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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陈尚君团队历时七年修订完成新旧《五代史》  陈尚君（中）、仇鹿鸣（左）和唐雯在讨论学术问题。刘畅摄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15室。入眼全是书：门窗之外两面墙的书架排满了成套典籍，中间长办公桌上都是横叠竖立外加摊开的书，摞起来的装满书的纸板箱顶上都堆着书，有几摞码得高了，看着岌岌可危。人走进去都有些蹑手蹑脚，怕碰乱了书，碰翻了这个空间里厚重的安静。 每天朝九晚六之间，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和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就埋头在这些书籍中间，做着校勘、检索、修订和整理工作，今年以前是新旧《五代史》，如今则是《旧唐书》。隔壁的2716室，一样的书天书地，是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办公室，论起“坐班”的时间，他比两个年轻助手更长。 这3个人组成的团队，刚刚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点校本新旧《五代史》的修订。这也是整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最早与读者见面的三部书中的两部。 青灯黄卷，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说起文献学、古籍整理，头脑里不自觉地就要涌现出这类词语来。但拿来套用在他们身上？或许并不合适。 新旧《五代史》修订本改动标点3000余处，超越旧本，学术“升级”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曾是新中国规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出版后即成为被广泛使用的经典版本，影响巨大。然而，当年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时，藏在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珍贵善本都没有用到。时易世移，近些年来又新发现了不少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季羡林等4位学者联名呼吁展开修订工程。2007年5月，点校本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复旦大学曾是《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点校本整理的负责单位，当年的牵头者正是陈尚君的导师朱东润先生。这次的点校本修订工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旧唐书》的任务都由陈尚君领衔。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其二则是因为，陈尚君长期从事唐宋文献整理研究，当时刚刚出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被视为新旧五代史修订的“不二人选”。 从2007年10月通过《旧五代史》修订方案算起，整整7年，陈尚君带领着他的修订小组，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距今1000余年的五代十国那几十年历史中间，一卷一卷地校对、修订、考辨史实。 据中华书局统计，新出版的修订本《旧五代史》的校勘记是原点校本两倍多，改动标点2000余处。《新五代史》原点校本由于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出校较少，仅158条；修订本新增校记1100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均较原点校本有了较大改进，超越了旧本，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升级本的学术目标。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则校勘记都曾经过初校、复核、责编、外审专家的反复推证，务求必是。今人喜欢讲学术创新，但我们在长期的点校工作中，时时警惕创新意识的诱惑，仔细拿捏校史与考史的分际，任何细节的改动都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反复推敲论证，博取约出，多疑慎断。”陈尚君这样说。 一字一句、一卷一册地校对和考辨史实，书里每个字都要“按摩”好几遍 作为陈尚君教授的“左膀右臂”，70后唐雯是陈尚君教授门下文献学方向的博士，2006年留校，随即进入修订组。80后仇鹿鸣则是历史学的博士，因为仰慕和旁听了陈尚君老师的5门课而渐渐熟悉，2008年毕业留校的时候，正式加入修订团队。 仇鹿鸣至今还记得，上班第一天，陈尚君就对他说：“校勘比较枯燥，做这个事情，要有一种聪明人做傻事的精神。” 修订新旧《五代史》，第一件事是花费半年时间做出两本、七卷样稿，一方面是让两个年轻人熟悉《五代史》的体例，另一方面则是为全书的修订确立工作程序、校勘尺度和规范原则。 随后，便是日复一日、一字一句、一卷一册地校对和考辨史实。《旧五代史》一共有一百五十卷，主要是本纪、列传和志3种体例。仇鹿鸣说，记录人物生平的“传”相对简单，“纪”和“志”则比较繁琐，纪是编年长编，志是典章制度，每一件事情，每一条制度，在原书里面可能只有一句话，他们却要查找出这句话的原始出处，颇费时间。就算是小小一个标点的确定，都需要不断地读前后文。 关于校书耗费了多大的功夫，唐雯说得很感性：“书里每个字，我们都‘按摩’过好几遍！” 不是没有过纠结和苦恼。这是两位年轻人走上学术之路的第一个7年，面临着发论文、评职称、进编制的压力。“7年，3个人，200万字，没有列入重大项目、申请到基金，这样拿去评职称，好像没有竞争力，不够理直气壮。”仇鹿鸣说。 虽然这样说，但仇鹿鸣还是觉得：“学术潮流时时变化。与其做没着落的‘空对空’研究，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基础文献校勘，让更多人能看得懂原典，再过三四十年也不会过时。” 7年过去，一抬头，他们的学术功力已在整理修订、聚沙成塔的繁琐劳动中大大提升，成了文献学和历史学领域国内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唐雯不久前还入选了中组部的“万人计划”。 “我把青春献给了《五代史》！”唐雯的话里，有感慨，更有自豪。 读书是件优雅快乐的事，每有所得，总是喜不自禁，充满发现的喜悦 对古典文献，对沉浸在古籍天地里的日子，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高校里年轻教师收入不高，但两个人都觉得“够生活了”。 “做校勘也欢乐，我们经常很八卦，每天都有新发现，不过八卦和发现的都是1000多年前的人的故事，比如要弄清谁是谁的儿子、孙子，谁哪一年在哪里住过。”唐雯说。 唐雯、仇鹿鸣的笃定与“八卦”，与这个小团队“主帅”陈尚君可谓一脉相承。 陈尚君今年53岁，年轻时在江苏海门江心沙农场务农8年，直到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便考取研究生，跟着当时已经80多岁的朱东润教授以及其他前辈教授求学问道，研究唐宋文学。博闻强记和“读书破万卷”，算得上是他从事文献学研究能有大成的两大法宝。 “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陈尚君曾这样告诉学生，但他又说，读书不在快，而在训练对史料的感觉。别人拿到《全唐诗》，多半是全盘接受，作为文献学者的他却会去与不同书籍收录的版本一篇篇作对比，辨析真伪，结果一下子从《全唐诗》《全唐文》里发现诸多问题，30岁出头，他就著成《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 “其实，做学问有和打游戏一样的快感。”陈尚君常常宣扬他的“快乐学术”观点。他讲起一则古人笔记：有和尚深夜吟得好诗句，兴奋撞钟，引得四邻惊问，只因喜不自禁，希望与人分享。这种发现的喜悦，在他30多年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中，比比皆是。他甚至不太愿意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去申报研究课题，因为“最好的学术研究绝对是不可预期的”，更因为一旦成果立项，总要面临各种评审考核，在填表、答辩、开会讨论中耗费很多时间精力，而在他看来，宝贵而有限的生命时光，需要紧紧抓住，来做最重要的事。 慢工出细活，文献学研究的长周期，曾让他熬过10年，才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但然后，仅用两年就升为教授。他曾在11年里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直到完成300万字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么多年来，陈尚君一直按着自己的节奏、听从自己的感觉走。近些年，除了做史书研究，他又迷上了石刻文献。“读书，总该是一件优雅的事。”他说。 但他并不拒绝微博、微信，相反，会很认真地研究如何用短短140字讲好一个故事，觉得新媒体也是普及古籍知识和历史典故的好方法。无论是在博客还是豆瓣上，他都有不小的粉丝群。 完成了新旧《五代史》修订的陈尚君、唐雯和仇鹿鸣，眼下已经转入点校本《旧唐书》的勘校修订工作。他们说，《旧唐书》篇幅是新旧《五代史》的两倍还多，修订难度更是远远高过后者。要完成，说不定还要又一个七年。（本报记者 李泓冰 姜泓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