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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正使的使团访华。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使团来华的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割占中国岛屿及在华设立使馆等。卡斯卡特使团使华经过了周密筹备，反映了当时英国对华政策及各政治集团在对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尽管此次出使因正使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但其在中英关系史重要影响和意义仍非常值得关注。 关键字：卡斯卡特使团；中英关系；亚洲三角贸易 The Abortion of the First Abstract: In 1787, Key words: Cathcart embassy; Sino-Britain relations; 清代英使访华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马戛尔尼使团的考察尤为详细。实际上，在马戛尔尼使团之前，英国政府曾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出查尔斯·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中校为首的使团访华，这是英国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遣使来华。使团因正使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故被迫返回英国。由于此次出使因正使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未留有中文记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并未给予高度关注，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学者马士（H. B. Morse）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比较详细的记述了这次使团来华。此后，普理查德（Earl H. Pritchard）的《中英早期关键性的年代1750—1800》（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也较详细叙述了卡斯卡特使团来华的经过、结果。国外学者的成果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朱杰勤[1]、余绳武、刘从宽等学者的著作中简略地提及过这件事。本文是在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卡斯卡特使团来华的背景、筹备、来华及夭折经过，旨在唤起国内史学界对这次英使来华的关注。 一、英国早期寻求建立对华联系的尝试 英国学者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曾说：“近代使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需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2]事实确实如此， 16世纪前，阿拉伯商人在经营中国货物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令欧洲商人羡慕不已。欧洲商人和探险家开始努力探寻前往东方的商路。1500年前后的航海大发现，为欧洲商人前往中国通商提供了必要条件。欧洲商人纷纷穿越大洋，前往亚洲。 1573年，英国冒险家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有五条航道通中国：（一）取道好望角；（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3]该书在英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大大刺激了英国探险家开辟对华商道的野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英王伊丽莎白派遣亲信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等人带领商队前往东方，随行携有她写给中国万历皇帝的信函。信中说，“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人吾人所需之物。”[4]纽伯莱一行行至达忽莫斯（Onmuz）时为葡萄牙人所阻，未能抵达中国。此后，英国商人又多次试图前往中国通商，均未获成功。直到1637年，才有一队商船在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的指挥下成功抵达澳门。威德尔等抵华后，与葡萄牙人发生了冲突，随后又闯入广州内河，抢占明军炮台，被明军逼退。在武力进攻受挫后，最终不得不与明政府谈判，后来获得在华贸易的许可，中英两国由此开始了商贸往来。 二、十八世纪中英贸易的发展与英使来华 进入18 世纪后，中英贸易发展迅速。尤以茶叶贸易最为发达。英国从中国的进口货物中，茶叶的贸易额占所有货物贸易总额的80%。[5]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了高额税收，充实了国库，还带动了航运业的发展，对英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榷关，“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6]，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一口通商是一种保守的对外政策，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但就当时中西贸易水平来说，广州一口通商已经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了。当时，大多数西方商人都承认，在广州进行贸易比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方便地多。[7]特别是在税率方面，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广州的关税税率是很低的。例如，当时英国对茶叶的进口课税就相当于中国茶叶出口课税的五十倍。[8]在贸易方式上，清政府规定，严禁中国内地商人同外商直接接触，凡对外贸易要统一由政府特许的“行商”经营。行商在同中外商人贸易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垫付部分货款，在出售的货物时，由于受到价格波动性的影响，有时不会盈利，甚至还会亏本。加之还要缴纳税款和应付清政府各种名目的勒索，行商经常处于资本不良的运营状态。行商无法从清政府借到货款，只好向外国商人借款，英国人借机大肆向行商放债牟利，债务利率很高，久而久之，行商积累了大量债务。这就是所谓的“商欠”。商欠问题愈来愈严重，因商欠而破产的行商不在少数，清政府不得不拿出钱替行商还债。1759年，清政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规定“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9]严禁行商向外国商人借款，对违禁者予以重罚，目的是为了防止商欠的发生。但实际上，商欠还不断发生，1779年，广州行商的数目降至4家，严重影响了中西贸易的进行。 尽管实行了“一口通商”等政策，中英贸易发展速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有关学者统计，十八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广州贸易的西方国家中，英商货物输华总值是法国、荷兰等国输华货物总值总和的近两倍。[10]英国逐步垄断了西方对华海上贸易。贸易总额也大幅攀升。但英国商人对此并不满足，为了开发中国内地市场，购买更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英国在华掀起了所谓“北部开港运动”，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向中国内地推销商品，主要是印度的棉布；另一方面，是想绕开广州的中国行商，直接同中国内地商人购买更为廉价的商品，谋取暴利。同期，他们还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鸦片。[11]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收入为白银77894两，到了1780年，迅速上升至145443两，翻了一番。[12]鸦片毒害人的身体，腐蚀人的精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写道：“不是么，‘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破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13] 英国的对华贸易一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允许下，一部分自有商人可以从事对华贸易，这些商人被称为散商或港脚商人。散商要依靠公司颁发执照来华贸易，东印度则通过散商兑换汇票获取了大量现金。散商经营形式灵活，发展迅速，逐渐威胁到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1786年，东印度公司的操作下，英国议会还通过法案，重申公司在对华贸易上享有垄断权，对港脚商人有“充分管辖的权力”[14]。东印度公司和散商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此时，失去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政府也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开发亚洲市场，英国政府决心要限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逐步夺取对华贸易统治权。有学者对此分析道，“在18世纪晚期,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开支大幅度上涨。……在东方,英国如同先前进入太平洋和东南亚一样,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国家政策的头等目标。”[15] 这种说法是比较客观的。为此目标，英国政府一些高层人士，感到有必要派遣使团前往北京，一方面是同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争取获取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希望收集情报信息，为进一步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787年，在时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海军财务官的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16]安排下，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遣使团。 三、卡斯卡特使团的筹组 1、正使的遴选 在18世纪，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中国热”，英国也不例外。18世纪中叶后，英国的 “中国热”进入高潮，上至王宫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们购买中国的商品，收藏中国的器物，模仿中国的园林建筑，研习中国的文化，有学者评价道：“翻阅一下18世纪那些日益大众化的杂志、小报和期刊，就会为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感到吃惊。”[17]不少英国高级政府官员和显贵人士出于各种目的，对前往中国探险和从事殖民活动充满了热情。在听闻英国政府要派遣特使出使中国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英政府表示愿意充当正使出使中国。英国陆军上校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参与过英国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活动，是殖民主义老手。1785年，因在殖民活动中的杰出表现被授予爱尔兰准男爵爵位。他向邓达斯主动请缨，愿意充任大使出使中国。 英国政府对遣使来华十分重视，在使团正使人选问题上非常慎重。在经过反复斟酌后，最终选定陆军中校查尔斯·卡斯卡特作（Charles Cathcart，1759.12.8-1788.6.10）为使团正使。卡斯卡特当时是英国议会议员，英国驻孟加拉军队的总军需官，长期驻留印度，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有着丰富的殖民经验。 伦纳德·斯当东是对自己落选非常失落，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今年有几件事很不顺利，……（我）给 2、卡斯卡特制订的出使计划 卡斯卡特在接到任命后，非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他同在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进行了商讨，很快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出使计划，并将这个计划呈交邓达斯审议。这份计划涉及出使的目的、向中方所提的要求及其他一些细节问题。 卡斯卡特认为，使团出使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在华贸易，争取能在中国割占一处地方或岛屿作为商站。他在计划书中写道：“向我查询的主要问题是——即委派这个使命将用何种方式——在中国取得什么地方最适宜做大不列颠的商站。……使命的目的是要求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扩展我们的商业；所以最大的努力是避免或最低限度不要施加压力而引起猜忌。按照这一原则，似乎最好的政策是让中国人选择提出商站的处所——我们只向他们说明，我们需要一个合适于船运安全和往来，便于推销我们产品和购买茶叶、瓷器及其它东部省份的回航货物的一个地方；假如他们不愿让与一个便利的特许商站，则我们一定尽力改善当前的种种缺点。”[19] 卡斯卡特的这个提议是“北部开港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实质是要割占中国领土，在华从事殖民活动，是一项无理要求。 针对当时有人提议，应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的说法，[20]卡斯卡特认为，割占的地方要尽量靠近茶叶产地，最好一个岛屿，这样方便英国人同中国进行贸易。卡斯卡特建议，厦门地理位置很好，应当是首选。他说：“假如单从接近制造业和茶叶产地，以及销售不列颠商品中心地来加以考虑，则厦门拥有良好的港口，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21] 福建是中国主要的茶叶产区，早在唐代就以出产贡茶闻名。厦门地处福建东南部，有天然深水良港，福建最主要的茶产区安溪就位于厦门岛以北。另一主要产区龙岩距厦门仅150里，当地的产茶可由河道水运直通厦门。生产名贵茶叶的武夷山，距厦门也不过600里。清初，郑氏集团占据厦门，英国人曾借机在厦门设过商馆，展开贸易活动，获取了不少好处。由于当时茶叶贸易在中英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卡斯卡特提议以厦门为通商口岸是非常符合英国在华扩张利益的。 卡斯卡特的这份建议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中心政策，一是稳定和扩大对华贸易，获取更多利益；二是努力割占一块中国领土，作为侵华前哨站。这份建议明显具有殖民主义色彩。 3.政府训令的出台 英国首相皮特（Pitt）和邓达斯对卡斯卡特的建议非常满意。在这份建议的基础上，邓达斯开始着手拟定政府给卡斯卡特使华的训令，指导卡斯卡特使团的出使活动。 在训令拟定过程中，一些英国散商代表找到邓达斯和卡斯卡特，希望使团就商欠问题同清中央政府进行协商。他们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卡斯卡特出使中国时，能够说服清政府允许行商向英国人借款进行贸易并按期还债。这一提议也遭到东印度公司的反对，东印度公司认为此举可能会导致清政府终止中英贸易。邓达斯和卡斯卡特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拒绝了散商们的要求。邓达斯在给散商代表的信中写道：“在经过全面考虑后，给使团下达有关商欠问题相关的训令是不合适的。”[22] 训令初稿完成后，邓达斯将训令初稿提交有关方面审议。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其中一部分内容持反对意见。训令初稿中拟定，使团应以英国国王的名义，要求政府割出一座岛屿或一处地方作为英国人的商站，此项要求一旦获许，只要各国商人支付租金，就可自由出入商站。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此项要求非常不满，要求政府取消此项要求。东印度公司主张，商站应由东印度公司独占。卡斯卡特自觉此事重大，不敢轻易做主，他找到首相皮特，出面斡旋。皮特向东印度公司解释道，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同清政府交涉以及允许各国船只进出自由只是与清政府交涉时的权宜之计，不会妨碍东印度公司在华利益，政府会继续维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这才消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疑虑。 在经过慎重考虑，并综合各方面意见后，训令的正式出台。 训令规定，使团的第一个任务是，查明清政府的政策是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还是地方官员所为。训令中写道： “这些弊害是否由于帝国政府的既定政策，或由于对我们国家力量所产生的猜忌而起，或者只不过是由于地方官的腐败和滥用职权而产生的，这些是你必须要设法确知的事情，因为这是迫切要求你努力将其解决的主要任务。”[23] 训令首先指出，对英国来说，中英贸易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英国人在华经商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训令上说：“最近政府从其它欧洲各国手中夺回茶叶贸易的措施，已经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种商品合法输入大不列颠的增加额，虽然没有三倍，最低限度有两倍；……大不列颠的代理人长期被迫在最沮丧、危险和冒种种利益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贸易。……该市场的公平竞争已被中国人的联合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能进该地的法庭，受法律的公正保护，他们处于专横和残酷的沮丧状态下而从事非常重要的事业是不相宜的，很难想象在任何自称文明的国家有这样的事情。”[24] 英国政府认为，中国的贸易环境恶劣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美国商人亨特在评价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时指出：“与被指派同我们进行贸易的中国人交易十分便利，他们的诚实众所周知，加上在此地商业交往中人身和财产绝对安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当局能够更为警觉地照管好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习俗和成见与外国人截然不同的人群之中”[25]英国学者格林堡也指出，“行商的诚实和商业上的诚笃，已经成为相距遥远的 伦敦城街巷和孟买商业区的话柄。”[26]客观地说，受到天朝意识形态的影响，清政府官员对待外商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态度傲慢的情况，收受贿赂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但并未对中英贸易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倒是英国人走私贩毒，劫掠勒索，杀人害命，无所不做，严重干扰了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 英国政府在训令还指出，根据曾经前往中国的欧洲使节的记录，中国政府是可以接近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使团不会受到阻拦，并可以公开向清政府提出一些要求。训令称：“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偏见，说中国人务求避免与欧洲人发生任何亲密的接触与往来，而北京的帝国政府也执行同样的政策。……但从各种旅行家的叙述可以有些强的理由相信：皇帝本人是可以接近的。北京接待外国人是有礼的，该处对于鼓舞对外贸易的政策是有认识的。”[27] 向清政府提出的请求是：一、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二、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英国人在华警察管理权与独立的司法权，使英国人不受中国刑法的处罚。三、扩大在广州的中英贸易。四、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英国政府的这几点要求，除第四点外，其它几项要求都是不合理要求。割让领土、让渡司法权更是严重违反了近代国际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当然不会为清政府接受。 此外，训令要求使团在华居留期间，应该尽量注意观察帝国的实力、政策和政府的各项问题，“同时，要查明近年来中国皇帝与欧洲各国之间有无接触，或已进行的情况实际如何。” [7](p484) 训令的起草引起诸多势力集团的关注和干预，足见出使中国对英国政府来讲，在当时是一次重大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英国各势力集团在对华问题上不同的态度和不同利益所在。训令殖民主义色彩浓厚，反映出当时英国人侵华的野心。 4、使团其它的准备工作 在政府训令起草的同时，卡斯卡特也在着手使团出使的其他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筹措经费、确定使团的组成人员和撰写英国国王给中国皇帝的信件。 此次出使的经费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承担。根据卡斯卡特的预算，出使的日常费用开支应在7500至8000英镑之间，东印度公司却不同意这个数目。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确定使团的活动经费为6000英镑。值得注意的是，除使团本身的活动所需经费外，卡斯卡特还建议，开列一项专用经费，用以购置赠送中国皇帝及大臣的礼品，此项费用应在4000至5000镑之间，东印度公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在礼品中，不仅包括钟表、餐具，而且有大炮。这实际上是英国向中国炫耀武力的一种表现，极具挑衅意味。将大炮作为礼品赠送给一个尚未建立正式官方外交关系的国家，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事。 英国使团来华，路途遥远，行程数万公里（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使团要绕道南非好望角），人员众多，费时数年，其人员的薪酬、补给及日常支出费用为6000镑，而所携带礼品价值高达4000镑，其用意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讨好中国皇帝，贿赂中国官员，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利益。马克思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就像皇帝被尊为 英国人总是强调中国官员贪腐，但他们却想尽办法贿赂腐蚀中国官员，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啊。 使团出发前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就是撰写英国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在这封信中，英王表示，派遣使节出使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等心中热望增进之友谊，使能迅速改善两国臣民在频繁商业交易中所产生的各种不便与误会问题”[29] [7](p485)，希望清政府能保护英国人在华财产和即得商业利益。 在使团组成人员方面，使团人员的组成人员既包括具有海外殖民经验的人员，也有自然科学家。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彰显英国国力，二是为收集情报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担任翻译的是一名法国人，名叫加尔伯特 (Galbert) ，由此可见，当时英国国内通晓汉语的人实属寥寥。 使团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于 三、卡斯卡特去世，使团折回英国 使团出发后，不到两天，就遇到很大的海上风暴，船只受损严重。困扰使团的还不止是天气，痢疾等一些其它传染疾病在也开始在使团中蔓延。使团有半数人病倒。卡斯卡特在离开英国前已患有肺结核，海上长途旅行加剧了他的病情。卡斯卡特乘坐的军舰“贞女号”船长斯特罗恩（Richard Strachan）在 正如斯特罗恩所料， 四、卡斯卡特使团使华的意义与影响 卡斯卡特使团访华是英国政府直接接触中国政府一次重要尝试。卡斯卡特来华之前，英国人主要是通过行商与广东地方官员接触，对中国中央的对外政策不是十分清楚。随着对华贸易重要性增强，英国人迫切需要搞清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了解英国在华扩大贸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于是派遣使团前往北京，试图通过使团的工作，获取更多的在华贸易权力。从这个角度讲，卡斯卡特使团使华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中英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卡斯卡特使团使华失败了，但英国人遣使来华的尝试没有停止。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特使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英国政府吸取了卡斯卡特使团失败的教训，为避免使团因正使死亡而导致使团流产，英国政府决定，在正使马戛尔尼发生意外时，由使团秘书替补担任特使。有趣的是，担任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团秘书的正是当年与卡斯卡特竞聘特使的伦纳德·斯当东。 卡斯卡特制定的出使计划对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戛尔尼在使团的筹备等方面，参考了卡斯卡特的计划建议，有些甚至是完全照搬，他在给邓达斯的信中写道：“正如您希望我做的，我应当自主地加入了我对训令的一些观点，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给我的已故卡斯卡特中校的建议进行添加的了，除了因环境变化所需的必要调整。”[31]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成功抵达中国，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使团的主要成员。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了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等无理要求。[32]遭到清廷拒绝。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出阿美士德使团使华，但此次出使因礼仪问题被驱逐出境。1840年，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增开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卡斯卡特当初制定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1] 参见朱杰勤：《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482页至5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余绳武、刘从宽《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第1页。 [3] 刘鉴唐：《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4] 刘鉴唐：《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页。 [6]《清高宗实录》卷550。 [7] 夏秀瑞：《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411页。 [8] 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9]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八。 [1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页。 [11] 史学界普遍认为，英国人是为弥补中英之间贸易逆差才贩运鸦片的，笔者认为，即便没有贸易逆差，英国人也会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是英国一些无良商人本性使然。 [12]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第60页。 [14]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5] Harlow Vincent T.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16] 亨利·邓达斯（1742-1811），苏格兰人，英国政客，老牌殖民主义者，有子爵爵位。曾在老皮特、小皮特父子执政时期，担任要职。1791年，他亲自策划了马戛尔尼使团使华。 [17] Fan Tsenchung: Dr. Johnson and Chinese Culture. London: 1945. P6.转引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18]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19]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20] 余绳武、刘从宽《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22]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23]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至476页。 [2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25] 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26] 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27]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 [30]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31]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32]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