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曾广泛用于陈设、集众、会盟、战阵、祭祀、娱乐、丧葬等场合。铜鼓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纹饰，反映着各民族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内涵丰富。 从发现和使用铜鼓的地域来看，我国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八个省、市、自治区均有铜鼓，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等国家也有分布。那么，从铜鼓的起源到如此之大的分布格局是怎么实现的？由此分析，铜鼓文化除了在陆地上传播之外，沿着海路向南辐射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铜鼓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即春秋早期。生活在云南中部地区的濮人从炊具铜釜中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即万家坝型铜鼓，因1975年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葬群出土铜鼓为代表而得名。此型铜鼓主要分布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地区，同时在广西西部、越南西北部和泰国北部也有发现，说明这个时期铜鼓文化开始向东、向南发展。 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是铜鼓的发展成熟期。早期铜鼓东传到滇池周围，滇人在造型和纹饰上对铜鼓进一步美化，铸造了精美绝伦的石寨山型铜鼓，因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古墓葬群出土铜鼓为代表而得名。此型铜鼓对称和谐、装饰华丽，象征滇王及其他“邑君”“侯王”的统治权威。其中的羽人舞蹈、划船、捕鱼、祭祀、砍牛等写实画像，再现了当时南方民族的生活习俗。此时，通过大江大河，铜鼓继续向北、向东、向南三个方向传播，分布范围迅速扩大，云南、广西、贵州、四川以及越南北部成为当时铜鼓的主要流行地区，再由中南半岛继续跨海向南传播至东南亚海岛，形成一条条清晰可见的铜鼓文化辐射传播线路。继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之后，铜鼓又先后发展演变出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各类型铜鼓之间，或有传承递变关系，或互相影响，反映出民族的变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976年，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了一件西汉前期的“翔鹭纹铜鼓”（见图），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翔鹭纹铜鼓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足径67.5厘米。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十二芒，芒外七晕圈，主晕为衔鱼翔鹭纹。鼓身九晕圈，饰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铜鼓足部一侧卧刻篆文“百廿斤”，实测重30.75千克。从年代、形制和纹饰来看，该鼓属于石寨山型，上面的图案有大船、海龟、鲨鱼的形象，可以说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举世闻名的广西左江崖壁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铜鼓以及竞渡的形象，说明这些地方同为西瓯、骆越的核心区域，其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江南、岭南直至华南沿海及北部湾沿岸这个广大区域内，居住着众多具有广泛文化联系的越人，因其支系繁多，秦汉时统称“百越”。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西瓯、骆越是百越族群中的两大重要支系，活跃在岭南地区。西瓯人主要生活在今广西西江中游及灵渠以南的桂江流域，骆越人则主要聚居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云南省东部、贵州省西南部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百越族群历来有利用舟楫之便的传统。《越绝书》记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庄子·杂篇》有记载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说明越人往南跨海远行已属常见。从时空背景上看，无论是在秦初统一，还是南越国自立，或者是汉朝集权的郡县制体制下，这个区域以海为路、勾连域外的渠道是畅通的。 从《后汉书》开始，关于广西地区铸造和使用铜鼓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广西自春秋晚期有铜鼓出现，到魏晋南北朝铜鼓铸造达到顶峰，至唐宋时期铜鼓曾一度衰落，但到明清之际，铜鼓又得以发展。直到今天，铜鼓习俗仍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流行。这一点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在印度尼西亚也发现有类似的划船羽人纹铜鼓。铜鼓最初可能从中印半岛南端直接传入，嗣后传入爪哇地区，由爪哇沿海古代文化中心的三宝垄广泛传播到其它海岛。 铜鼓的这种传播途径，与经由海上的贸易线路或者民族迁徙线路有关。贵港往下沿西江至广州、经北流河和南流江到达合浦，两地皆可再经海路通往域外。在广西贵港市出土的“翔鹭纹铜鼓”，从其所处区域、纹饰特征与传播途径来看，可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证。（作者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