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西湖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访谈嘉宾： 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灵庚（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王锟（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圣华（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特邀主持： 张涌泉（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院长） 一 张涌泉：我们知道，浙学虽以地域命名，却是一种有着全国性影响的学术文化。浙学研究起步较慢，但实际影响很大，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杭州成为国都，浙学跃升为主流学术或主流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非常重视浙江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浙学”，弘扬和传承浙江的历史文化。当时省委省政府组织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浙江社科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围绕浙学进行了讨论。吴光先生还做过一场以浙学为主题的讲座，我们先请吴光先生谈谈。 吴光：那是2005年的事了。讲座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以儒学为主导，谈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看法；二是关于浙学研究，浙学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内涵、基本精神，以及跟浙江精神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对浙学的重视，可以从几件具体的事上看出来。先说黄宗羲。我们召开“黄宗羲民本思想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了一封贺信。再一个，总书记至少有20多次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我曾经协助浙江省策划了一套“廉政镜鉴丛书”，总书记为这套丛书写了序，。 张涌泉：我们推动浙学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力争写好浙学这篇时代大文章。 二 吴光：就我个人而言，浙学方面的工作主要有：第一，进行2000多万字的文献整理工作。比如《黄宗羲全集》（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还有我主持整理的《王阳明全集》（与钱明、董平、姚延福合作编校），从1992年出版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印行了十余次，影响比较大。后来，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钱明为主）编校的《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增加了三分之一内容，以及对阳明后学的研究内容。 张涌泉：这两个版本的《王阳明全集》有什么区别？ 吴光：有区别。上海古籍版的《王阳明全集》主要是以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但又增加了两卷内容，由原来的38卷改编成41卷（其中原第31卷上、卷下分立两卷），但基本是《王文成公全书》的内容。浙江古籍版的《王阳明全集》就增加了好多内容，收集了过去钱德洪他们编《王文成公全书》时剔除的许多内容。这些东西虽然价值不是很高，但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收集，尤其是钱明。然后把王阳明同时代和阳明后学论王阳明的资料，如传记、行状、碑铭等作为附录编进去，因此从篇幅来讲比上海古籍版增加了1/3，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与上海古籍版差不多。因为增加了许多散佚的诗文，比较全面，所以浙江古籍版对于完整研究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后面的附录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两者有不同的特色。有一年，台湾戴琏璋教授访问浙江，我提出合作整理、出版《刘宗周全集》，戴同意了。最后由我和戴两人共同主编，由陈剩勇、何俊等几个人一起点校，该书将近300万字。后又出版了我主编的《马一浮全集》，在浙江古籍版3卷本基础上增加了内容，尤其是增加了马一浮在浙江图书馆抄《四库全书》记录的许多东西，还有马氏家族的资料，大多是掌故性的东西，篇幅由3卷本扩展为6卷本。另外，我还主持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汇辑》，共12本650多万字。以上这些文献加起来有2000多万字。 第二，从理论上论述了浙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内涵。我最早提出“王充是浙学的开山祖”这一观点。1993年，在浙江永康举行的陈亮思想研讨会上，我提出王充是浙学的源头，是浙学的开山祖。到本世纪初（2004年起），我对浙学做了狭义、广义和中义的区分，对它的内涵作出定义，提出浙东史学派是浙东经史学派这一观点，提出“大浙学”。所谓“大浙学”，是以两浙经史之学为主的一个概念，但又不仅仅是经史之学，还包括文学、自然科学、方志学等，都属于大浙学的内容。但我在学术定义上还是持中义的浙学观。 第三，从正面论述了浙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把浙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对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谋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重在行”、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等思想主旨的概括都是由我首先提出的。 三 张涌泉：我们讲浙学，倡导国学，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定要有丰厚的文献支撑。浙江作为文献大省，从南宋以来，著述丰硕。这是一块出大师、出思想、出理论、出传世之作的沃土。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浙江先贤著作达两万种，总数是《四库全书》的3倍以上，可以说群星璀璨、光耀寰宇。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列举了中国历史上25位思想大家，其中就有王充、黄宗羲、鲁迅三位浙江先贤，这是我们浙江的光荣，也是我们浙江人的骄傲。这些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在浙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特别是黄灵庚老师。下面我想请黄老师对浙学文献整理研究的现状、意义和未来走向发表高见。 黄灵庚：2000年的时候，金华市政府让我整理《吕祖谦全集》，此前，我对吕祖谦不熟。在研读吕祖谦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吕祖谦的学问很大。由于吕祖谦的交游涉及朱熹和陆九渊，我又去看这两人的资料，发现他们之间的学问，既出于一源，又有所差异。吕祖谦代表的“浙学”，和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为三，形成了南宋学术的基本格局。这也是我进入浙学的过程。我所理解的浙学与吴光等先生有些不同。吴先生把浙学分为“大浙学”“小浙学”及“明清浙东学”，着眼于地方特征，是属于一地区的学术文化；而我认定的“浙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一种学术思潮的面貌出现的。浙学真正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从南宋吕祖谦开始的。当然南宋以前的不能说不是浙学，只是没有形成气候，即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如王充，能否算浙学？有人希望把浙学的历史拉长，以为历史越长越好，甚至有的上溯至河姆渡文化。浙学与河姆渡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界定浙学，不能局限于地域，应该把它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背景下去考察。如果这样，浙学只能从南宋开始，其开创者是吕祖谦。理由是，这个学派不但和朱、陆鼎足而立，而且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后来，我整理《金华丛书》，发现吕祖谦的学问对元代、明代、清代的学术影响都很大，后人在总结学术史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把学脉追溯到了“吕成公”。时下讲南宋浙学，多讲到永康陈亮，对吕祖谦讲的不多，似乎南宋浙学以陈亮为主。实际上，陈亮是吕祖谦学生辈，在当时绝不能与吕祖谦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是浙学研究的偏差。后来，我整理《衢州文献集成》，发现衢州历史上的许多学者也都提及吕祖谦。我认为对浙学的界定，不妨参考一下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的眼光比较客观公正，学理、学脉都梳理得非常清楚。我们也一定要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不要过分强调地方性。这不是抬高了浙学，而是贬低了浙学，即把一个本是大中华的主流学术，变成了一个地方性学术。浙学在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浙学研究要从整理文献起步，这点很重要。在浙师大，张涌泉、李圣华都重视整理文献，这是研究浙学的基础。比如，我整理了黄宗羲的《明文海》，才知道以前统计《明文海》的作者人数、篇数都是错误的，读那些介绍、研讨《明文海》的论文，就怀疑作者是否真正把《明文海》读完过。我准备把原来的《吕祖谦全集》扩大为《吕祖谦全书》，增加1000多万字，现在已列为浙江省出版“浙江文丛”的重大选题。同时，我们要整理“北山四先生”的文献，他们不仅是宋元朱子学的正脉，而且涵摄了南宋的浙学，也是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整理研究都远远不够，这很可惜。希望吴光先生能通过增补《明文海》等文献把《黄宗羲全集》扩大为《黄宗羲全书》。文献整理，定位要高，要出精品，要能传世。这里，我必须说一下，整理《吕祖谦全集》，编《金华丛书》，地方政府的支持很重要。浙师大的浙学研究机构一定要培育人才、引进人才，让这个阵地坚持下去，让一代人、两代人不断承续下去。 四 张涌泉：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能不能对浙江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献做更彻底的整理呢？前几年，我们曾提出了一个浙学创新工程的方案，包括撰写浙学通史、浙学文献编年，编纂浙江四库全书、浙江文史读本，推出浙学经典丛刊，以及大力开展浙江地方文书的收集等。其中浙江四库全书拟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影印。金华、衢州、宁海等地丛书的整理出版，为浙江四库全书的编纂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套集大成丛书的编纂，将打造浙江古代典籍大型书库，为振兴浙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可谓功德无量。浙学创新工程的提出引起了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的注意，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合作支持，共襄盛举。只有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浙学的旗帜举得更高，把浙学研究推向前去，建设精神富有的文化浙江。 打响浙学品牌，既需要有基础，也需要有路径。下面请王锟老师结合浙学研究的历史，谈谈浙学创新性的传承、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两创”实践的途径。 王锟：首先要说的是，作为晚辈后学，我对浙学的学习研读是在吴光、黄灵庚、张涌泉等先生引导下进行的。我曾经梳理过百年来的浙学研究史，发现浙江籍的学者对浙学研究用功最多。尤其是吴光先生，作为浙学研究的前辈大家，可以说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于浙学研究，对浙学研究贡献很大。特别是他对浙学的几个经典看法，比如说他对浙学内涵的广义、狭义、中义三分法；还有他将浙学的渊源追溯到王充；他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来概括浙学的精神，有首倡之功，具有鲜明的“吴氏风格”，以至于我们后来的不少学人引用它而不说明来源，但一看就知道是吴先生的概括。我也一样，作为一个晚辈学者，一直跟随吴先生学习浙学。7月29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浙学的独特价值》，引用了吴先生关于浙学基本精神的概括以及浙学内涵广义、狭义的看法，但没有注明出处，感到非常抱歉，谨致以真诚的歉意。下面我在学习吸收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浙学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主要谈两点：一是浙学的内容特色；一是浙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问题。关于浙学的内容，我认为浙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与其他的地域文化相比独树一帜。最大的不同是，其他的地域文化如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南的湖湘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安徽的徽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多侧重“文化”的展示，而浙江的浙学更关注思想的发掘。也就是说，其他的地域文化偏重宽泛的“文化”展示，而浙学则聚焦于“思想”，确切地说，是“儒家思想”。而且这种儒家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延续不断，涌现出一大批代表人物，从王充到范浚、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杨简、黄震、王应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王阳明、王畿、刘宗周、张履祥、吕留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甚至下至龚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马一浮等都是儒学思想大家。浙学思想史的黄金时期是宋元明清，可以说浙江是宋明理学的重镇。 关于浙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认为当前最迫切最紧要的是寻找一种“接地气”的路径，使浙学从学者走向大众，从书斋走向社会。也就是说，浙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出路在大众化、学科化和专业化。关于浙学的大众化，重在大众中普及推广，精心选择，把浙学的主要知识、内涵及精神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如用讲座、培训、通俗读物，以及视频、微博、微信的形式，结合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依托家训家风、农村文化礼堂使浙学进政府、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最大限度推动浙学大众化。这点吴光先生领导的儒学学会和《儒学天地》做了很好的探索。浙学的学科化和专业化，重在大学中推动浙学传播和教育，培养浙学的爱好者、实践者和教育者。这也是未来浙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正的出路所在。 张涌泉：王锟教授对浙学的传承、发展，特别是“两创”的路径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尤其是浙学的大众化问题，怎样才能更接地气。黄灵庚教授主编的《重修金华丛书》和《衢州文献集成》，李圣华教授主编的《宁海丛书》，洋洋大观，都是浙学的文献基础，但普通老百姓未必看得懂。所以老百姓看什么、怎么看，需要我们搞一些更接地气的东西。在浙学创新工程方案中，我们提出要编一套《浙江文史读本》，计划每个县编一本，如《兰溪文史读本》《浦江文史读本》《义乌文史读本》等，将每个县最优秀的诗文、家训、名人等汇为一编。《读本》可以有小学版、中学版、成人版，让小学生、中学生从小就开始读这些书，特别是公务员，他们更需要熟悉本县的历史文化。每个县编好后，每个地区再编一本，然后在全省编多卷本的《浙江文史读本》，这是真正让老百姓看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精髓，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始终。对我们浙江人来说，最接地气的东西就是我们前贤的优秀诗文、家训家谱中的名言警句，包括名人成长的事迹、故乡故里秀美的山川，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最好的教材。 五 张涌泉：浙学要传承、要发展，学科化很重要。李圣华教授长期参与本科生、研究生管理工作，也组织师大学生开展经典诵读工作，下面请李圣华教授谈谈浙学学科化的问题。 李圣华：浙学学科化是当前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浙学研究提倡较早，但是获得的支持仍然不足。近几年，随着民间和学术界呼声日益增高，政府部门逐渐重视起来。我们认为，提倡浙学学科化，可大力推动浙学的传承创新与当代文化建设。学科化作为浙学“两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浙学研究，对当前文化建设、一流学科建设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有着独特的价值。在“双一流”建设的语境下，将浙学纳入学科建设，即找到了可靠的落脚点。浙学的传承创新面临四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国家“文化强国”和浙江“文化浙江”战略的实施；国家为增强核心竞争力，高校进入“双一流”建设时期；当前教育进入提升内涵的历史新阶段。浙学学科化有助于我们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是实现“两创”的有益探索。通过学科化，浙学可以建成优势交叉学科。一定意义上说，学科特色就是质量。浙学实现学科化，可助力推动一流学科的建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浙学历史积淀丰厚，特色鲜明，影响深远，价值巨大，这是建立学科的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文化“两创”，创建“双一流”，这是建立学科的重要前提。基础、前提已备，我们当前应着重考虑如何构建学科的问题。浙学学科化无疑要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规律。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包括知识、理论体系，学者研究的学术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学科教育的课程及教材体系等几大方面。诸如学科的范畴、理论、规律、话语、范式、理念、价值、方法等，都是有待具体细化的要素。当然，学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若干年努力，始可建成具有专有性、独特性、自足性的交叉创新学科。与国学学科化一样，建构浙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主要依托于高校，因为学科化的主要实施单位是高校。这也是浙学学科化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相区别之处。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科建设借鉴西方的范式，取得长足的发展。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自有其价值。然而，学科间壁垒森严，学者自成一队，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实不利于文化“两创”与人文“一流学科”建设。浙学从学科归属上看，属于文史哲交叉新学科。虽然曰“新”，但古人早已在浙学的专有性、独特性、自足性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对浙学的知识、理论、研究、话语体系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如明人陈云渠著有《浙学谱》一卷，明末刘鳞长著有《浙学宗传》不分卷，都是专门梳理浙学源流、建构浙学体系的著作。明人金贲亨《台学源流》七卷、清人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也清晰地勾勒出浙学的学术脉络、支流传承，总结讨论了浙学的知识、范畴、理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些著述与《闽学编》《北学编》《闽中理学渊源考》《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同样重要，包含了撰者有关浙学专有性、独特性、自足性的认识。近代学者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书虽甚简略，且不免时有误说，但其价值也毋庸置疑。明清人梳理总括浙学之作，多种不传，传者皆为精品，《浙学宗传》就是一部代表作。书中载录自宋代至明代浙学大家名家，列杨时、朱熹、陆九渊为浙学近宗，列张九成、吕祖谦、杨简、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刘基、宋濂、方孝孺、吴沉、陈选、黄孔昭、谢铎、贺钦、章懋、王守仁、王畿、钱德洪、徐爱、张元忭、周汝登、陶望龄、刘宗周、陈奭龄、陈龙正等人为浙学正传，末附蔡懋德、刘麟长二人，或作为小传，或摘述学说。一编在手，浙学梗概历历可见，可抵一部“浙学简史”或“浙学读本”。今人对此关注还很不够，书中很多见解，实可为浙学学科化提供诸多启示和借鉴。 目前来说，浙学学术体系与研究体系建构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这也决定着学科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吴光先生所说，国学主体是儒学。其实浙学的主体也是儒学，更准确地说，是南宋以来儒学的新变。王锟教授认为浙学的主要内涵是思想学术，但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文献。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肇开其端，浙学大家名家喜爱网罗放失，纂辑大全，博采广收，融贯诸家，文献之学为浙学一大宗。浙学重经史，重经世，重文献，可称“三重”。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黄震、金履祥、张岱、谈迁、黄宗羲、万斯同等人都是文献大家。吴光先生不赞同浙学是浙东史学派的提法，我也认为片面强调浙东史学派的说法是一种偏误。浙学经史、文献并重，浙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就需要在两大方面狠下功夫：一是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二是深度的浙学文献整理发掘。具体说来，可从不同层面展开，如学术史、思想史、话语范畴、学术精神、传播研究以及浙学与中华文明之关系等；经学、理学、史学、文学等；东莱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东发学派、深宁学派、金华学派、阳明学派、蕺山学派、梨洲学派等；国内与海外传播，海外传播又可细分为韩国、日本、东南亚及欧美传播。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构建浙学学科的基石。 课程体系建设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建置、教材编写、人才培养等内容。现在存在两种趋势：学者的学术研究精品，动辄数百万字；宣传部门推出的资源，中间缺少读者。解决断层问题，一定要学科化，进入大学课堂。有人读，有人讲，有人学，才会形成教学体系；课程建设，包括教材建设、人才梯队建设，才是核心学术生产力。这也就是说，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研究，一方面是教学，所以说学科化是关键。当前国学传播中间缺了一环，即是学科化，浙学同样如此。大众化、接地气，就要专业化、学科化。以浙学课程设计为抓手，设置课程，开展探索，从而推动学科化。在浙学“两创”的路径中，开设公开课是一个好的办法。浙学进入大学课堂，建设人才梯队，编撰《浙学通史》《浙学概论》《浙东文化教程》《浙学读本》等教材，精心设置课程，培养专门的人才（如在浙江部分高校开设浙学课程，培养浙学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生），形成教学体系，将有效推动浙学学科化的进程。 在中华文明史上，浙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现代学科门类中却缺乏立足之地。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及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因此，有必要打破旧的学科门类限制，通过学科化建设推动浙学的“两创”。从根本上说，浙学学科化，即是不囿于西方学科体系，植根于中华学术文化，建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一方面借鉴西方的学科建设经验，一方面立足于自我的学术传统，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当然，浙学的学科化还存在诸多困境，必然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摸索。但我们相信，随着文化“两创”与“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浙学学科化将取得可喜的成就。 （录音整理：方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