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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 红学舟渡

http://www.newdu.com 2017-11-30 中国文学网 韦科 参加讨论

    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中国红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7月26日——28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千禧酒店举行。本次国际红学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以及东道主马来西亚4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红楼梦》与国际汉学”,与以前五届国际会议相比较,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26日上午9点,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式。首先由马来西亚副校长许绿蒂教授代表马来亚大学校方对大会的举办表示欢迎,接下来是马来西亚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讲话,并鸣锣开幕。主办方代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张丽珍致辞,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沈治钧宣读了中国红学会张庆善会长的贺词和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教授的贺诗。
    大会分别于26日、27日两次大会前举办了两次主题发言。26日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发言是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关于《论〈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及其演变》的报告。胡先生认为早期抄本中有许多南方方言,在修改中逐渐有所改变:甲戌、己卯、舒序本“去”南方话较少,庚辰本开始“去”南方话逐渐增多,梦稿本、甲辰本已接近程甲本。胡先生认为:研究《红楼梦》的方言构成,首先要把这部小说的诞生放在18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并在空间上把当时北京的语言文化发展大背景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其次是要把《红楼梦》作者家世环境和个人经历考虑在其中。再次,在考虑到方言形成的地域性同时,必须注意到方言也有“流动”性的事实,其中包括移民在方言的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27日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发言人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丹斯里陈广才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马来西亚红学展望》。他说作为海外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希望中国红学界把全球红学爱好者视为‘红学’的同道,让《红楼梦》这块瑰宝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瑰宝,从而共同分享它丰富而珍贵的文化与艺术的资源。所以,希望像今天这样的“红学大会”今后可以间替性地在中国本土与海外的各个重要据点轮流举办,以红学研究作为桥梁来促进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而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红学比较研究的确是扩大版图、另辟新天地的一条必经之路,以期达到壮大“红学研究队伍”,扩大“红学研究的版图”,深化“红学研究的内涵”之目的。此乃红学研究国际化取向之要旨所在,也是对本次国际红学大会主题——“《红楼梦》与国际汉学”的准确诠释。陈广才在报告中回顾了马来西亚红学研究与发展的历程,并为第六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感到欣慰。他指出:《红楼梦》“这部小说,除了联系着海外千百万华人的民族文化感情,它也将全世界‘红楼梦发烧友’穿连在一起,并通过红学研究进行着跨国度、跨族群、跨语文的交流和对话。”
    大会两天时间共进行了七场学术研讨。会议气氛热烈,节奏紧凑,提问和答疑良性互动,师生汇聚一堂气氛祥和。七场学术研讨会分别涉及到如下问题:首先是《红楼梦》与国际汉学的问题。由于《红楼梦》的翻译,将《红楼梦》中的语词、俗语、谚语、文化等问题突出出来,语言问题变成了文化问题,所以跨文化研究就成为翻译的前提。因此,要做到信达雅的翻译,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达到文学翻译的要求。围绕“《红楼梦》与国际汉学”这一会议主题,重点聚焦于跨文化研究——这也是本次国际红学会议的一大亮点。具体而言,又集中于翻译研究与比较研究两个方面,共有10余篇论文。关于翻译研究有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主任崔溶澈教授《<红楼梦>的文化翻译——以韩国语译文为主》,韩国翰林大学中国学系主任高旼喜教授《<红楼梦>韩文翻译本后四十回中的几个问题》,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讲师洪涛博士《女体与国族:论<红楼梦>翻译评论中的研者视角与诠释暴力——以Lotus feet 为剖析中心》,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主任顾彬教授Live a poetic life or Melanchoy and Youth,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72) in Germany,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船越达志副教授《试论<红楼梦>第12回早期在日本传播后对日本文人的影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孙彦庄博士《霍克斯的创造性叛逆之探讨——以<红楼梦>英译本中的隐喻为例》等。这些讨论《红楼梦》不同语种翻译的论文既有基于翻译实践的思考,又有理论上的探索;既有个案研究,同时也涉及到诸多共性问题。如韩国学者崔溶澈教授提出的“文化翻译”这一概念。关于比较研究,提交论文的学者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副院长、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教授,斯洛伐克社会科学院高利克教授、黑山教授,日本爱知大学文学部小山澄夫教授等。他们从不同文化视角提出的一些比较性论题,与翻译研究也时有交叉。正在进行中的马来亚文的《红楼梦》翻译,因此得到了诸多专家的援助。
    红学史研究方面,提交的论文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教授《百年红学》,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沈治钧教授《吴宓与俞平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段启明教授:《重读吴宓<红楼梦新谈>》,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索隐红学、探佚红学与文学创作》,台湾元智大学国际语文中心主任王润华教授《周策纵的曹红学:文化研究新典范》,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助理教授金进博士的《中国当代作家对<红楼梦>的解读与研究》等。王润华在《周策纵的曹红学:文化研究新典范》的发言中,回忆了周策纵教授对红学研究的贡献,对周策纵先生所实现的红学研究方法的变革给与了充分的肯定。曹学与红学之争可谓是红学界的重大论争,同时被称之为外学与内学之争。本文以周策纵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案》为范本,揭示了周先生如何超越中西文明典范的诠释模式,从内外途径进入《红楼梦》,融曹学与红学于一体,从整合、转型,再向前开拓新领域,由此建构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新典范。当然,对于周先生的学术理路与成果以及王润华先生的论述与评价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但其所推重的中外相融、内外贯通的多元化研究方法与路径,却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多元化就是要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强调多重视野、多种声音的交融、交汇,然后在彼此交融与交汇中推进学术创新。沈治钧教授在《吴宓与俞平伯》中,重点辨析了吴宓在1954年评俞批胡运动中的不公正待遇和高洁人格。段启明在《重读吴宓〈红楼梦新谈〉》一文中,1920年发表在上海《民心周报》上的《红楼梦新谈》是一篇开启比较学研究的重要论文。“艺术属于全人类,真善美是世界各民族的一切善良人的共同追求。因此,那“优劣短长”的考量,从根本上来说无疑是中西无异的,这不是一个表层的中西互鑑,彼此吸收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本质相通的问题,惟其如此,才可能有比较学的存在。”
    在人物研究方面,提交的论文有: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张锦池教授《论秦可卿的病及其命运悲剧》,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伟科教授《红学中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评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部孙爱玲助理教授《宝鉴正反照—论赵姨娘的表和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许文荣副教授《阳性阴化VS阴性阳化——论<红楼梦>与<水浒传>人物性别倒置的比较》,首钢长白机械厂雷广平先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浅析<红楼梦>中的贾政》等。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张锦池教授以秦可卿之死为论题,针对现实中种种关于秦可卿之死的热炒,严格依据于文本回答了秦可卿之死的真正原因。孙伟科在发言中指出,红学中的人物研究源远流长,《红楼梦》人物评价众说纷纭,现在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梳理关于人物评价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概貌,帮助人们从众说纷纭的观点中摆脱出来,更宏观地把握《红楼梦》研究、更自觉地在人物评价的方法上实现更新和创新,以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孙爱玲在发言中指出,赵姨娘与贾环的角色安排在真与假的关系中具有特殊含义,需要予以重视和重新解读。雷广平在发言中则指出,作者对贾政是抱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的,他的悲剧需要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认识。
    关于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研究员《曹雪芹生父新考》,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蔡义江教授《<红楼梦>原稿为何只存八十回》,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任晓辉先生《放大镜下的<甲戌本>“玄”字》等。张书才在发言中指出:通过对材料的辨析,康熙五十年十一月生于北京的曹雪芹,实为遗腹子,曹寅“闻珍儿殇”诗中之珍儿,为曹寅之长子,是曹颙的长兄,康熙五十年三月因意外事故“横死”京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内务府咨文所称“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乃曹寅之亲生长子,与珍儿实为一人,珍儿为乳名,曹颜是学名。这样,曹雪芹的生父即为曹颜。关于文艺学研究方面的有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红楼梦>季节叙事论》,韩国梨花女大中文系金芝鲜教授《<红楼梦>中的镜子意象及其象征内涵》,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潘碧华高级讲师《论<红楼梦>的诗性特质》。关于文化学研究方面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吕启祥教授《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李国正教授《芙蓉女儿诔的文化意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严家建高级讲师《从癞僧跛道两个角色看<红楼梦>的宗教式度世情怀》,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董希平副教授《一切皆苦——<红楼梦>的神话解读》等。吕启祥在发言中指出,《红楼梦》作为文化经典的意义是深层的,不是时尚所标榜的“宫闱秘事”,而是对人性深度的展示,对人间真爱的呼唤。《红楼梦》之永葆精神魅力和可能不断诠释,源于在历史的维度和人文的维度之间所保持的巨大张力。
    为大会发来论文的还有中国红学名誉会长冯其庸先生《〈红楼梦〉论要——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此篇论文属于综合性研究的论文。该文高屋建瓴,论述周详,襄举盛事,使大会臻于完美。
    以上大体反映了本次国际红学会议的学术研讨概况。
    大会还进行了一场新书发布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孙彦莊博士的《红楼梦情结》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的第一部红学专著,会后进行了签名售书。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梅新林教授进行了大会总结发言。他说此次会议得到了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原交通部部长丹斯里陈广才先生的鼎力相助,得到了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泉、卫生部长拿督廖中莱、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等的大力支持。陈广才原部长、何国忠副部长两人均亲临会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与同学更是不辞辛苦,为会议提供了热情、精细、周到的服务。在此,谨向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学者,向为本次会议提供资助与帮助的所有单位和领导、老师、同学以及工作人员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梅新林教授还指出:当今红学界正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来自红学界内部;二是来自红学界外部。迎接挑战一方面要以从容、包容甚至超然的态度看待以上现象,努力克服种种焦虑症,不能乱了阵脚,也不必随之起舞,而要做到神定气闲,笑看沧桑。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红学界如何沉下心来,深入研究,不断超越,奉献更多无愧于这一时代的精品成果,这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他重点提出以下五种取向:1.国际性。作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经典名著,《红楼梦》超越语言、超越文化、超越国界,业已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所以自从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红学会议以来,得以延续至今,先后历经六届。2.多元性。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自我红学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着种种纷争。有歧见,有争论,有交锋,本是学术发展中的常态,也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但也有不少学者陷入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之中。3.专题性。在200多年尤其是百年红学研究历程中,代代学人前后相继,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常常使人感到似乎难有新的进展。而事实上,许多专题性的研究依然缺如或不够深入。比如海外红学研究、《红楼梦》翻译研究、影视传播研究等等,就有开展专题性研究之必要,需要把每个专题做精做透。4.集成性。集成性与专题性研究往往相辅相成,比如红学史研究,假如将那些历史“关键点”的专题研究做精做透,并提供一系列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成果,那么就能累积为红学研究的集成性成果。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论,在有关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版本汇校汇评等方面已取得一些集成性成果,但还远远不够,其实,通过学者的共同努力,文献、文本、文化等所有研究领域都需要且有可能取得集成性的研究成果。5.普及性。要改变对普及性不够重视甚至不屑一顾的固有价值取向,而以更多的经历关注和致力于《红楼梦》的普及性工作,其中到大学、中学以及各种公众论坛上开展学术讲座尤为重要,也很有成效。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张丽珍在答谢词中说:经过两天的研讨,听过多位学者宣读与报告他们精彩的论文,无论是哲理、文化等宏观的研究,还是对文本语句、结构、词义的探索,无论是研究方向的定位还是对文本翻译的研究,我们都再次感受到红学研究的魅力所在。因此她希望马来亚大学能够成为海外红学研究的中心之一。最后,她代表举办方对各位专家学者莅临大会表示由衷的谢意,并期望再次相逢!并宣布大会议程圆满完成、胜利闭幕。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
    转自: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562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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