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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世纪末，大量的中国章回小说和历史故事被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印尼的土生华人有计划地翻译为马来文，使中国通俗文学得以在当地广泛流传。这与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土生华人这一特殊的群落的特殊处境、文化心态以及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土生华人以对中国文学的选择，表达他们对祖籍国文化的依归。 关键词 种族 时代 环境 中国通俗文学 传播 土生华人 文化心态 一、“种族、环境、时代”与文学 法国著名的史学家、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以及《艺术哲学》中，阐述了他的艺术理论。在继承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提出并完善了其中一个被沿用至今的社会学派艺术观点，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种族是内部原始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力。尽管丹纳的观点有偏颇之处，如认为种族特性是该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永久的动力，而这却无法解释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的艺术盛衰状况；在讨论环境因素时，有“单因决定论”的倾向，而且受进化论局限，片面强调气候、土壤与艺术的影响如对植物的影响一般重要。但是，这三大因素确实是构成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种族”如果不仅仅指其“原始模型的巨大标记”，（注：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下卷第237页。）永久的本能， 而看到它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具有“后天”的特质；“环境”如果不过份重视地域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而看到地域自然条件与区域人文因素相连结，透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对文学产生影响；如果更多地关注到人文环境形成的关键一环——经济因素，触及与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话，那么，其以存在决定意识的立论应该更完善。 对产生文学艺术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原理，同样可以借以考察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学欣赏的选择。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华文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谱写着两者的血缘关系历史。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广泛而深入，其传播的媒介基本是华人自身；而传播途径很多，如劳工口头传播、私塾授课传播、社团活动记志传播、文人酬唱传播等。在印尼、马来亚等地，还有通过马来文的翻译，使中国文学得以在土生华人中广泛流传的特殊形式。 值得考察的是，早期那些略通华语（方言）而不懂华文的土生华人，为何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他们对哪一类作品感兴趣？为什么？那些来自祖籍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二、关于土生华人群落 “土生华人”统指在当地出生而有华人血统的人，这一阶层世界各地的情况有不同。 马来亚的土生华人中， 以海峡侨生（ The Straitsborn Chinese）为代表，他们的俗称叫“ｂā＠①ｂā＠①”（注：ｂā＠①ｂā＠①，巫语Baba的译音，为侨生的统称；另，也用于专指男性侨生，女性侨生称“娘惹”。）。ｂā＠①ｂā＠①社群的形成，始自海峡殖民地，特别是马六甲的华巫二族通婚。“ｂā＠①ｂā＠①”最初指华人男子与马来女子通婚所出之混血儿；后来这些混血儿之间也相互嫁娶，生儿育女，于是形成一个土生的华侨群体。19世纪，他们中的女性开始与当时大量涌入的中国新移民通婚；由于新移民中绝少女性，“ｂā＠①ｂā＠①”们只好仍然娶马来女子为妻。这两者的后代的不断增加，ｂā＠①ｂā＠①群落的人口遂迅速发展。 ｂā＠①ｂā＠①社会群落的文化形态因此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①＠①是殖民地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从母系而马来化。语言文字上，通用稍有变异的夹杂闽南话的马来语（又叫低级马来语），略通华族方言；有不少人受到英文教育而精通英语。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团体，自己的报刊杂志（以英文、马来文为主）；战前，他们享有许多其他华人所没有的政治、经济与教育权利，如可入主高级公务员、立法议员等职位，可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可享有种种受教育优惠，甚至有机会获取英政府的“皇后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他们后来往往成为华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且，土生华人与当地中国移民甚少往来，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而，从种族的角度而言，“马六甲的华人的血液中有和华人的血液一样多的马来人血液。但是，他们的后代是华人而不是马来人。他们保持着华人的文化，华人的风俗习惯和华人的服式。”（注：［英］巴素（Purcell）：《马六甲华人居留地》（Chinese Set ement in ma lacca），转引自林远辉、张应龙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版，267页。 ）他们的文化认同没有脱离传统华人的轨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的风俗习惯，在ｂā＠①ｂā＠①群落中得到较完整的承袭。如承袭姓氏、祭祀祖宗，至于社会礼仪、婚丧嫁娶，更依华族古制。一般的衣着打扮，也有中式的，甚至陋习如男子拖辫、女子缠足也见诸其间。他们建立的庙宇，也多是中国宫殿式的构架、雕工；宇内所悬匾额对联，所置碑铭，皆以中文书写。中华文化以其最表层的形式，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见其民族意识是十分明晰的。20世纪初，海外华族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更强化了这一意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寻根意识，是华族在选择了另一种生存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远离自己的祖籍国之后，心灵原始无意识积淀“浮出海面”的寻根表征。 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政治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文化认同上倾向于中国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且巫且中；在语言上，除少数受英文教育的人外，大多数人是既失去中文能力又不谙荷文、英文而只通低级马来语，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既想亲近中华文化又只有阅读马来文的能力。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可以证明这一族群的此类“亲近感”：例如马华互译交流的早期，新移民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编著了多类华、马双语词典，而未有人将丰富的马来亚古典文学译为中文；而土生华人，在当时由于享受到种种政策优惠，成为经济领域的宠儿而无衣食之忧，转而寻求精神食粮。其主要手段，就是以马来文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以满足精神需求。 三、接纳中国通俗文学的心态及意义 据现有资料证明，在19世纪末，就“有许多中国章回小说和历史故事等，被土生华人有计划和有系统地翻译成罗马化的马来文。由1889至1950年，前后翻译了不下七八十种书目，……”（注：扬贵谊：《华、马译介交流的演变》，见《亚洲文化》（新加坡）总第9期，168页。）而印尼的以马来文译中国小说更早至1882年。（注：廖建裕：《华文文学翻译在印尼》，见《亚洲文化》（新加坡）总第15期，65页。）印尼土生华人的状况与海峡侨生有相似之处，其华译巫的作品，多于海峡侨生群落。相似的是，生活在两国的土生华人为自己的群落选择的中国文学作品，早期的基本是演义、奇观、志怪等通俗小说，它们囊括了中国古、近代通俗小说的五大类：历史演义、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其中以历史演义为最大量，公案、侠义次之，志怪与言情只占很小的比例。（注：关于印、马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书目，据注④⑤文，以及梅井的《ｂā＠①ｂā＠①翻译文学与曾锦文》、许友年《印尼土生华人马来语文学与土著现代文学之比较》等文，后两篇分别见于《亚洲文化》总第2期、第11期。 上述文章提到的被译为马来文的作品有（由于是意译、节译，书名与中文文本有异）：《三国》、《宋江》、《西游》、《孟丽君》、《乾隆君游江南》、《大闹三门街》、《封神万仙陈》《凤娇与李旦》（选自《晚唐》）、《五美人》、《今古奇观》、《聊斋》、《包公案》、《施公案》、《蓝公案》、《林爱珠》（选自《金石缘》）、《齐天和尚》（选自《西游记》）、《温如玉》、《粉妆楼》、《七侠》、《征东》、《征西》、《后五代》、《列国志》、《后列国志》，另外一些资料还提到如《二度梅》、《黑白蛇》（又名《白蛇精记》）、《雷峰塔》、《反唐演义》（又名《薛刚反唐》）、《三宝太监》……等等。）总的看来，译者选择的大多是具有非常强的历史性、故事性与民俗性的作品。这样一个特殊群落，为什么选择这一类作品作为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蓝本呢？在他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文学时，这些作品起到什么作用？除了这类作品由于其通俗性而易于流通的原因之外，必定还有其它历史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民族心理因素决定了艺术创造的性质、形态。丹纳认为应该从物质世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寻找决定因素。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制约文学艺术的产生：“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顽强而巨大的压力，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使这一集体中从个别到一般，都受到这种作用的陶铸和塑造。”（注：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下卷239页。）民族心理同样影响、甚至决定一个民族的审美取向。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群体的审美趣味，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因素形成的文化心态、社会心理，密切相关。“文化是一个有其自身生命和规律的自成一格的体系，其功能在于使人类适应自然界，以保证种的生存和延续。”（注：［美］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土生华人群体是一个具有同质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族群，在这一文化圈中，华族的文化寻根，既为文化发展所固有的传承性所引发，也是对生存方式选择的使然。而且，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于一定的欲望驱使产生的。土生华人群落在具有特殊地位的社会环境下，既有优越感——由于得到殖民者的另眼相看而优于其他中国移民，而在文化归属感上，又未能西化而依然趋向于认同中国。这种心理使他们在尚未建立自身的文化体系时，对本源民族文化抱完全认同的态度。然而，他们生活的环境很难直接给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精神需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特定的行为主体总是生活在有限的时空中，体验有限的人生，人们对这个有限空间以外的世界，往往抱着一种企求最大限度地认知这个世界的欲望，而文学恰恰是最能通向扩展生存空间、延伸生存时间的有效途径。中国古典小说，对土生华人而言，恰恰是他们了解遥远而亲切的祖宗之国，一解乡愁的媒介。 中国通俗小说，大量地承载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因素，它的认识价值有时超出了正史记载。中国传统文学观认为，小说可以翼史补经，劝善惩恶。历史小说通常属稗官野史的性质，它是对历史的一种补充。通过历史小说，在享受文学作品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废盛衰的历史，对普通人而言，比读史书更感兴趣。清代的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序》中说：“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土生华人正是通过对通俗小说的普遍阅读，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濡染中华民族文化的。小说的另一教化作用，即它的“补经”之功：小说足以借故事阐发传统的知识伦理、道德观念。如《三国演义》、《水浒》等作品，虽然是“造反”小说，《水浒》还属官禁之作，但它们所塑造的领袖人物——刘备与宋江，都具有儒家哲学核心的“仁者爱人”的品格。他们都怀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民本思想。他们对百姓“施仁政”，即使如宋江者并非命官，无“政”可施，却也以绿林首领的身份，广施仁义，因得“及时雨”的美誉。《水浒》的马来文译本，改以《宋江》之名，亦反映译者的认同与取向。敬朋友，重义气，也是这两部小说所倡导的人物品格。刘备等人的“桃园三结义”，宋江等梁山泊英雄排座歃血誓盟，都是以“义”为纽带，将同道者以传统的结拜兄弟形式联结在一起，“义”成为人物行为的道德准绳。《水浒》的全称就是《忠义水浒传》，强调忠与义的人际关系。关羽在后世之所以被封为“关圣大帝”，皆因其义行而得其英名；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华人地区都设有“关帝庙”，足见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中“义”的观念的认同。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毫无例外地建立各种地缘、血缘、业源团体，盖因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而“义”是这些团体的灵魂。新加坡的“古城会馆”之名，即包含了对三国“桃园结义”的文化倡导。（注：三国故事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于徐州大战失散之后，在“古城”重逢，赵云也在此时此地加盟。新加坡“古城会馆”便是一个由刘、关、张、赵四姓连宗的团体；1946年，该团体更易名为“刘张关赵古城会馆”，以彰其义。“古城会馆”事见方雄普、许振礼编著《海外侨团寻踪》242页，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对土生华人和其他的移民而言，这种以血缘为基础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框架，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的意义网络，他们对本源文化中“义”的认同与重视，是生存意志的体现。就其情感状态而言，是由于在异族文化环境中出现的陌生感、不安全感所产生的。希望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本民族中形成凝聚力，在应付异质环境时，创造性地运用中华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智慧，去化解、平衡、协调各种冲突与危机，是土生华人在特定的环境与历史时期中采取的一种生存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以本民族文化去弥补“当下”文化的意义失落的可能性更小些。 译者的节译文本选择，以及在译文前的附序，文中的加注等，也都明显地表现了其传达中华文化思想与道德观念，以正风气、以图生存的意图。如著名的ｂā＠①ｂā＠①翻译家曾锦文，从事马来文翻译中国章回小说工作十多年，前后完成了18部译著。在每一卷（注：每一部小说的译本，都分若干卷出版，如《三国》共30卷，《宋江》共19卷。）译作的卷首，都附刊序言，点明题旨，析意辨义，以明教化。译文中也常常随时就人物心理、行为中的道德观念，加以评点。（注：见梅井《ｂā＠①ｂā＠①翻译文学与曾锦文》一文。）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者常常以叙述干预的行为，对作品人物、事件进行道德评价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客观的环境造成的生存需要与主观的本民族认同的情感需求，使土生华人群落选择了充满“义”文化色彩的中国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在土生华人中广泛流传，除了上述的出于生存策略的需要外，另一重要的心理原因是，这些小说中的英雄建功立业的经历与气概，使身处异邦中艰苦创业，谋求发展的土生华人，感受到了一种生命力舒展的快感。各种英雄人物传说，在英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与社会使命感，如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立，在重重磨难中表现出顽强的承受能力，反抗不平等的处境，以及伴随着其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民族精神，总之，一种张扬的民族气概，与土生华人的处境、心理需求有许多重合点。这些文本向土生华人们提供了个体日常生活经验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和领域，构建出一个更自由、更理想的世界。一种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在小说中得到了完满的实现。这使他们的阅读不仅得到心理满足，也寻找到了精神支柱。 同时，这些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描写汉民族反抗外族入侵的历史的，如《说岳全传》《万花楼》等等。小说所颂扬光大的，是汉民族不甘外侮、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读这样的小说，会使每一个汉人血脉贲张，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叹不已，为民族英雄而骄傲；这实际上是一种血缘认同，一种根的意识。1894年，日本进兵朝鲜，朝鲜请援于中国，于是三国开战。曾锦文在其时陆续出版的译著《三国》的序言中，称此次战事为“我们这时代的三国”，并连续报道战争进程，加以评论，表明其坚信中国必胜的态度。（注：资料来源：同注①①。）此举在ｂā＠①ｂā＠①群落中引起热烈反响，这鲜明地表明了土生华人强烈的中华认同意识。 实际上，通过对中国文学文本的阅读，加深与稳固土生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于形成、发展该群落自身的文化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土生华人既然选择了异国的生存空间，必然面临着遭遇异国文化的问题。而任何民族，如果想在异文化中保有自己民族的生存标志——文化，以保存该民族的存在意义，就必须以本民族文化体系为参照，以决定自己将对另一种文化的选择、切割、认知与解释。如果没有内化为心理结构的特定民族文化模式为参照基础，必然在遭遇异文化时无所适从，或全盘接受，以至本民族文化在异文化的淹没下失去生存的空间与意义；或作错误选择，而陷入无法兼容与吸纳的尴尬境地，更惶论与异质文化相碰撞而产生新质文化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文学传播，对土生华人而言，不仅只有娱乐的、实用的生存经验借鉴功能，以及文学的浸淫与阅读心理满足的意义，还有自身文化建设的哲学意味。 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由于土生华人在经济上处于先导的地位，使他们有足够的精力从事文化建设。由1894到1935年，土生华人创办过数份双语和单语的马来文报刊，它们是：《土生华人报》、《东星报》、《马来西亚维护者报》、《每日新闻》、《土星报》、《讲故事报》，在单行本没有出现以前，翻译作品就在这些报刊上连载。（注：见扬贵谊：《华、马译介交流的演变》一文。）而且，在二战前，新马的出版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有ｂā＠①ｂā＠①才有能力大量出版文学作品。 四、结语 中国通俗文学首先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印尼、马来亚土生华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其文学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印尼的土生华人文学发展，高于并影响当地土著现代文学，与当时的中国章回小说的广泛翻译的促进有直接关系。至于海峡侨生，文学的影响虽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它沟通了中国文学与ｂā＠①ｂā＠①群落之间的关系，使ｂā＠①ｂā＠①群落从未中断过来自祖籍国的文学、文化的联系。ｂā＠①ｂā＠①群落一直坚持中华文化的选择，与中国文学在其中的前期传播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传播，一直延续下来。战后，印尼以马来文大量翻译了港台的著名的武侠小说，如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人的全部武侠小说，几无遗漏。新马的翻译，就不仅限于俗文学、也不局限于ｂā＠①ｂā＠①群落了。这时，新的时代、环境，新的国家认同意识，（注：二战后，华侨的国家意识与身份发生了新的转变，他们由“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由华侨变为华人，新的民族——华族随之产生。）以及文学发展规律本身，使中译马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层面：由单向翻译发展为互译；由个人行为变为官方行为；由单项的通俗小说选择到多项的选择——体裁上，有小说、诗歌、散文，内容上，既有《浮生六记》一类古典小说，也有鲁迅、巴金、艾青、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名作，还有马华文学作品翻译。这时就不仅仅是生存意识使然，还有文化理想的诉求，文学的交流目的等新因素的加入。这就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了。 特殊的身份、特别的生活环境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土生华人具有与其他移民不同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而这一切，无疑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文学选择。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8334 (责任编辑：admin) |