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瑞  包拯  龙大轩 1965年生人，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任《现代法学》副主编，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演讲人：龙大轩 演讲地点：西南政法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12月1日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当代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164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韩信被诛灭三族，享年36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带。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二）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周礼·天官·小宰》对“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够明察，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说法。有些官员，虽然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却疏于职事、怠政懒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树领导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对。 历代衙门正堂上，往往会悬挂一个牌匾：“明镜高悬。”来源于《西京杂记》卷三中所记载的“秦镜”，有的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后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这种设置表明，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清明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条法律规定：“清慎明著”。即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级。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所以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为官清明的典型。人们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们都以办案如神著称，被老百姓称为神探，其实这都是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现。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 《荀子·不苟》篇里有句话叫“公生明”。这句话又被后来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该碑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个人以为，“公生明”就是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公心，然后遇事才能产生明察。古人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清廉、为民、务实”，都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一颗公心，一颗为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开动脑筋、克服困难，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阴县令赵和是个著名清官。与江阴县隔江相邻的淮阴县发生一桩案件。“东邻”农民向“西邻”农民借钱万缗，同时以“庄券”（即地契）做抵押。后来，东邻农民先还八千缗钱给西邻农民，没有打收条。再后来，东邻归还剩下的两千缗时，西邻农民矢口否认已还八千缗的事实，且拒不归还地契。东邻无奈，只好诉诸公堂，然因“既无保证，又无文籍”“诉与州县，皆不能直”。无奈转而求助于江阴县令赵和。和曰：“县政甚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阴县令，管不了淮阴县的案件，否则便是超越管辖权。东邻泣曰：“此不得理，无由自申。” 赵和见东邻冤屈难伸，便为他苦思对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两边的县都有管辖权。江阴与淮阴隔一条江，为了受理东庄农民的案件，赵和给淮阴县去了一纸公文，说本县在江中破获一起“寇江”（江洋大盗）案，同案犯供认，贵县有个西邻农民也参与了此案，望贵县协助缉拿，押送本县听审。淮阴县衙旋即将西邻农民押送江阴县。赵和审问西邻为何参与“寇江”，西邻否认。又令其如实申报家中财产，西邻为解脱自己与“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庄人某人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缗，东邻赎契者。”赵和见西邻说出实情，再叫出东邻对质，西邻只好承认还钱的事实，问题遂得妥善解决。（《棠阴比事》下篇） 赵和作为江阴县令，本无义务为东邻申冤，但他心里装着一颗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会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断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官清明，除了要有“为民”的态度之外，还要有超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 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决疑难问题、审理棘手案件的系统方法，叫作“五听”，又叫“五声听狱讼”。具体操作办法为：“观其言辞，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周礼·秋官·小司寇》）即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听聆、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广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刚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说法。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 东汉初年，69岁的董宣做了洛阳县令，在办理一桩“苍头白日杀人”案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苍头”，代指家奴。该案凶手是湖阳公主刘黄的苍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苍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躲在公主府，没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队中发现苍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的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后汉书·董宣传》） 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传统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民间关于“南瑞北拯”的说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则指海瑞。传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有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专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该说法虽见于文学作品《三侠五义》，不能作为信史，但包拯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品质则是妇孺皆知。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长生方术，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准备好棺材，与家人一一告别，冒死上书：“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议嘉靖皇帝下台。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将其下狱，直到穆宗继位的时候，海瑞才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 清正的文化品格虽然为世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物欲、色欲、权势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窍，难以做到刚正。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桩案件中，原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五两银子；被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十两银子。开庭审理时，原告一说话，县太爷就说：“你不老实，给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给他送了礼，怎么还要打我呢？于是举手叉开五指说：“老爷，我可是有理（礼）的呀！”一语双关，意思是我可是给你送了五两银子的礼的，怎么还打我呀！没想到县太爷也伸开五指，先用手心指着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着被告，说：“你有理（礼），他比你更有理（礼）。给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两为礼，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这个县官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个领导干部被这样的欲或那样的欲所控制，就难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牵一发而动全身”。遇到问题，你想公正办理，别人往往会通过你的同学、亲友，甚至家人来说情。在各种关系的牵制之下，有的人就难以摆正自己的心态了；如果完全不顾这种种社会关系，恐怕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就难以被人认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时，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见。这是何许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书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关进监狱。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结果海瑞接见他时，把他座位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场面，觉得海瑞这哥儿们太不近情理，气得当场离去，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况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写的一副对联。我认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有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才能做到清正。“无欲则刚”源于儒家经典。“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难做到刚强正直的。 古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敢于批评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勇气；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宁愿不要乌纱帽，也要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那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担当。一个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传统廉政文化的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说是百家，其实主要有十几家，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最大。那么，在这两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问题意见不同。 法家认为，治国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员们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观点。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来运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强调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选道德品质很一般的“中人”出来做官，而要“举贤才”，要选个人修养好、品格高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官。还多次出台了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选拔品行刚正的人出来做官。 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无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进入仕途。 还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进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众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清官这一准确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标准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绩的要求。考核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可见官吏考核时，品德方面的标准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文化的传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通过梳理可见，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进一步完善现实的用人政策，推动廉政建设也很有启发作用。 《礼记·曲礼》中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后来直接演化为“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标准：“临财见利，勿取苟富；临难见死，勿取苟免。”遇到财富荣誉，不要苟且得到；遇到困难压力，也不能苟且逃避。“毋苟得”是一种名利观，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苟免”是一种困难观，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实考察一个官员很简单，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标来考察，关键就看他对财富荣誉和困难灾难是什么态度。对待财富荣誉有“苟得”之心的人，对待困难压力有“苟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干部，既简单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队伍的德行才能。 综上所述，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对待财富荣誉要“清廉”，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清明”，对待人为压力要“清正”。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推进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