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颉刚 1934年10月1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将卜德（Derk Bodde）所著《左传与国语》汉文本重作，一天毕，约四千字。……卜德，哈佛大学派到北平之研究生，来平两年，竟能以汉文作文，其勤学可知。所作《左传与国语》一文，写来已数月，予初托孙海波君改，谢不敏。希白亦谓无办法。予嘱其寄来，今日费一日之力为之，以就稿改削不便，索性猜其意而重作之，居然可用矣。”这篇由顾颉刚根据卜德意思大加改写而成的论文两个月后即刊发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第161—167页）。《燕京学报》第16期本来应该由顾颉刚主编，但因为继母1934年8月去世，顾回杭州奔丧并处理后事，编辑工作交给了燕大国学院同事容庚（希白）。据日记可知，顾颉刚在离开北京前就已收到了卜德的论文，但修改工作一直没能落实，最后只好让容庚把稿子寄到杭州，自己动手来改。 替别人改文章是一件难事，更别说是为一个美国人改中文文章，所以即使是容庚、孙海波这样的国学专家也只好敬谢不敏。但会者不难，顾颉刚居然用一天时间就修改完毕，难怪他不无得意，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我真不懂，别人的本领何其小，我的本领何其大？大约此无他，有胆量敢负责任否尔。”如果没有顾颉刚的胆量和负责，卜德的这篇论文恐怕就无缘《燕京学报》了。 卜德在北京留学期间（1931—1937）曾经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翻译成英文，并写了几篇英文文章，但中文文章则只有《左传与国语》，就笔者所知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 关于《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结论：《左传》与《国语》本来是一本书，所谓《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晚清以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梁启超、钱玄同等今文经学学者，反对者则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学者。卜德是第一个对此发表见解的美国学者，他的观点认为《左传》与《国语》是两本书。 在这篇文章中，卜德首先从语言层面分析了两书的一个明显差异。他指出，“《左传》最喜欢引《书经》和《诗经》，《书》，它引过四十六次；《诗》，引过二百零七次。但是那部比了《左传》分量约少一半的《国语》，所引《诗》、《书》并不止减少一半，它只引了十二次《书》，二十六次《诗》。这实在太少了！尤其是《诗》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况且《国语》引《诗》不但只有二十六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对于这一巨大的差异，卜德认为只有两种解释：“一、《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二、《国语》的作者对于《诗》学没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除此之外，卜德又指出另外一个语言上的差异：“《左传》和《国语》中提到的‘天’字，真是多不胜数。然而“帝”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已说到十次。‘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这样的大差别，应当不是偶然的。 在分析完语言上的差异之后，卜德又分析了两书内容上的差异，这里他不是像分析语言问题那样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一位中国学者——钱玄同的观点为靶子。钱玄同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一文（载《古史辨》第一册）中认为《左传》和《国语》是由一书瓜分为二而成的，他的理由是：（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国语》所存春秋时代底周事尚详。（2）《左传》所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而齐语则专记此事。（4）《晋语》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6）《楚语》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8）越语专记越灭吴之经过，《左传》全无。卜德认为钱玄同的这几点理由看似有理，但如果深入考察，还是可以打破的。卜德指出，在讨论细节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从总体把握《左传》、《国语》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宗旨的不同”：“《左传》是一部有系统的历史记载，故能表示一年一年的政治上的大事，然而《国语》不是通史，它只是好些演说词的合编，所以容易含有许多不正确的传闻，而不必用历史的观念对于大事作系统的记载。”换句话说，《左传》有历史的观念，而《国语》则无。有了这样大的观照，再来看细节问题，就比较清楚了。针对上文钱玄同的（1）（2）（4）（6）条理由，卜德反驳道：“《左传》记周事颇略，《周语》则甚详，没有什么可怪：春秋时代的周朝已经衰落了，与大事不生什么关系，所以《左传》记得颇略；可是都城所在，遗留的故事很多，所以《周语》记得甚详。《左传》对于晋及楚的详记也是如此，因为这两国的政治地位是特别高的。关于鲁国，我们知道《左传》是附着于鲁史《春秋》的，当然对于鲁事会特别记得详尽了。”钱玄同的其他几条理由也被卜德以同样的方式痛加反驳。 卜德认为钱玄同的说法站不住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很多事，《左传》、《国语》都有记载，两相符合”，为此卜德举了6个例子：（一）有神降于虢；（二）重耳（后为晋文公）游历诸国；（三）晋文公分曹地；（四）秦军过周伐郑；（五）楚共王之卒及谥；（六）晋平公疾。如果是一本书一分为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另外，有些事情虽然《左传》、《国语》都有记载，但字句、观念上都不同，卜德认为这只能说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之不同，这也可以说明两书不可能源自同一本书。 卜德的论文就其本身来看，是很有价值的，而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他直接参与了当时中国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汉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卜德的论文能发表在《燕京学报》上，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因为能在这份高水平刊物上发文章的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在《燕京学报》16期上我们看到，在卜德的前后，是夏承焘、向达、张东荪等人的大作。 十多年后，顾颉刚仍然没有忘记卜德和他的这篇论文。1947年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在论述古书年代考订的一节中他写道：“除了《尚书》以外，比较地为中外学者所深切注意的，便是《左传》和《国语》的著作时代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为晚清今文家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国外学者对于这问题有研究的要算高本汉了，他著有《左传真伪考》，从文法上证明《左传》非鲁人作，而《左传》与《国语》确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决非一人之作品。此外卜德著有《左传与国语》一文，由二书的引《诗》多寡上及用‘帝’与‘上帝’的多寡上，证明二书原非一物。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作考论的很多，冯沅君、童书业、孙海波、杨向奎诸先生对此问题都曾作比较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定论，总之，《左传》和《国语》二书决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是可以无疑的了。”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出版后很快成为一部名著，它全面总结了百年（1845—1945）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其中直接提到的外国人不多，且多是日本老牌汉学家，卜德是极少数西方学者之一，这对于一个年轻的汉学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顾颉刚在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使用纯粹语言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籍的校释、考证和年代等问题。他的《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一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哥德堡大学年刊》上，1927年由陆侃如翻译成中文于该年10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曾专门为该译本撰写序言——《〈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可见中国学者对此文以及高本汉研究方法的重视。高本汉在这篇文章中从语言的角度比较了《左传》和《国语》，指出它们在文法上虽然有不少接近之处，但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凡用作“像”的意思，《左传》全用“如”，而《国语》则既用“如”，又用“若”。卜德在语言层面对《左传》和《国语》的比较并指出两者的差异显然是受到了高本汉的启发，并继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顾颉刚一生提携后进无数，但似乎对卜德格外奖掖。他修改卜德的文章虽然只用了一天时间，但在这个美国年轻人身上所感受到的“吾道不孤”一定是异常强烈的，对于一位学术大师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加难忘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