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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畔，一座两重檐的翘脚牌坊如同展翅翱翔的大鹏，跃跃于苍穹；牌坊上，四个鎏金大字“江南贡院”遒劲有力——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今年8月，以江南贡院为背景建立起来的南京科举博物馆将对外开放，目前已征集试卷、状元进士匾额、器具以及反映科举考试制度的各类凭证等文物5000余件。 余秋雨曾说：“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江南贡院。绚烂的灯光，照亮了一批又一批文人的报国志、赤子心。 一次历史性的创造 苏东坡、王安石、唐伯虎、郑板桥、袁枚、吴承恩、曾国藩、林则徐、翁同龢……穿越历史的长河，一个又一个文化名人从江南贡院的大堂里走出。 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置明经、进士二科”“试策”，采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科举制度由此开始。 在原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馆长周道祥看来，科举制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创造，它比以往任何一种选官制度都更加公平公正，打通了寒门子弟通过努力进入仕途、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唐的孟郊，四十六岁时喜中进士，赋诗《登科后》。唐代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形成了以明经、进士为主要考试科目的常科和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制科。进士及第又称“登龙门”，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孙伏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还出现了以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为考试科目的“武举”。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就起源于宋代的经义。宋代还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并建立防止徇私舞弊的糊名制和誉录制。 1368年，朱元璋总结六朝兴亡的历史，深知人才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不拘一格降人才，科举制在明朝达到了鼎盛。 清末内忧外患，封建社会风雨飘摇，科举制也日趋没落。慈禧根据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宣布，“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由此宣告结束。 科举文明的有形体现 贡院作为科举制度的物质留存，阅尽千年时光，见证了中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兴起、发展和兴衰的漫长过程。 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被称为“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顺着江南贡院的牌坊往里走，不远处有一栋三层楼高的古建筑——明远楼，明远楼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原”的意思，出自《大学》。 清同治年间，江南贡院达到鼎盛，当时的考场占地30余万平方米，仅考场就有20644间。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激扬文字、崭露头角。 “壮心未肯逐樵渔，泰运咸恩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寅在江南贡院高中南京乡试第一名解元，非常高兴，即兴作了这首《七律诗赠恩师梁储以表夺魁之志》。 仅清代，在江南贡院中举之后赴京考中状元者就有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正如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所称，“江南之有贡士院，昉于前明。盖今安徽江苏之士而试之，以举于礼部……两省之士冠冕半天下，丞相、御史、翰林、学士之属更仆不能数，而皆出于院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下诏停止科举。从此，江南贡院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民国初期，“拆贡院，辟市场”，仅保留了明远楼、飞虹桥等中心建筑“供后人观瞻”，其余大部分建筑均被拆毁。 “所幸的是，江南贡院遗址留存下来的23块‘贡院碑刻’，详尽地记载了这一时期内江南贡院的兴衰，以及皇帝、大臣、名士等对江南贡院的赞誉、评价和题词，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见证，这在全国十分少见。”周道祥说。依托原有古迹，1998年，南京市政府筹建了我国唯一的一所以反映中国科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江南贡院专业性历史陈列馆。 “贡院与科举制度、科举人物密不可分，是科举文明的有形体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曾撰文指出。 厘清教育与考试的关系 “我们都读过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名篇，鲁迅大师的《孔乙己》以及社会上广为传知的‘秦香莲’的故事。”周道祥说，“但这只是科举制度的另外一面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不可据此否定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八百多名状元，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产生了一大批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 科举对东南亚和西方国家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科举制度，英、法、德、美等国也曾借鉴科举制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美国学者柯睿格曾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实行高考。有专家指出，研究科举制度，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举取士具有明显的公平性，而“公开、公平、公正”也正是现代高考制度的应有之义。 然而，到了后期，科举考试“代圣人立言”“八股取士”的做法脱离了实际。许多读书人因“埋首故纸堆”而不谙世事。而当下，中国教育正面临着“考试成为指挥棒”的趋势。“不是考学了的，而是学要考的”的现象，与国人心中的科举情结不无关系。厘清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分清本末，是中国现代考试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学校培养出的不应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虫，而应是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人才。（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张曙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