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开设“修身、经学、算学、文学、中外史、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科目。显而易见，“修身”一科已成为清末中小学普遍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各类修身教科书也纷纷在国内出版、发行。 早期的修身教科书，一类翻译自日本、欧美的修身与伦理教科书，重西学轻传统，未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另一类则为国人自编，几乎都是以传统经学为基础，固守忠孝仁义，缺乏先进的民主思想。对当时已经逐渐融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教育来说，这两类修身教科书的功效都差强人意。 相形之下，1907年12月至1908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前两册1907年12月初版，后三册1908年3月初版)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该书中西结合、兼容并包，一方面对中华传统伦理批判继承，另一方面对西方先进思想辩证吸收。其中对“愚孝愚忠”的批判，对儒家经学教义的扬弃，对公义、公理、公德，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民主理念的提倡，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也为后来民国修身教科书及公民教育教科书的编写树立了一个标杆。这套教科书的主编，则是大名赫赫的清末翰林、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据资料显示，前两册1907年12月出版时并未署名，到1908年3月出版后三册才署名“蔡振”。之所以署名“蔡振”，则是为了避免满清政府的干涉，借用夫人黄世振名中之“振”字)。 学贯中西的教科书主编作为最后一代传统文人，蔡元培受过严格的科举教育，具有扎实的旧学基础，曾苦心经营过八股，沿着科举阶梯一路考秀才、中举人、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蔡元培开始弃官从教，先后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教习，任南洋公学教习期间，主要教小学、中学学生。1902年，蔡元培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奔赴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 这些人生阅历，都能在蔡先生后来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找到明显印记。比如，书中对于忠孝、信义、恭俭、谦逊、自制、忍耐等中国传统伦理的强调，能看到蔡元培对他长期浸润的儒家文化怀着很深厚的情感，希望其中精髓能够不断被后世传承。而这套教科书在塑造“修齐治平”的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显著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逻辑。书中提倡“崇尚公德、尊重人权、贵贱平等”的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力求把修己和培养社会公德、国家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应该是蔡元培留学欧洲、潜心西学的教育结果。尤其是书中对于道德理想的“良心论”阐释，隐约可见几分德国浪漫理想主义的情怀。 而在新旧教育体系中都曾经历过的从教体验，又让蔡元培意识到:“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实施德育的课程主要就是修身科，这也是蔡元培为什么格外重视修身课程并亲自着手编写教科书的原因。他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例言里讲:“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在这段话中，我们能够读出一位“学贯中西”的爱国学者，对于“融汇东西，成一家之言”的踌躇自信。 最终修成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前四册属于实践伦理学范畴，围绕“修己”、“家族”、“社会”、“国家”展开，第五册属于理论伦理学范畴，包括“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这个框架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当时清朝政府的课程规定来编排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成立，对修身伦理课本的编撰，确定“拟分编修身一书，伦理一书”。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学制五年”，《中学修身教科书》分五册编排，能更好地适应这一国家学制。1906年，学部明确拟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在这套“学部审定”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尚公、尚武、尚实”等宗旨也有所体现。 坚守“修齐治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对于个人修身的最高要求，也是每个儒家子弟穷其一生来追逐的理想境界。蔡元培在编写《中学修身教科书》时，前四册书分别以“修己”、“家族”、“社会”和“国家”来命名。很显然，他希望中国人继续坚守“修齐治平”这个儒家伦理道德的理想。但在这个延续了两千年的“旧瓶”中，我们且看他又装了些什么“新酒”呢。 “体育为本”的修己伦理。修己不仅是修身的首要任务，也是修身的有效方法，修身的本质即是修己。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第一册中，强调了修己的重要意义及要求。他在《修己总论》中这样写道:“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夫事必有序。道德之条目。其为吾人所当为也同。而所以行之之方法。则不能无先后。其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已。”至于如何修己，他认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这种“体育为本”的价值观念，在蔡元培1912年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五种教育方针中也有所体现。“军国民教育”与“体育为本”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价值观念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如何康强身体，蔡元培提出了许多务实的要求，与今天那些泛泛而谈的伦理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孝行为本”的家族伦理。蔡元培认为“凡家族所由成立者。有三伦焉。一曰亲子。二曰夫妇。三曰兄弟姊妹。”“事父母之道。一言以蔽之，则曰孝。”他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和。”提倡“孝者百行之本。”但对于“忠孝”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观念，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的态度是有所批判、有所辨别的。提倡“忠孝”的同时，他反对“愚孝”、反对“盲从”。乱命不可从，“今使亲有乱命。则人子不惟不当妄从。且当图所以谏阻之。” “博爱为本”的社会伦理。“人之在社会也。其本务虽不一而足。而约之以二纲。曰公义。曰公德。”而公义公德都离不开博爱，所以“博爱”是社会伦理的核心。“图公益、开世务”，以美善社会，尽公义公德，这样才能建功立业，谋取社会幸福，推进社会进步。在社会伦理中，他还提出了“取之有道”的生财之道和“用之有益”的通财之义等等。 “爱国为本”的国家伦理。蔡元培认为“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爱国心为国家之元气。”爱国关系到国家兴衰，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之后，蔡元培又话锋一转，提出爱国不等于“爱君”，他指出国家是公权的国家，不是“全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他在强调国民对国家尽义务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对国民尽义务，二者都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此外，蔡元培还强调“依法治国”，他认为“吾人对于国家之本务。以遵守法律为第一义。”“法弊尚胜于无法”。他强调“执法必严”，认为“法律虽不允当仍须遵守。”这一“法治”的思想无疑是超前的，也是对“人治”的批判。 倡导西学本土化 清末，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加上蔡元培留学西方的耳濡目染，使这些民主思想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若隐若现。下面我们就看他如何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嫁接到中国的传统伦理之中，实现西学的本土化。 提倡自存、自立、自决。蔡元培把自由思想融合到修己本务之中，他认为修己需要勤勉职分、节制情欲、保持勇敢，甚至可以为国家急难而牺牲自己的性命财产。同时他所描述的勇敢是具有独立之心的勇敢，他认为“勇敢之最著者为独立。”“独立之要有三。一曰自存。二曰自信。三曰自决。”他倡导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强调人要有独立之心，做到不依赖于人，以自己的思想、意志尽守职务，立足世界。 提倡夫妇平等、职业平等、国民平等。蔡元培把平等观念渗透到“家族”、“社会”和“国家”伦理之中，他提倡夫妇平等，批判“三从四德”的封建家庭伦理，他认为男女性质不同，夫妻各有本务，但是“男女平权”。他提倡职业平等，虽然职业有劳心劳力之分，但无高低等差，“凡一职业中。莫不有特享荣誉之人。盖职业无所谓高下。”他提倡国民平等，虽然国民必须爱国、守法，敬元首，但他批判封建阶级观念，认为国民并无等差，人人都有权利，人人都有义务，“权利义务二者相因”。 提倡公义、公德、博爱。蔡元培倡导的博爱不仅是救人于疾病、危难和穷困之中;而且能够为社会国家挺身而出;还能积极投身博爱事业，量力捐财，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设图书馆，设育婴堂、养老院等。蔡元培所描述的社会国家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也不是闭关锁国的所谓“泱泱大国”，他讲的社会是大社会，超越国界;他讲的博爱是人类之爱，不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是人类社会的相互待遇本务，都是大爱。由此我们可以领略蔡元培的世界观念和国际情怀。 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蔡元培力图在修身教科书中把中西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也确实堪称当时最好的范例。《中学修身教科书》本着“实用主义”原则，贴近中学生生活实际，完全可以成为他们的“生活指南”。此套书虽然写在百年之前，但它表达的许多永恒而普遍的伦理道德，在今天一样值得学习借鉴。(作者任职于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