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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众所周知,人们对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毁誉参半。赛珍珠的一生与美国传教事业的关系错综复杂,她为了挣脱孩提时期宗教信仰的束缚进行了艰难的斗争。赛珍珠的经历代表了很多人对传教活动的醒悟,人们开始质疑“向非基督教文化传播基督教是否有道德可言”这个问题。 关键词 赛珍珠;海外传教;创作思想 [译者按]作为传教士的女儿,作为曾经的传教士,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都因此曾经遭人诟病。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赛珍珠与宗教、教会和海外传教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环节,在有关她的传记中,对此也并没有过多的涉及,材料也不够翔实。我们认为,葛兰·华克的这篇文章,在赛珍珠研究中有3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它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述了赛珍珠与教会的关系,特别是研究和分析了在1932年她做完著名的演讲“海外传教有必要吗?”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它详细研究了赛珍珠的一生与宗教的关系,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三,它特别提到了赛珍珠是如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宗教、教会和传教的,对我们深刻认识赛珍珠的创作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该文原题《激情传教的衰落——赛珍珠个案研究》,原载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美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北美文化史研究》。因篇幅问题,译出时作了删节。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期刊出版的规范,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被重新编辑。 他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满怀激情地想要传播天启福音,在传教中却发现,东方已悄然将讯息传递给了自己;他来到海外,本想改变东方人的信仰,却发现离去时,自己已然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人。——厄尔·H·克雷西(《转变传教士》,原载《亚洲》,1919年6月) 想要准确地指出美国传教活动何时开始衰退绝非易事。不管人们怎样去绘制大众文化中美国传教事业的兴衰,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1932年是新教(Protestant)自身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那年深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两千多名长老派女教徒聚集在纽约市的阿斯塔饭店,前来聆听当时最负盛名的传教士的演讲——“海外传教有必要吗?(Is There a Case for Foreign Missions?)”,赛珍珠当日在台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仅40岁,继承了其苏格兰裔父亲的高高的颧骨,嗓音柔美,措辞精确。然而,当地的人们蜂拥而至前来听其演讲,主要是因为她的第二部小说《大地》刚刚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尽管赛珍珠一开始用“有必要”作为对自己演讲题目中所提问题的回答,演讲接近尾声时,这个肯定的回答在有了那么多的限定词之后,已经微弱到让所有的听众感到困惑不解,一时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在最初的几秒钟,没有人为她鼓掌或是上前表示祝贺。过了一会儿,赛珍珠后来回忆到,观众席中才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过那时,她已经被出版商迅速护送出了房间。 或许,演讲当天赛珍珠的听众们未能及时做出反应,但新闻界对此却迅速有了回应。年底之前,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已经将此次演讲的内容赶印了出来,出版了单行本。1933年1月《哈泼》杂志转载了演讲内容,与此同时,远在中国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稿。法国巴黎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报纸对此也有过评论。大多数报纸都把赛珍珠描绘成了先知。自由新教派的期刊,《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把赛珍珠列为与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李佳白(GilbertReid)以及E.斯坦利·琼斯(E.Stanley Jones)这些传教士齐名的伟人。《哈特福特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与《西雅图时报》(SeattleTimes)对她也是赞赏有加。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观点。耶稣会期刊《美国》(America)把赛珍珠称为“……失去了对宗教的忠诚与热爱”。一位长老会教徒认为这些想法“冷酷、无情、荒唐、偏执,是知识分子们的冷嘲热讽”。还有一位,即匹兹堡最早的长老教会很有声誉的牧师克拉伦斯·麦卡尼(Clar-ence Macartney),也告诫大家说,教会若是听从了像赛珍珠这样人的意见,肯定很快便在这个“狂风骤雨的时代”迷失了自我。麦卡尼的观点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查尔斯·欧德曼(Charles R.Erdman),这位长老教会海外传教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教授,素以理性与主张宗教宽容著称,私下里也曾希望赛珍珠能够主动辞职并悄然离去。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麻烦”,欧德曼抱怨道,是“整个教会不安局面”的重要起因。 反对的呼声继续高涨。1933年4月,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J.格雷沙姆·梅琴(J.GreshamMachen)正式要求传教董事会解雇赛珍珠并与她的言论划清界限。当时董事会中著名的会长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Speer)也被牵扯了进来。在公开场合,他极力规劝同僚们要以基督教的仁慈来处理此事,但私下里,他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赛珍珠这件事“相当棘手”,若非源于她的精神问题,也会跟其心理有关。4月底的时候,赛珍珠决定保留大家的颜面以避免遭遇异教邪说审判的尴尬,悄悄递交了辞呈。不久,赛珍珠便乘船返回中国,回到了丈夫与孩子身边,回到了讲台,继续投身于她在中国的写作事业。 尽管赛珍珠退却了,但若用她那一贯轻快的文字来讲,对于“南京城里那些用鹅卵石铺成的古老而蜿蜒的街道而言”,她就是美国想像的代言人,这一形象一直延续到40年后她的离世。 如果说在研究中国问题上,赛珍珠40年来一直是受人爱戴的权威,那么在论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否正当或合理时,她也是全然不可或缺的专家。可以说,赛珍珠对于中国、基督教与传教使命这三方面的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笔者认为,她的认识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10年以后的10年间,表现为赛珍珠对基督教的深信不疑;第二阶段跨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为赛珍珠开始不拘泥于教义,并逐渐对传教活动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三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起直至赛珍珠逝世,反映的是她对传教活动的批判,如果说不是反对的话。 本章的写作意图有二。第一,只是讲述一则故事,叙述一位有思想的人为了挣脱孩提时期宗教信仰的束缚所进行的斗争——一场从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二,是要阐释数百万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开始质疑,向非基督教文化传播基督教是否有道德可言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海外的传道事业有得也有失。但是很少人知道,传道事业在美国本土也是得失参半。本研究通过回顾这场为了“异教徒”的灵魂而打响的战争,海内海外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同时也都蒙受了战争创伤的事实,以期纠正此中纰漏。 一、人生的不同阶段 (一)1910年以后的10年间 赛珍珠出生于1892年,她人生中前42年的大部分岁月都生活在中国。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母亲凯丽以及她的第一任丈夫约翰·洛辛·布克均是长老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尽管三人性格迥异,对于传教事业,他们都遵循传统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1910年以后的10年间,赛珍珠跟他们的宗教观点一致。 赛珍珠成年后的早期作品多带有轻视中国社会的色彩。当然,很有可能她只是为了迎合读者。然而,在写给远在美国亲友的一封封信中,她笔下的中国形象却始终如一。在1918年写给公婆的一封信中,赛珍珠提到,传教工作中最累人的部分就是要“不断地和异教徒的堕落与邪恶打交道”。中国人几乎把人命看得一钱不值。耸人听闻的恶行“比比皆是”。相较于需要时时刻刻跟“各种可怕的罪恶”进行斗争的使命,物质的匮乏在年轻的传道士眼中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其他的信件更是细数了中国人的缺点,小到言行令人生厌,大到道德上极端恶劣,均有描述。赛珍珠曾在一封信中指责“中国人都是贼,仆人们尤其如此”(赛珍珠约于1917年10月14日致美国亲友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在另一封信中,又指出“中国的官僚阶级整个都是腐败的”。家庭生活被鸦片和酗酒糟蹋得千疮百孔,数不尽的罪恶也由此而生。“中国的婆婆们恐怖得很,儿媳妇只不过是家里的奴隶。”(赛珍珠于1919年4月11日致婆婆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通过看报纸等根本想像不出中国会有裹脚的人”,然而裹脚在中国却十分盛行。更恶劣的是坚持把女婴杀死的习俗,“他们身上连一丁点动物的母性都没有”(赛珍珠于1918年12月12日致考芬夫人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赛珍珠哀叹道。“就凭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即使把中国称为半文明化的国家都让人觉得气愤……她是个属于魔鬼的国度”。等到下一年,赛珍珠又开始写信告诉亲友们“这些人简直愚昧和迷信得没个边”。 对于年轻的传教士来讲,基督教指明了一条出路,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在婚后写给美国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赛珍珠描述了正统神学以及她以此为基础的福音派的传教方法。每天下午,她都会跟一名中国同事一起到村子里巡访一圈,告诫当地的妇人们她们“拜错了神”。赛珍珠在信中说:“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告诉她们,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替她们承受苦难的救世主。并试图灌输给这些新教友这样一种观念,即她们必须劝更多的人皈依基督。”即便如此,任务的浩大还是让年轻的新娘十分担心。“有些时候,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就觉得很沮丧”,赛珍珠在给大学同窗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一个人负责着这个有着两百万人口的地区所有女性的传教工作!当然,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却时时被这项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赛珍珠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据怀特女士记载是1918年12月12日,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赛珍珠的上述评论尽管听起来还保留着传统福音派新教会的色彩,但种种迹象表明,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起,她就开始对自己的传教使命产生了困惑。1918年,她向哥哥吐露,传教士们过于注重拯救人的灵魂而忽略了对人们身体的救赎。“从人的角度来讲,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错了。面对那些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们,我们往往不是先伸出援助之手解决他们的温饱,而是想尽办法向他们宣讲福音。”(赛珍珠于1918年4月8日致哥哥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20世纪20年代末期,赛珍珠很少——至少在公众场合——对此类问题发表看法。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基督教的真谛以及规劝人们信仰基督的传教活动是否正当,似乎都不再是她所关心的话题了。这些年恰恰是赛珍珠人生中最困苦的岁月,或许她太忙碌于考虑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了。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20世纪30年代初,一只蝴蝶破茧而出。在赛珍珠思想的后期阶段,她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就相当好。那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不需要基督教,比西方不需要儒家思想更甚。在她看来,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很少或根本就不在意任何形式的正式信仰。他们就这么活着,不为自己的灵魂或罪恶而烦恼,也不担心是否有自我价值。赛珍珠对于寄养国(adopted land)的重新认识,跟她对故国的不断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美国被她描述成是“永远处在青春期的人们”的家园,一个由好心的帝国主义者组成的民族,想像不出自己带给亚洲人民的压迫有多重。 赛珍珠对西方优越感日渐深入的批判,同时也预示着她将对宗教问题进行更多、更重大的质疑。到了20世纪30年代,她对福音派传教活动的合理性已经深表怀疑了。在一系列针对大众发表的演说和期刊文章中,赛珍珠概述了西方旧式宗教所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找出更为可行的对策简略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赛珍珠指出,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超自然信仰的问题。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现代性使得任何形式的超自然信仰都变得过时了。赛珍珠把那些专门利用神秘感的宗教惯例当作是“狭隘的、迷信的宗教形式”加以摒弃。她认为,最不可饶恕的超自然信仰的形式就是地狱这个概念,当其被应用到非基督徒身上时尤为不可原谅。 若非触动了宗教的核心内容,即耶稣基督的神性,赛珍珠上述言论也不过是引得个别人挑眉而已。然而,她先是在阿斯塔饭店演讲中,随后又在第二年春天在《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上发表的《复活节,1933》中,正面应对了这个问题。依她的描述,那个半人半神的耶稣基督简直不可思议,或许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性格与精神——一言以蔽之,他的“形象”。这个形象,这种理想,代表着“人们对最单纯、最美好的仁慈的向往”,凝聚了整个人类所能幻想出的最高价值。在传统的基督徒看来,赛珍珠笔下的耶稣是个带有多重色彩的人物,混合了打了折扣的佛教、先验主义和积极思想。而对于赛珍珠本人而言,这个耶稣犹如起着净化和统一作用的巨大的海浪,吞没着日常生活中所有不和谐的涡流。它表现出的是内在的平静、与环境的和谐以及对他人苦难的关怀。 这就难怪赛珍珠对基督教历史真实性的不断质疑,也让其对是否要在中国传播这一不确定的讯息深表怀疑了。“传教士,传教使命!”在一名美国听众面前她终于爆发了,“作为其中之一,我已经开始痛恨传教士这个称呼了。”尽管赛珍珠声称她定期地向一所当地的教堂捐款,但她坚决要求,这些钱一点也不能用于“传教活动”。赛珍珠从未系统地表达过对有组织的传教活动的不满,但这些抱怨混合在一起,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传教士的无能、不容异说和工作效率甚微。 传教士的无能,即指没有能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一点在赛珍珠看来是传教士们所有缺点中最不可原谅的。在她笔下,这些人有时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平庸之辈,一群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从事传教事业的狂热分子。福音传道者们初到中国时几乎对那里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待了多年以后也只是能讲结结巴巴的汉语。“你们把未经任何训练的年轻传教士们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完全陌生的国度”,赛珍珠快速且严厉地说,“他们要学习新的语言,要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要了解那里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而他们只有两年的时间……用两年的时间去学习四千年的文明!” 不容异说是传教士们普遍具有的另一项缺点。这一点大概经常表现出来,相较而言危害性也更大。赛珍珠声称,在中国,福音传道者们与生俱来的偏见使得他们甚至不去尝试站在亚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出于对中国人——不仅仅是单个人,还包括中国的思潮和运动——的鄙视和缺乏理解”,他们甚至不去想像中国人对自己所传播的福音究竟是如何听之任之的,或者说,是如何抗拒的。问题不在于传教士们会在思想上比较狭隘地看待特定的某一点,而在于他们本质上就不容异说。他们因教派之间教义的细微差别而互相攻击,猛烈到如同抨击中国的各种宗教是异端邪说一般。“生活在这么一群狭隘的、充满怨恨的传教士中间,我几乎有些痛恨基督教了”,赛珍珠不无辛酸地写道,“我从未见过哪些人像他们一样,去批判那些信仰上不能在方方面面与自己意见完全一致的人们。” 不容异说会滋生传教士们的其他缺点。赛珍珠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其中的教区最清晰的记忆就是,大家多少都有些自私。福音传教士们的行为使她震惊——他们喜欢争吵、心胸狭窄、虚伪、傲慢、懒惰、注重物质、自私,又十分幼稚——随你怎么看。宗教信仰就像是阳光下的放大镜,能把他们性格中细微的缺点加强、放大,直至成为其主要的性格缺陷。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骄傲。“似乎人类很难同时做到既恭敬谦卑又在职业上十分虔诚”,赛珍珠惋惜地说,“我们有谦卑的基督徒,却从没有谦卑的传教士或牧师。这是术语中的矛盾。” 传教士的无能与不容异说导致了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这一特性也是传教事业中出现的第3个主要问题。在赛珍珠看来,几个世纪的传教活动只是浪费在了贫瘠的土地上,毫无收获,这是不言而喻的。传教士们只是机械地将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规则宣讲了出来,并未认真考虑中国听众是如何接受和理解这些话的。《大地》的主人公王龙的例子就很好地表现出了传教士们的愚蠢和无能。小说中,王龙一生都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从未意识到福音传教士们的存在,对于传教的目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传人中国的基督教是“用来看的福音而非用来理解的”。传教事业在农民和精英中都失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中没有人皈依基督教,赛珍珠声称——这只能归咎于传教士们自己了。 对于过去,赛珍珠无法全然抛开。西方的基督徒若是真的重视自己的信仰,赛珍珠认为,他们就应该学着与人分享。当然,福音需要重新定义。新兴的传教士们也不再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不同于以往强调奇迹和苦难,现代的传教士们带来的是实用的技术和医疗保健、农业、教育、工程等各个领域的人才——只是尽力济困扶危,救死扶伤而已。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人宣扬只有信仰耶稣灵魂才能得救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对此,赛珍珠早已想好了答案:“谁敢说圣经中要求传教士们只须动动口传播福音就可以了?不是只有先深入人们的生活才能让他们有机会真正理解圣经中所宣扬的一切吗?”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真正地信仰基督教并始终如一地去实践,外人总能看出差别。对待妇女更加仁慈了,乞丐也会经常有饭吃,孤儿们也得到了悉心的照料。这种精神的力量从哪里来?来自于耶稣这个形象经久不衰的形象——不是耶稣,而是他这个形象——能够激起人类内心对崇高的渴望。 (三)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 至20世纪30年代末,对于传教事业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问题,赛珍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又生活了近40年,写了几十部文学作品,却很少重拾这个话题。尽管赛珍珠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再也没能回去,她对中国传统的维护在这些年却与日俱增。曾经被其看作是罪恶的裹脚与杀婴的习俗在后来讲给西方的听众时,也被理解为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40年代,赛珍珠似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自由派、激进派或其他派别——的认同感都消失了。20世纪30年代末当战争横扫整个中国时,赛珍珠最初对在纽约成立的中国赈灾活动十分支持。但自从听说该组织与宗教有关联,她马上退出了,声称“不再与宗教组织有任何联系是给自己定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先前的传教士看来,目前机构化了的教会,只不过是个为了组织的不朽而存活的组织罢了。尽管不愿意被称为无神论者,赛珍珠却强调说,“除了对人类的信仰,我不需要其他任何的宗教。” 思想成熟后的赛珍珠很少谈论海外的传教活动。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或许她觉得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了,或许觉得太痛苦,不值得认真地去驳斥。在1954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中,赛珍珠——面对着确凿的反面证据——宣称自己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了那种希望通过传教活动改变他人信仰的想法,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已经看够了这项危险的事业”。虽然承认从小接受的传教士教育塑造了自己,赛珍珠如今却夸口说“我从未做过福音新教派的传教士,对这个想法也深恶痛绝”。成熟后的作家对基督教在海外的一切公开活动——医疗、教育以及传教方面——均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外衣罢了。她评价说,“这些厚颜无耻的行为直到现在还让我的灵魂抽搐。” 对于掩藏自己的过去,赛珍珠内心自然十分清楚,但她可能不明白那种最初的激情传教对她日后的观点和行为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之后,赛珍珠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专门用来发展慈善事业,譬如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领养机构,并创建了一个项目帮助那些美军士兵与亚洲妇女所生的被遗弃在海外的美亚混血儿。跟同时期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很像,赛珍珠几乎成为了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职业评论家,不断谴责美国在国内实施种族主义,在海外推行沙文主义。 二、对赛珍珠人生的解读 赛珍珠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呢? 从广义上讲,有一点至关重要,即赛珍珠与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许多基督徒一样,面对着现代思想的冲击,他们放弃了年少时的宗教信条。对于某些人,这是痛心的放弃,对于另外一些人,又意味着可喜的自由,对于所有的人,这却是接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哈佛学者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在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Re-thinking Missions)中概括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由非神职人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基本结论证实,赛珍珠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孤单,她有很多同伴。那时候,海内外数千的基督徒开始对改变他人信仰的传教活动有了新的看法,其中,好的是把它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最严重的,还把它看作是道德上不可饶恕的行为呢。 到此,事情变得复杂了。很多所谓的传教董事会成员——那些接受过完好教育、家境殷实,由传统教派派送出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改变,而且正是朝着赛珍珠所期望的方向在改变。对他们而言,《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一书与其说是号召人们进行宗教改革,不如说是对传教方面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所进行的概括。20世纪20年代出现于西方的神学方面的新观点以及中国政局的混乱,都要求传教工作采取更为合适的策略。“地狱”这个词几乎从传教士们的词汇表中消失了,在每周一次的布道中更是不再出现。传教活动的负责人决定将基督教的精髓与其外在分开。在国内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里,传教士们谈论的焦点已经从以往对中国人的残忍以及奇风异俗的关注转为呼吁改善中国的医疗、教育条件和提高妇女的待遇。简言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教会的负责人却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比身在远方的赛珍珠所了解到的要努力得多。赛珍珠当初若是想要留在新教派的传教机构为宗教方面的改革做些什么的话,她会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的。 以上的这些变化暗示出强烈的个人因素以及理性的怀疑,已经让赛珍珠的朝圣之旅偏离了宗教信仰的轨道。当她表示基督教的信条是不真实的,传教活动的结果也非众人所期望时,并不说明这位以前的传教士隐瞒了过去,而是说明关于她个人,事实要比她所认识到的复杂得多。总之,赛珍珠自己给出的那些理由,只能看作是众多原因中的其中之一吧。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赛珍珠对于自己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矛盾心理。哪里才是家?中国抑或美国?她最先学会的语言是汉语,除了孩提时代到西弗吉尼亚外婆家的农场做过短期旅行之外,到她去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读大学为止,赛珍珠的世界里只有中国。但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我在中国长大”,赛珍珠在自传中写道,“生长在一个世界,却又不属于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却又不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双重身份给情感上带来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具有相当规模的调查研究表明,传教士子女比同龄人承受着更多的青春期压力。有位专家称他们是“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children)。典型地在非西方的背景中长大,接受的却是欧洲或北美模式的教育,他们觉得自己迷失了。这些与本国文化有隔阂的公民,死去时仍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可以让他们放心地称为是自己的文化。 赛珍珠留下了其他更为隐秘的线索,告诉人们海外传教的日常生活如何侵蚀着她宗教信仰的灵魂。对于真实的或了解到的福音传道者的生活十分拮据的状况,赛珍珠的怨恨从未消失,此种愤慨一直延续到她凭借作品几百万册的销量变得十分富有之后。婚姻的不和谐也暗示着这是对其日后的观点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赛珍珠承认,与农学家洛辛·布克18年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们最终于1935年离婚。更重要的是,这场婚姻以及她在父母家的经历让赛珍珠对厌女症十分痛恨,并逐渐把这看作是基督教的通病。 赛珍珠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卡洛尔的悲剧,给小说家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苦恼。卡洛尔一出生精神上就存在严重的缺陷。对此,赛珍珠多年来都加以否认。但最终她还是承认,应该把卡洛尔送回美国永远安置在康复院里。1929年卡洛尔9岁的时候,赛珍珠把孩子安置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机构。这次分别在赛珍珠情感上所造成的创伤从未真正地愈合过。20年后,当她再写到此事时仍然觉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称“这种悲伤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赛珍珠从未将自己摒弃基督教一事直接归因于卡洛尔的身体状况,但内心深处的“叛逆”却承认了这一点。孩子的离去把赛珍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耐力的考验。“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兴致了”,她后来回忆道。赛珍珠辞去了在教区内的联合教会(Union Church)担任钢琴伴奏的差事,也不再去那里做祷告了。最终,她又会重拾音乐,却不会再重奏圣歌了。用音乐去恳求一位看不见的上帝,现在看来似乎是“毫无希望成功的”。基督教和基督徒都不能让她从中得到安慰。历经苦难的赛珍珠认为,友善而仁慈的性情,不是源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苦难的磨炼。假若基督徒们对他人的不幸表示同情和关切的话,那也只是一次意外,而非信仰基督教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安德鲁,赛珍珠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战斗天使》中林肯式的主人公。当然,安德鲁这个角色是以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为原型稍作改编了的人物。只须读上几句,读者们就会发现,安德鲁所代表的有关传教活动的一切——正是赛珍珠公开表示憎恶——而私下里又十分钦佩的。小说中,与真实生活中一样,安德鲁——赛兆祥——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奔波于中国农村的小路上进行巡回传教,但又似乎从未真正地接触到那片土地。他对世俗的纷扰视而不见,仿佛得到了永生,而非活在现世,被一种永无休止的“高度责任感”鞭策着不断前行。他生活的目的只有一个:向中国人传播天启福音,无论这项艰巨的任务会给他本人或他的家庭带来多少的苦难,他都要去做。若是认为是南方长老教会的信条点燃了安德鲁的热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安德鲁的性格比他的信仰对此的影响更大。“无论做什么,他都会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赛珍珠声称,“他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最伟大的神,然后就开始在尘世劝服众人,他的神才是真正的上帝,所有的人都应该顶礼膜拜。这是一种极为突出的精神帝国主义,除了那些生长于其中而又不受此局限的人,他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 从赛珍珠对那些思想狭隘、固守教条的空想家们的批判来看,她在父亲面前似乎退却了。其实不然,她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也经常这么说。赛珍珠曾告诉朋友们,父亲并不在她所批判的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列。这一点理由很充分。赛珍珠的父亲十分重视精神生活,动身来中国传教之前,先后在“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University)以及弗吉尼亚的协和神学院(Union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学位。1909年,又获得了母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在中国,凭借着精通汉语口语与书面语以及对汉语发音及其习惯用法的掌握,赛兆祥很快就在传教士中间脱颖而出。在把《圣经》译为中文时,他还给自己订立了十分苛刻的翻译标准(这一点仍然很重要)。 首先,传教经验丰富的赛兆祥对中国人一贯的怜悯赢得了女儿的敬爱。尽管他经常受到骚扰有时甚至直接遭遇暴力,尤其是跟乡下的“农夫们”打交道的时候,赛兆祥却认为他们做得没错。相较于那些自己不信任的白种人,他更喜欢与这些人为伴。“异教徒”这个词从未污染过赛家的空气。事实上,赛兆祥拒绝吟唱任何带有这个字眼或其他贬低中国人的词语的圣歌。虽然很难严肃地把儒教和佛教当宗教来看,赛兆祥却认为这两者值得认真研究,并试图找出这些教派与基督教的连贯性。当然,赛兆祥坚信中国那些拒绝福音的男男女女们最终会逐渐消亡。在赛珍珠的笔下,此种信念更像是一份需要承担的责任,而非理应遭受蔑视的偏见。 对此项研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赛珍珠把安德鲁这个人物刻画成了人类的优良品种。现实生活中,赛兆祥生命的最后10年都是在女儿家度过的,然而,赛珍珠却从未与父亲谈论过任何非传统的宗教观点,也不允许其他人在父亲面前对基督教的教条或传教活动表示质疑。赛兆祥去世时,赛珍珠在给一封吊唁信的回复中,骄傲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非凡的人——那么纯真,那么善良。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身上比他带有更多这样的优秀品质”(赛珍珠于1931年11月13日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值得注意的是,赛珍珠对跟自己的父亲同代的传教士们也持相似的态度。她写道,他们是“天生的战士,一群伟大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信仰还是一项需要为之战斗的事业”。作为独特的、源自英美的精神帝国主义者,这些固执的征服者们表现得“自命不凡、爱好争辩、无所畏惧、思想狭隘、脾气暴躁”,“然而,他们又非常善良、天真,只是曾被蒙蔽了双眼”。 赛珍珠是赛兆祥的女儿,父亲无形之中对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赛珍珠的想像。赛珍珠在很多方面都明显地效仿自己的父亲。首先,她遗传了父亲对书籍和外语的喜爱,跟他一样,丰富的精神生活让赛珍珠精力充沛。其次,赛珍珠继承了父亲目标单一,并对懒惰、虚有其表之人表示轻视的态度。她从不关注美国文学批评家的评论,也不重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专家以及神学界的狙击手对自己的抨击。1938年赛珍珠就对一位朋友坚称,“很早以前我就养成习惯不再看别人对我作品的评论了。”(赛珍珠于1938年1月25日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此前一年,她还曾宣称,“我若是在乎别人评价的话,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是我父亲的女儿了。”(赛珍珠于1937年2月15日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现藏于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在一些细微的地方,赛珍珠也一样步父亲的后尘。有种冲动促使她不断地批判国家政策、鼓动进行改革,并且每日依靠灵感写出250个字的小文章——简言之,赛珍珠想要敦促所有愿意倾听的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种决心就像是一把明亮的火焰,始终燃烧在她的胸膛。赛珍珠十分享受讲话时的“权利”,代表中国人讲话时尤其如此。在赛珍珠看来,真正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的是西方,而非东方。那些充当《大地》中人物原型的勇敢的中国人,在赛珍珠抑扬顿挫的描述中仿佛生活在超越时空的地方,稳定而又沉静。传教士、商人、炮舰,来了又去,却从未真正改变些什么,因为这片广袤的土地总是能够“包容并吸收”她的征服者。半个世纪以后,赛珍珠对于中国“历史停滞”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于85%的中国人来说,赛珍珠大胆断言,“旧的方式仍然会继续。不可能出现其他情况,因为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几百年来所坚持的一切。”她认为,之所以很难在中国推行基督教,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民无法改变。如果说赛兆祥对中国人的庇护是想要改变他们的话,那么女儿赛珍珠对中国人的庇护就更胜一筹了,她想让中国人远离父亲试图引进的那些变化。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赛珍珠是跟父亲极其相似的传教士。事实胜于雄辩。“对我而言”,赛珍珠写道,“真实比令人欢欣鼓舞的虚假更宝贵,直言不讳比巧妙的搪塞与遁辞更有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1937年J.格雷沙姆·梅琴早逝时赛珍珠对他的颂扬了。梅琴,在此回想一下,就是1933年为了保持教派的正统思想而逼迫赛珍珠离开长老会的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赛珍珠才认为他令人钦佩。与现代的传教士相比,他胜人百倍。这些教会里的好人们只会“贪图安逸、玩弄权术、见风使舵”。梅琴则不同,“他一点都不退让,从不向人低头。他从骨子里就不会妥协,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不取得胜利也绝不甘心”。在赛珍珠这个先前的传教士眼中,梅琴就是那种“正直的教条主义者”,是那种让像她一样的“正直的怀疑论者”,愿意坐下来与之好好合作的人。 对于与赛珍珠同时代的人而言,传教活动呈现出的是其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如果说赛珍珠的经历代表了很多人对传教活动的醒悟的话,那么,其间造就这场心灵与精神朝圣之旅的迂回曲折,也让许多人感同身受。 原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4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