自己得以保全，也必定祸延娘家亲属，吕氏、武氏故事都证明了这点。 四、对权位虚荣和物质享受的主观克制。 荣耀和物欲是一切当权者都难以抗拒的诱惑，但似乎也是民众裁量他们的重要标准。事实也是如此， 所有俭约低调的帝王一般都被奉为贤君明主，反之，张扬奢靡的则必定非昏即暴。 执政的皇太后们也都知道这点， 很希望在这方面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不过情况各别，有的是勉力作秀于一时，也有的是修身养性成习惯。吕后出身农家， 前半生备尝艰辛， 为刘邦养老抚幼，里外操持，坐过牢，当过人质，她那份俭朴是长年的命运留下的烙印， 很难改， 直到当了皇后，还惦记着粗衣粝食，后宫里也容不得奢靡之风。北魏的冯太后更是留下了节俭的美名，“平日穿戴，悉为缯缦（没有任何花纹的丝织品）”，从不加锦绣装饰。垂帘称制以后，甚至连饮食标准也大幅度下降， 专门制作一个一两尺宽的小餐桌，只能放下那么几只碗，就这样，硬是把过去的膳食支出减下来百分之八十以上。 除了物质享受，光耀门庭、泽及亲故一类的追求也是最为常见的。有些掌权的太后在这方面却很能坚持原则， 因而有效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像北宋的刘太后听政时，有人给她献上一幅《武氏临朝图》，还有人上书，请以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建祖庙上溯至第七代，是皇帝享受的礼制）， 刘太后看了当场撕毁扔掉， 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这里可能有表演的成分，但至少说明她心中有分寸、有底线。曹太后是宋代开国元勋武惠王曹彬的孙女，家世煊赫，可她入宫以后却基本不与娘家人通来往。 那些杰出的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们， 还有他们各自成功的特点， 以上不过是就其共同的方面做出泛泛的综合，以证明“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口号的荒谬。但是，确实也有不少皇太后很不适应扮演政治领袖的角色。她们或是缺乏眼力，被娘家人操纵利用；或是缺乏头脑，被大臣们挟持蒙哄； 或是缺乏勇气， 向外敌卑躬屈膝……总之，授人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口实。其实，常常被人指认的上述女性性格上的所谓“先天缺陷”，完全是男性中心社会长期的规范要求下形成的。妇女之所以沦于附庸的地位，基本可以说是体力方面的弱势所决定的， 当人类的生产活动从采集向狩猎发展时， 这个过程就开始了， 漫长的农业社会维持并巩固了这一规律。第二产业兴起时， 情况才产生了一点变化，女权主义逐步取得了话语权。而当第三产业突飞猛进的时代来临， 妇女地位必然地大幅提高，并逐步达到与男子在各方面权利的平等。这个趋势是世界性的，当然，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快速和明显。而如果仅就政治这一领域而言，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很抢眼， 那么多女性通过选举走上了总统和总理的岗位就是最好的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